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五四文化论战，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发动了以传播西方民主与科学、反对中国旧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它的开展引起了文化保守势力的阻挠，中西文化的冲突，及由此引起的新旧思想论战也不可避免。这样，1915年后，首先围绕着东西文化异同优劣的问题，思想文化界进行了东西文化论战。
在论战初期，张东荪处于旁观地位，没有参加。因为在他看来，西方文明高于中国文化是不刊之论，无须罗列许多表面现象来加以论证；并且西方文明滚滚而来，是必然的趋势，实在没有讨论的必要，应该注意的是“如何”输入西方文化问题。在《新潮杂评》中，他表达了这种思想。当该文受到傅斯年的批驳后，他仅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不骂主义之胜利》，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后来，他明白地说：“我们对于西洋文明到中国之前途非但不必杞忧，且亦正可预料其必然大兴，这是自然的趋势，即大势所趋，不是任何人鼓吹主张的力量。”又说：“须知西洋文明之输入既排山倒海而来，是阻挡不住的，即反抗亦是百分之九十九无效的。所以我们正不必引为毒害的妖言，特辞然而辟之。”五四文化论战之初他不参加，甚至30年代不参加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均是受这种思想支配的结果。
然而，1919年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新旧思想调和论便应运而出。1919年秋，章士钊在上海、杭州等地发表演讲，鼓吹新旧思想调和论。主张“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必甚于开新。”认为新旧思想应该调和，以达到“国粹不灭，欧化亦成”的目标。它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的翻版，由于它貌似公正、又有科学的依据（移行说），颇具影响力，所以此论一出，“调和”、“折中”之声蜂起。张东荪认为，守旧论不足为害，因为它无法阻挡新思想的输入，但调和论却足以消灭社会改造的动因。所以对于这种调和论他不能不“提出异议”，加以批驳。他在《时事新报》上先后发表了《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等文，批评章士钊的观点，申明了自己的文化观。
首先，张东荪运用抵费里（Devrie）发明的“突变”论作为反对移行说的科学依据。他认为，突变是变的意思，潜变是变因的发生，一个生物表面上不变，但变因已潜萌其中，到条件成熟便发生突变。生物是依“潜变——突变”规律进化，并非章士钊所谓的移行。批驳了移行说后，他接着指出，社会进化如生物进化一样，也处于“潜变——突变”中。他用“突变”论说明输入新思想与社会变动的关系：“比如我们鼓吹新思想便是制造潜变（下变的种子），决不能与旧的调和，一调和了，便产不出变化”。
其次，他详细界定了“调和”的内涵。认为：“调和有二个意思，一个是甲乙化合变为丙，一个是甲乙互让，”前者是自然现象，后者是人为的调停；章士钊的“调和”实际上是指人为的调停。他强调，新旧思想的真正调和是双方融合变成丙种新思想，它是按照自然的趋势而变化。根据这样的道理，他说明了当时新旧思想不能调和的原因。输入西方文化是“变的酝酿”，然而“酝酿”是不能调和的，一经调和就把未成熟的新思想消灭了，所以，他指出：“我以为变后可以调和，而未变时的变因不能调和，调和变因便是消灭变化，也就是使变因不发效力，如甲乙调和成丙，必定先有甲，次有乙，现在乙还没有成熟，如何能调和呢？”现在中国处于新文化输入阶段，当务之急是准备变因、培育新机，即输入西方文化，而不是作人为调停工作。所以，他认为“守旧论不足阻害新机，而调和论最危险”，章士钊的调和论，实际上阻挡了新思想的传播和西方文明的输入。
这里，张东荪虽没有直接倡明“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的文化观，但从他主张酝酿变因、培植新机、确认中国现在是“潜变时代”等观点看，实际包含了这个意思。只是他旨在从理论上说明输入西方文化的必要，反对任何阻挡输入新思想的企图，所以，没有机会系统阐述该文化观。此后不久，在批评梁漱溟文化理论时，张东荪将“输入西方文化”的文化观全面展开。
1922年初，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在该书中，他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视为三种不同“路向”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的路向，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的路向，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路向，三种文化平行发展，没有优劣之分。他比较了三种文化后认为，西方文化弊端显著，处于不得不向第二种路向转变中，人类文化将“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由于梁漱溟是通过比较中、西、印文化后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加之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危机四伏时提出的，所以，立即得到怀疑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的赞同。在这种背景下，一贯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的张东荪，感到有从理论上系统阐发自己文化观的必要。1922年3月，他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梁漱溟的文化观进行批评，“在批评中指明批评者的立足点”。此“立足点”，便是其“输入”论的文化观。该文可视为五四时期张东荪系统阐发中西文化观的代表作。
