写于2012年2-3月。本人主持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重点课题项目《世界文化中心城市建设之国际比较研究》部分内容。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中心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研究城市学、城市文化学问题
在当代，城市如何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因为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我们国家正处在加快城市化的历史阶段，而城市如何建设、如何发展面临着种种难题，也遭遇了种种困境，而且这些难题和困境往往与我们缺乏城市化的理论准备有关。对于作为城市学二级学科的城市文化学的缺乏理论准备就更是如此。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城市，对于城市学和城市文化学的研究要比我们早得多，理论也成熟得多，其中又以美国和日本为典型。在他们那里，不但城市学，而且在其下面的城市管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文化学，也都发展起来了，甚至对再下面的分支学科也有很深的研究。可以说，他们在这方面，有机构，有专业，有学科，有教材，有队伍，有人才。平时对进入视野的世界各国的相关的城市都有所涉猎，特别是国家只要需要研究哪些城市、研究哪些方面的问题，就能很快提供出相应的成果和进一步研究的专家，即使需要临时搞突击性的研究项目也很方便。而我们过去只知道上山下乡，甚至把城市农村化，想不到还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更想不到农村还要城市化，当然就更不可能想到要研究城市文化学，甚至是城市比较文化学了。以至于现在需要做城市文化的比较研究了，也只能是“临时抱佛脚”，缺东少西，特别是没有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应该说，这是我们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遇到的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严重问题。现在，是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在中国，作为一门新学科的都市文化学兴起于2005年，其标志性事件是那一年的12月，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上海市都市文化学重点学科联合主办的“都市文化学科建设论坛”在上海—苏州召开。来自十余所著名高校和研究单位的6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一致认为都市文化研究是在当代世界城市化背景下新兴的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现在，上海师范大学设立了都市文化学专业，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发行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集刊，一个研究都市文化学的热潮正在兴起。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林立，基础人才济济，要发展哪个学科，只要下决心，还是很快的。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迅速行动起来，选择单位、组织团队、建设学科、建立专业。可以以城市学为一级学科，优先建立城市经济学、城市文化学、城市管理学等二级学科。同时，重点发展二级学科中的城市经济比较学、城市文化比较学、城市管理比较学、城市交通比较学等国际国内的比较研究，借他山之石，攻我家之玉。这样做，总比我们在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情况下，自己闷着头干要强得多，也快得多。应该说，现在正是城市学术研究在推动国家文化中心建设中发挥英雄用武之地的大好时机。这对于建立北京城市文化学的学科专业和学科队伍，加强对发达国家文化中心城市建设的研究和借鉴，加强对国内文化特色城市建设经验的学习和吸收，总结北京文化中心建设中的经验和不足，建立北京文化中心建设与发展的理论模型，意义十分重大，也十分迫切。另外，曾有学者建议开展首都学、首都文化学的研究也应该予以重视。
二、研究北京城市发展转型问题
北京经过30余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经历了无与伦比的奥运辉煌，已经成为一个在现代化道路上奔跑着的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大都市。2011年北京市GDP达到160004亿，人均80394元，早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北京，特别是后奥运时代的北京，面临着巨大的人口资源环境交通的压力，不堪重负，难以为继。人口增长过快，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严重，水源接近枯竭，交通拥堵厉害，抗灾基础设施薄弱，是其中几大突出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北京向哪里去？北京如何发展？成为领导和群众、中央和本地共同关注的大事情。总的来说，以GDP为中心，以大工业、高消耗、高污染为模式，以出卖土地、搞房地产、销售汽车为挣钱手段，以制造洼地效应吸引大量人口为善事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北京城市的发展需要转型、而且是迫切需要转型。同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经济的发展也迫切需要转型，需要从外需拉动型转向内需拉动型，需要从依靠自然资源型转向依靠智力资源型，需要从加工制造型转向自主创新型。全国性的经济发展转型问题，也是促使北京思考自己转型的强大动力和压力。无论是世界性、全国性的共同问题，还是北京自己的独特问题，都决定了这样一个结论：北京城市的发展必须得转型了，不转型就没有出路了。其实，推动北京城市解决转型问题，才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2011年“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专题调研的真正缘起和真实动因。这个意思吴良庸老先生说过，许多有识之士说过，杜德印同志更是反复强调这一点。
那么，北京向哪里转型呢？转型到哪里才能实现北京的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呢？才能与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状况相适应呢？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北京城市的发展必须放弃走经济中心、产业中心、工业中心的老路，回归中央对作为首都的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转向以文化发展为重点、以文化中心建设为主责，以文化立市、科技强市为战略的道路上来。在这样一个战略性的转型选择之后，北京发展的动力应该是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双轮驱动，北京发展的目标应是经过认识升华后的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总之，北京应该是一座以知识经济（高信息、高科技、高文化、高智能）、服务经济（第三产业、新兴第三产业）为基础的，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为驱动的文化城市。