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危险确实是存在的。联盟的竞选宣言完全是个模棱两可的东西，是介于左、右之间的混合物。联盟领导人的意图也正是为了吸引走中间道路的人。与保、工两党的竞选宣言相比，联盟的宣言唯一有新意的地方是明确承诺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比例代表制取代现行的简单多数制。然而，由于两党制和现行选举制度的作用， 联盟虽然获得了25%的选票，仅比工党少2.2%，但却只得了23个席位，只占全部席位的3.5%，而原来联盟两党合起来有38个席位。更令人沮丧的是，社民党原有的27个议席只保住了6个，就连“四人帮”中的罗杰斯和威廉斯夫人这样有名望的人物也没有当选。这对新生的社会民主党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
这次大选对保守党来说是一次奇迹似的胜利。在此之前，人们不曾相信一个使失业人数猛增到300万以上的政府居然能再次获胜，更不用说取得压倒多数的胜利了。然而，撒切尔夫人就创造出了这样的奇迹。她说服了人们服用了她开的这剂苦药。她让人们相信，良药苦口，但要想治病，就必须服用它，如果因为药苦而不服用或在疗程半途停下来，那将前功尽弃。她向人们保证，她的主张、她的直觉、她的勇气是正确的，事实上，大部分英国公众都赞同她的看法。她在最后一次竞选演说中说：
“请允许我向每一个公民说句话，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你们的政治信仰如何。当你们星期四去投票时，都不妨扪心自问：究竟哪一个党更能有效地捍卫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所热爱的、生我们养我们的祖国？英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千万不能走回头路。”
面对自己取得的胜利，撒切尔夫人首先想到的是下一步的工作。当女儿卡罗尔向她表示祝贺，说“这是历史，它将永垂史册！”时，撒切尔夫人却说：“可是，当你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历史似乎不像历史。人们以为你将欢呼雀跃，欢庆胜利，可是你却始终要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工作。”
大选后的第一个周末，撒切尔夫人就开始了她的下一步的工作，就是组织新内阁。这次，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内阁的人选了。她毫无顾忌地辞去了她所不喜欢的人，首当其冲被辞去的人是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皮姆，原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取而代之。奈杰尔·劳森接替了豪的财政大臣职务。其余内阁成员也都进行了调整。
在撒切尔夫人忙于重新组建内阁时，保守党的两个竞敌却忙于党内权力之争。在大选中败北迫使迈克尔·富特辞去工党领袖职务。最有实力竞争领袖职务的工党左派首领托尼·本怎奈在大选中丢掉了议员席位，从而失去了竞选工党领袖的资格。于是，有实力争夺工党领袖宝座的人物只剩下三位，即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彼得·肖尔，影子内阁内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尼尔·金诺克。最后，属于左派的金诺克获胜。社会民主党的“四人帮”只剩下了两位，即罗伊，詹金斯和大卫·欧文。后来，詹金斯把党的领导权交给了欧文。
第二届撒切尔内阁虽不能说是清一色的撒切尔派，但主要部门都是撒切尔夫人所信赖的人，可以说她完全控制了内阁。这为她推行她既定的治国方针创造了条件。在经济上，撒切尔夫人继续推行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这剂苦药在经过几年后终于见了成效，到8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像。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由70年代末的27%的上涨率降到4%左右。经济增长以3%的年率上升。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增强，罢工次数大大减少。由于地方政府出售公房，拥有自己住房的家庭从1979年的54%增加到1987年的66%。私有化政策使选民中20%的人，即900万人拥有了股票，而1979年时持有股票的人只占选民的7%。就业机会也有所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较之1979年有了显著改善。财政收支状况也不错，国际收支情况也是良好的，英镑危机没有发生，而在60年代时，英镑危机是频繁出现的。
与经济状况相适应，英国人的精神面貌与70年代相比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过去，人们谈论的是“英国病”，为英国的命运担忧，为英国的“不可逆转”的衰落而沮丧。可是在撒切尔夫人的治理下，许多英国人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扫。英国的地位由下降转而上升，由衰落转而复兴。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人们感到总的发展趋势变了。英国在被发达国家抛在后面后又重新赶了上来。