第一，批评梁漱溟研究文化的方法，用民族心理学的成果论证“民族特性”是可以改变的，为输入西方文化提供科学依据。张东荪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是由一种哲学产生的，同时文化与哲学的范围亦不相应，所以，梁漱溟把文化还原到一个哲学（儒家学说）的态度，“只能算一种观察而不能算研究文化全体的方法。”既然只是一种观察法，梁据此而得出的结论，自然带有主观臆想成分。张东荪申明：自己要用“科学”方法研究文化问题，“读者须知我是主张用科学（即民族心理学人种学地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来研究文化的。”他用美国学者郝金在《人性及其改造》中的研究成果，来论证“人性可以改变”的观点，得出了一个精辟结论：“我们不必因民族有特别本能而就以为不能采用他族的文明了。”即不同民族虽有其根性，但又有相通性，人类文化是可以沟通的，一个民族完全可以学习和采用他族的文化。这实际上暗示：中国虽然有自身的民族性，西洋民族亦有其民族性，但这决不能成为中国无法学习西方文明的依据；恰恰相反，由于不同文化可以沟通，中国必须输入、采用西洋文明来改变自身的民族性。这样，张东荪从民族心理学角度论证了中国采用西洋文明的必要性。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能不能采用西洋文明，而是去不去采用和如何采用西洋文明的问题。
第二，批驳梁漱溟对西方文化发展趋势的错误观察，认为西洋文明发展到更高阶段，中国更应输入和采用西方文明。梁漱溟断定，中国的自得其乐主义将代西洋向前奋进主义而兴。张东荪认为，梁的这个观察是错误的。从西方文明的变迁看，西方文化不但没有回到中国文化之路上来，反而进展到一个更高阶段：思想上，科学发展如故，新式机器层出不穷，功利思想仍然发达；哲学上，实用主义是讲淑世主义的，柏格森等思想有接近中国文化的倾向，但他们是主张动的，与孔子自得其乐主义绝不相同；社会上，现代最大的潮流是社会主义，它只是个人主义的反动，即由个人享乐主义转为社会享乐主义，并不是调节意欲。所以，无论从哪方面，都看不出西方文明向中国文化转变的趋势。
张东荪认为梁漱溟观察失误的原因，就在于“把西洋文化只看作物欲的争逐”。实际上，西方文明并不仅仅表现为物欲的争逐。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派虽反对物欲的争逐，反对战争等，但这决不是西洋文明放弃“向前要求”，“这些说只是主张向前追求应改变方法而不是主张持中意欲以自得安分”，所以，西洋文明已由“个人逐物”进至“社会逐物”阶段；其“向前要求”的精神不但未变，而且更强烈了，只是其方法变得更进步了。面对西洋文明的新发展，中国更应摒弃“自得其乐”的文化，彻底输入西方文化，走西方奋进主义之路。
第三，批驳梁漱溟持中意欲的人生观，论证中国应采取西洋奋进主义的人生观。在梁漱溟看来，持中意欲、自得其乐，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持中意欲的生活，也是最完美的生活。张东荪则认为，这种生活是违背生活本性的、极不自然的生活，“因为我们若不取顺应生活本来的趋势以奋进便应得息止生活。”只有西洋奋进主义的人生观，才是生活的正态。佛家“灭欲”的生活是一种变态，儒家的“持中意欲”也是勉强的，既不能减轻痛苦又不能满足意志。所以一旦与西洋物质文明相遇，“没有不立败的”。“我以为从此以后中国人没有法子再抑止他的意欲了，因为他本来是饥虎，不看见食物便罢，一旦看见还不要立刻跳出来么？等到已经跳出来了，再讲孔孟之道以为救济，必是劳而无功的了。”既然“制欲”失灵、“持中意欲”的不自然生活已被打破，那么中国人必须改变人生态度。于是张东荪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所应采取的自然是除去物欲争逐的奋进主义，换言之，即淑世主义。”所谓淑世主义，就是“一方面虽不控制‘欲’而他方面却极力扩充‘爱’。妙在调和众欲而成大欲，即是不使个人福利相抵牾而成人类的大福利。换言之，即使自利与利他各得其所并合在一起以发展到极高度。这种生活完全是奋进的而不是持中的。”所以，西方淑世主义生活观必然代替中国“制欲”的生活观，中国理应“彻底输入”并采纳。这是张东荪主张“输入西方文化”的重要依据。