经过2010年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大讨论、2011年文化的大调研之后，应当说，关于北京城市发展应该转型、必须转型的问题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共识，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目标也已经深入人心，而且政府已经制定了分别的阶段性的行动计划。但是，关于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的各自内涵的认识，关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关于文化与科技之间如何融合的认识；关于对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这一发展目标的各自内涵的认识，关于对三者之间内在关系的认识，关于对实现“三个北京”具体路径的认识等，都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研究。也就是说，单就围绕着文化中心建设来说，在实现北京城市转型方面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研究北京工作转型问题
要实现北京城市发展的转型问题，就必须首先实现北京工作的转型问题。这里建议研究北京工作转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首先，是研究解决北京发展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北京的工作当然应该有它的中心，当然也要贯彻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然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建设就不会有底气和基础，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在北京的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把北京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来运作，就有可能偏离中央对北京的功能定位，甚至导致北京发展中的功能紊乱和错位。其实，作为北京工作的重心，很简单，就是牢牢把握住中央对北京的功能定位，即“一个首都，三个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四个服务（为中央工作服务、为国际交往服务、为发展教育科技文化服务、为全市人民服务）”。把握住这个功能定位，也就把握住了北京城市的方向、未来，也就把握住了北京城市发展的战略重心和根本任务。
在这个功能定位中，什么是具有核心意义的东西呢？显然，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是由首都地位决定的，其建设方针也是要由中央考虑交办的，而文化（广义而言的文化包括科技、教育、文艺、传媒、体育等）中心恰恰是需要北京在中央的指导下来规划和建设的。这个意思，简单地说，就是北京城市的发展要不要以国家文化中心的建设为重心的问题，也即要不要以文化中心建设来为自己的工作定位的问题。显然，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可是，多年来，我们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上是不够自觉的，至少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观念是不够牢固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恰恰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研究好了，树立好了，在工作中也就不容易反复折腾了。
说来说去，我们似乎把一个关于城市转型的崭新的问题拉回到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老问题上去了。是的，问题就是这么复杂而又简单，如果我们始终沿着中央给北京的功能定位来努力，可能就不用现在重新提出转型问题了。这里的曲折往复的历史过程恰恰是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的。简单说，所谓北京工作转型问题，也就是北京要不要以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为重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是都有牢固的共识的，并不是都认识得很到位的。所以，仍然需要研究、需要深化、需要巩固。
其次，是解决怎样以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为重心的问题。也就是解决怎样领导文化、建设文化、管理文化、服务文化的问题。从世界发达国家文化中心城市的经验和我们自己传统做法来看，有几个工作中的问题是需要很好地总结和研究的。比如，文化领导应该从以领导人的注意力为转移转向尊重文化规律、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办事考虑，文化建设应该从政府运作为主转向市场运作为主，文化管理应该从人为管理为主转向法治管理为主，文化机构的职能应该从文化管理为主转向文化服务为主。这些问题都属于北京工作如何适应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需要的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些问题值得研究，是由于不研究这些问题，我们的工作很难适应建设全国文化中心这样一个比较过去算是很新的任务。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在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当中选一个例子说说，即文化法治环境建设问题。文化运作从政府运作转向市场运作，相应地文化管理的方式也需要从人为管理转向法治管理，这就有一个文化法治环境建设的问题，而这是我们以前关注不够的。文化法治环境建设，在2011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专题文化调研中，是作为子课题开展的。从该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来看，至少有如下问题需要关注：一是文化立法总体薄弱，在一些重要领域尚属空白；二是文化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业态缺乏相应的法制规范和引领；三是有的法律法规已经陈旧，亟待修订完善；四是有些法律法规比较抽象原则，操作性、针对性不强；五是文化执法能力不足。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我们的文化立法理念相对滞后；二是文化法制理论研究薄弱；三是现行文化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四是法治文化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把这些问题和原因再归结一下，主要是文化一是依法治理还是依人治理的问题没有解决，二是文化运作主要依靠政府还是主要依靠市场的问题没有解决，三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没有解决。而这恰恰是我们在城市转型到以建设国家文化中心为重心以后，在北京的工作中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
不仅是文化法治环境建设问题要研究，其他诸方面的问题也都迫切需要研究。这些问题不研究解决，北京工作的转型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的。
四、研究北京的文化建设本身如何转型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