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一次听到了小鸟的歌唱。
在我小时候，我们村里有许多又大又粗的树，当然也有些小而细的树。这些树并不特别，无非是些香樟紫槐梧桐苦楝之类，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是小鸟们的天堂。
小鸟们是天生的爱吵架的动物。它们大清早就开始吵架，一直吵到晚上。它们不仅在树上吵，而且在人家的屋顶上吵，在窗台上吵，在电线上吵，或者在地上，在空中也吵。我不明白它们有什么好吵的，喋喋不休的，很令人反感。我做了好几张弹弓，是专门对付它们的。这还不算，我还爬到树上，去捣它们的老巢，想制止它们的吵闹。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它们的习性。
小鸟们在野外吵得更凶，更热闹。田野里，旱地里，山坡上，树林中，凡是我到过的地方，都有它们的吵架的身影。后来，我懒得理它们。吵就吵吧，反正我不用读书了，它们的吵架声也影响不到我。而且它们吵架的声音我也听不懂，我就随它们吵去好了。
小鸟的种类很多，很惭愧，我能叫得上名字的没有几种。即使分得清类别又有什么用呢？我还是无法断定在这里吵的和在那里吵的、今天吵的和明天吵的是不是同一只小鸟。我便对它们没有兴趣了。以至于好长一段时间，我对小鸟的存在视若无睹。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的天气很好，阳光从我对面的墙上一寸一寸地往下移动，然后爬到床上来了。不仅是阳光，连外面的树影也爬进来了，在洁白的被子上一摇一摆的。这还不算，就连外面的花香味道也不知从哪里爬进病房里来，钻进我的鼻子里了。
我看着这些阳光和树影发愣，我闻着花草的味道发愣。这时候，小鸟开始唱歌了，我又听着小鸟的歌声发愣。
对于小鸟从争吵到唱歌的转变过程，也有一段经历。那是那次训练事故时，我躺在部队医院的病床上，我的心里很烦，很苦，很绝望。我渴望有人陪我。部队里女兵是稀罕物，医院里的女兵自然很走俏，头疼的耳热的有病的没病的，都喜欢往医院里跑，名为看病，实则是借此机会去看看女兵，过过眼瘾。偶尔搭上几句话，便乐得屁颠屁颠地回到连队，连病也不用看。回去之后还能连唾沫带水的吹上几天几夜，训练的热情也能持续高涨好长一段时间。
我是名副其实的伤员，我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傲的女护士兵在我的面前走来走去，我的情绪却高涨不起来。我的眼前还在闪着哑弹爆炸时的火光，我的心情被训练事故压抑得异常郁闷。我不想跟女兵说话，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但我很想有人陪着我，最好是我的妈妈或者妹妹。然后我就想到了家乡，想到了妈妈和妹妹。部队和家乡什么都不一样，只有一件东西例外，那就是小鸟的争吵。我听着那熟悉的聒噪的吵架声，渐渐找到了家乡的感觉，心情慢慢平和下来。我喜欢上小鸟的争吵了。它们的吵架声是那么熟悉，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动听，以至于我有点怀疑自己以前对它们的看法是否是一种成见。它们应该不是在争吵，而是在彼此交流，或者是在唱歌。对，就是在歌唱。它们的歌声曼妙无比，胜过世界上任何的声音。
小鸟们终于不吵架，改作歌唱了。我为我的发现感到高兴，同时，我开始喜欢小鸟的歌声了。小鸟们在医院陪了我整整七天，我听了整整七天小鸟们的歌声。然后，我就出院了。然后，我一直都喜欢听小鸟们歌唱了。
现在，就有一只轻盈的小鸟，站在病房的窗台上，一边不时瞧瞧窗户里面的我，一边叽叽喳喳地歌唱起来。我知道，它不时看我，是要了解我是不是在认真聆听它的歌唱。我在聆听呢，你唱得真好听。我隔着玻璃对它说。然后，它唱得更起劲了。
这是一只还没有巴掌大，浑身长着麻色羽毛的小鸟，它们有一个学名，叫麻雀。也有人叫它篷间雀，意思是老钻在别人家的雨篷下或墙缝里筑窝下蛋，我们老家的人图省事，干脆叫它“间雀”。
小间雀可着劲儿唱，有时还叫来几个同伴，在窗台上合唱。它的同伴都走了，它还在那里继续唱。这个架势，真堪比一场个人演唱会。
演唱会还没有结束的迹象。不过，我有点听不下去了。不是间雀的歌唱得不好，也不是我审美疲劳，是因为我走了神，我想到了别的事。我不得不想点别的事。
俗话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也就是事不过三的意思。而在我成人以后的重大经历之中，却有四次与医院或者与病痛有缘。头一次是高考时得了阑尾炎，第二次是当兵时的训练事故，第三次是在夜总会被人打晕后丢弃在排水沟，现在是第四次。四次经历都证明，我的命运一直与“倒霉”二字紧密相连。头三次说过了，不想重复。关于这一次，我自认为也是因为倒霉所致。好好的我为什么会突然打摆子呢？难道是被那三个拾荒者吓倒的吗？显然不是。也不是别的原因，而是我的霉运。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