第四，批评梁漱溟“重提中国原有的态度”，断定西方文明已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中国必须采用西方文化。梁漱溟认为，由于东西文化的民族性差异，中国不可能真正习得西方民族的文化，必须“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才不失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对此，张东荪坚决反对。他除了用民族心理学的成果论证“民族根性是可以改变”的观点外，还为输入西方文化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根据：西方文明已大部分处于世界文化的地位，代表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他说：“我们须知西洋文化实在已不仅是西洋的了，已大部分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例如梁君所举的科学与民治。就最浅近的而言，我敢问那一个民族能不坐火车点电灯么？如其不能，便是已经跪在科学的面前了。将来人类的交通日密，全地球的人类渐渐同化起来，自然都向这一条路走。因为奋进以征服自然而扩张生活是生命固有的倾向。”中国当然不能例外，必然要按照自然发展的趋势走到西洋文明所开创的道路上来。“西洋文化既是大部分上含有世界文化的要素，则我们采取西洋文化便不是直抄他族的东西。”于是，中国输入并采用西方文化的问题，已转变成中国采纳世界文化的问题。中西文化的关系不仅仅是东西两个民族文化的关系，而是地方性文化与世界性文化的关系，是世界文化主流与次流的关系。这样，他实际上把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问题，提到了中国应走向世界、迈向现代化的高度，突破了狭隘的东西文化民族性、地域性观念。这种观点，对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东西文化“性质之异”为由，反对输入和采用西方文化的论调，无疑是一记重大打击。
张东荪的“西洋文化大部分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大部分上含有世界文化的要素”的观点，是十分精辟的，它不仅体现了张东荪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刻，而且标志着近代中国人士对西方文化认识的飞跃。当时，杜亚泉、梁漱溟等人坚持认为，东西文化是“性质之别”，根本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化优越；陈独秀、胡适等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对中西文化差异问题的认识，也比较模糊。早在1915年，陈独秀曾说：“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之文明。”实际上是主张东西文化为“古今之别”，即“犹古之遗”与“近世文明”之别，未将西洋文明置于世界文化地位；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虽提出了“世界新文明”概念，但与张东荪所谓“世界文化”的含义并不同；同时，他强调的是“东西民族文化差异”，即地域性差异，实际上与杜亚泉的文化观颇为相似。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强调中西文化是“古今之别”，侧重于从纵向的“迟速”、“先后”立论，似乎也未从横向上认识到中西文化乃“世界文化”与“地方文化”差异。
较早视西方文明为“世界文化”的是常燕生。他说：“我们大家要晓得世界上只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没有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现代西洋的文明是世界的，不是一民族的；是进化线上必经的，不是东洋人便不适用的。”这其中包含了西方文明处于世界文化地位的意思，与张东荪的观点相似。它们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文化独立思考后的真知灼见。然而，张东荪与常燕生的见解虽然相似，却仍有较大差别。常燕生的观点带有极强的偏激性：只承认中西文化是“古今之别”，根本否认中西文化有“性质之异”。他说：“我对于世界文化的意见，向来主张世界上并没有东西文化之区别，现今一般所谓东西文化之异点，实即是古今文化之异点。”“西洋近代文明之发展并非基于其民族性之特殊点，乃人类一般进化必然之阶级。”张东荪承认“古今之别”，但又承认“民族根性”对中国输入和采用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他说：“我也相信一个民族有他由历史而来的根性，断不是一旦要采取外来的文化而就能立刻办到的。并且外来的文化充分灌入以后，固有的根性也不会消灭，必仍杂然呈露于其间，所以总不免有些变态。”
总之，张东荪通过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不仅公开申明了“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且系统论证了主张“输入西方文化”的理由，而侧重点尤在于阐发输入和采用西方文明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由于民族特性是可以改变的、西方文明经过“危机”进至更高阶段、西洋淑世主义是人类生活的正态，更因为西方文明已大部分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大部分含有世界文化的要素，中国不仅能够、而且必须输入和采用西方文化。正因西方文明是“世界文化”，所以，中国学习和采用这种文化“便不是直抄他族的东西乃是吸收人类公同的东西。”这是五四时期张东荪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根本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