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的改变是多方面的。在进行经济政策上的改革的同时，撒切尔夫人还对英国的福利制度改革做了大胆的尝试。英国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英国的福利制度建立于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时期。1945年7月，英国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保守党惨败，工党上台执政。工党把建立福利制度作为其民主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946年到1948年，工党政府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改革立法，如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住房法、国民救济法。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已建成了一个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涉及全社会公民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方面，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学、文化、住房、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就业服务等项目。用工党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这套福利制度使人们的生活有了基本保证，缓和了社会矛盾，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给英国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拖了英国经济发展的后腿，同时也养出了一大批懒汉。到了60年代，这套福利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各届政府都想对它进行改革，但只能是修修补补，无大的作为。
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是极力主张加强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感的。她不接受工党的关于福利国家的概念。在社会福利问题上，她赞成丘吉尔的主张。丘吉尔认为，一个社会应当有一把梯子和一个安全网，梯子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梯子下面的安全网是防止人们跌入深渊。撒切尔夫人认为，战后的工党政府拉起了安全网，但却抽掉了梯子。但她又深知在当时的英国，反对福利制度就要失去选民的支持。于是她申明并不是绝对反对建立福利制度，她所反对的是由国家把一切都包下来，事实证明由国家包揽一切的经济后果是严重的。她主张减少国家包揽的范围，鼓励企业、社团和个人更多承担社会保障的义务。
早在第一任期内，撒切尔夫人就已指示政府的“中央政策研究小组”就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制定一项计划。该小组于1982年9月提交了一份报告，中心内容是把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支出转移到人民群众身上。根据这个计划，国家对高等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支出要大量削减，免费的医疗制度要改为个人支付保险费的医疗保险制度。这是一个相当激进的改革计划。不巧在未正式公布之前，其主要内容就被人们知道了，引起了反对党和公众的强烈反对。保守党温和派对此也表示不满。当时正值保守党年会，希思公开发表讲话，要求撒切尔夫人对这一计划表态。来自党内外的压力使撒切尔夫人看到这个计划难以实现，因此在保守党年会上没有正式提出这项改革计划。
撒切尔夫人并未就此罢休。但在第二任期内，她根据舆论的反应改变了做法。她命令社会服务部对战后以来所实行的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作一次全面调查并提出建议。1985年6月，该部发表了由3个分册构成的题为“社会保障之改革”的长篇报告，提出了社会保障各个组成部分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建议，但重点是养老金问题。因为养老金的支出居全部社会保障开支之首。1984-1985年度社会保障总支出为384亿，其中养老金支出就达154亿，占45%。而英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发展，照这样下去，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养老金支出在1993年将为179亿英镑，2003年为210亿英镑，2023年为357亿英镑。到2023年时，纳税者与养老金领取者的比例将由现在的2.3:1变为1.6:1，即一个半纳税人要养活一个养老金领取人。
这个报告认为，问题还不止于此。工党政府1977年通过了养老金与收入逐步实行挂钩的制度，如果实行这个制度，养老金的支出额将加速增长，到2023年时就会比原来预计的多将近一倍，为665亿英镑。按照政府的估计，英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绝对跟不上养老金增长的速度。撒切尔夫人认为这种远远超过经济承担能力的巨额支出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将使英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害。所以，社会服务部的报告主张废除1977年的这项改革，恢复原来的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同时报告还对社会保障的其他各个组成部分均提出了具体改革建议，主要是删繁就简、归类合并，有的支出略增，有的支出略减，但社会保障的整体结构未变。这次调查后提出的建议，经议会通过后一一施行。其总的指导思想是控制支出的增长。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撒切尔夫人还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文官制度上的改革。英国的文官体系是英国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英国的军事、教育制度一起，被称为19世纪英国制度建设上的三大成就，长期以来使英国人颇引以自豪。在英国，当文官是最让人向往的职业，很多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在选择职业上第一志愿都是当文官。在英国有“经商不如从政”的说法。但是，从本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文官制度日益受到批评，历届政府也曾企图加以改进。英国的文官制有3个特点，即连续性、中立性和稳定性。在新旧政府交替时，涉及的只是100多名高级和低级大臣。而文官则是常任的，不与政党共进退，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性。英国政府所在地叫白厅，按常理，白厅的主人不言而喻应当是首相和其手下的大臣，全体文官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可是，战后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后，却出现了“谁是白厅的真正主人”的争议 ，一些担任过大臣职务的人在卸任后列举种种事实，证明随着政府职能和作用的不断扩大，文官的权力，尤其是高级文官的权力也随之膨胀，甚至达到了使各部大臣感到大权旁落的程度。更为严重的是，文官制已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封闭性的系统，一个行政官员21岁考入文官系统后就终生留下来，沿着既定的阶梯往上爬。这些人又大多来自牛津、剑桥两所名牌大学。他们按部门和官阶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互通消息，为支持或阻挠某项政策的制定或执行而互相串连，在白厅内部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此外，随着政府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凡有利的事情，各部文官就竞相插手，无利的事则部门之间互相推诿，部门间的联合磋商机构实际上是文官们互相扯皮的场所。再者，各部文官职责之一本来是监督本部范围财政拨款的使用情况，可是文官们却弃本求末，不去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竞相争取扩大本部的职权范围，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还有，英国文官战后以来一直执行两党一致的温和的中间路线和政策，他们习惯于因循守旧，不喜欢激烈的变革。一位高级文官曾说过：“当一位大臣提出一项新建议时，文官有责任回答3个问题：它是否可行？它是否公正？它是否要多费力，多费钱？一个好文官还不止于此，他还要提出积极建议，即使他的建议与大臣的意见相反。” 所有这一切，使得文官制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指责和非议。曾经在60年代担任过工党内阁大臣的克罗斯曼曾谈到，在他任期内，文官们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阻挠他提出的一些改革计划的实现。另一位当过工党政府大臣、后来成了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雪莉·威廉斯夫人则认为，文官是一股最强大的消极势力，她在担任大臣时也在文官面前吃过亏。
在社会舆论和议会批评的压力下，从麦克米伦开始，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试图对文官制进行改革，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都收效甚微。自从撒切尔夫人上台以来，一些评论家认为，英国的文官们真正遇到了对头。撒切尔夫人一反保守党的传统，对文官们的一些不良作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她很早就对文官们的某些习惯很反感，她一当上首相就同文官发生了冲突。1979年10月，财政部文官告诉她，她的大也阔斧的削减公共开支的计刘行不通。撒切尔夫人大怒，她把财政部的五位大臣和五位高级文官召到她的办公室，不由分说，对他们大加训斥，坚决要求他们按照她的方针制定计划。结果，文官们照办了。过去，与文官发生激烈冲突的往往都是工党政府大臣，在这回却是坚定的保守党人。撒切尔夫人对文官的看法与其他保守党人不同，她认为文官们同她的紧缩政策和削减政府职能的方针格格不入。
在改革文官制度上，撒切尔夫人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撤销了文官部。她认为，各部的高级文官在参与决策上花的时间太多，而用在加强管理，提高行政效率上花的时间太少。为了加强首相的权力，她在她的第二个任期内，将国内文官部撤销了，将该部的权力划归内阁人事处，由直接在她手下工作的内阁次官来管理文官事务。撒切尔夫人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大量裁减文官人数。1979年，在她初任首相时，整个文官系统的人数为73.2万人，达到了战后以来的最高峰。在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口号下，她在她的第一任期内就将文官人数裁减了10%。在第二任期内，她继续有计划地进行裁员，使文官的人数逐年下降，到1986年时已减到59.4万人，比1979年减少了18%还多。在她的第三任期内，文官人数还在下降。
为了提高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效率，撒切尔夫人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对各部门某些具体活动项目的考核，以保证对各部的财政拨款使用情况的监督。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官小组，负责检查各部在一些重大项目上有无浪费现像。从1979到1983年，小组对155个项目进行了检查。这项措施平均每年为国家节约了3亿英镑。
在第二任期内，撒切尔夫人在政治上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打击工会势力。在60年代以前，英国的工会同政府的矛盾不太突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工会能够与政府相配合。虽然工会与工党有着亲缘关系，工会更支持工党政府，但对保守党政府也能采取合作的态度。到了60年代，随着英国经济问题日益严重，工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