倒霉蛋就倒霉蛋吧。倒霉蛋也得有衣穿有饭吃，也得孝敬老人供养孩子，也得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想到这里，我马上就想到了妹妹。其实从我醒来时，我就想到了妹妹，因为我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她的高考，而今天就是她进入考场的第一天。
妹妹，加油！我在心里说。
然后，我开始想，她有没有期待在高考前听到我的鼓励呢？她会不会因为接不到我的电话而担心呢？而这种担心会不会影响考试的发挥呢？当然，后者我是不必担心的，因为妹妹成绩很稳定，心态也不错，不会因为我没打电话回去就影响考试发挥。至于她会不会担心我，这一点我很想知道。
妈妈是肯定会担心我的。她每天都会想我，会担心我，会希望我就在她的身边。然后，她就全力呵护我，像老母鸡保护小鸡崽一样，把小鸡崽全都藏在她的羽翼下，一旦遭遇险情，她就会像个无所畏惧的斗士，扑向敌人。我的好妈妈！
我觉得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妈妈和妹妹我一切都很好，就像我前几次说的那样，让她们放下心来。针头已经被拔掉了，我的身体感觉也好多了。就像医生说的，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了。我想到了离开医院。
可我还没有结账呢。医生说有好心人帮我，我还没有见到这个好心人，向他说声谢谢呢。我可不是个知恩不报的家伙，我得好好谢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可是，这个好心人究竟是谁呢？
我望着白净的空荡荡的房间，觉得束手无策。我既不能打电话给家里，又不知道救命恩人是谁，心里说多烦躁有多烦躁。我开始没事找事起来。我叫了几声，没有人听到。看到床头有呼叫器，我不知道怎么用，就拿下来摆弄。没想到我按下一个键后，它就叫了起来。我吓了一跳，赶忙松开，然后把它挂回原处。没多久，那个假睫毛护士又进来了，问：“你有什么事？”
“我想出院。”
“你还不能出院。”
“我好了。”
“好了也不能出。”
“为什么？”
然后，她就闪了一下假睫毛，说：“真是个傻子。”
被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说了两次“傻”，我有点受不了。我说：“我不傻！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说好了就好了！”
然后，她把假睫毛挑起来，翻了一下白眼，就出去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她竟然不理我，竟然走了。我大叫了一阵，还是没人理睬，我只得自己下床，穿好我那件破旧的脏衣服，打算出去找假睫毛的领导理论。我一拉开门，就与假睫毛撞了个满怀（事实上，是假睫毛撞进了我怀里）。我忙退了一步，定睛一看，她的身后还跟着那位医生。
假睫毛一点也没有羞红面，只是嗔怪地瞪了我一眼，然后站在一边，看着医生。医生笑吟吟地望着我，满意地说：“好多了，气色好多了！”
很显然，医生是在通过赞扬患者，间接地自我表扬一番，这至少证明他的医术高明。
我本来有点气冲冲的，被假睫毛撞了一下以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医生又笑容可掬地跟我说话，我没有理由发火。我恳切地说：“医生，我想出院。”
医生可没有假睫毛护士那么凶，而是客气地望着我，说：“你觉得可以出院了？”
“是。你看我这全好了。”为了证明我身体的确好了，我还在胸前重重捶了几下，胸腔里马上发出嗵嗵嗵的回应声。
医生点了点头，说：“的确恢复得不错。你年轻身体好，这一点小病扛得住。”
这是桥墩下老阿婆说过的话，现在被他套用过来，倒也算是英雄所见，我是认同的。我见他口气松动下来，又说：“那我这就出院吧。”
医生继续用他那笑吟吟的脸注视着我，说：“能不能出院你说了不算，得听医生的。”
“那您的意思是？”
“暂时还不能出院。”
“为什么？你不是说我恢复得不错吗？”
医生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看上去有点高深莫测。他用白皙厚实的手在我肩上拍了拍，说：“你就安心住着吧，该出院时我们会通知你。”
医生的语气、神情和态度，让我再次想到“骗局”这两个字。难道他是想用这种办法把我“软禁”下来，每天用贵重的药物给我治疗，以赚取高昂的利润吗？可我只是个落魄的穷小子，拾荒者，我身上只有三百多块钱，恐怕要让他大失所望呢。况且，即使是这三百多块钱，我也不舍得花在这里呀，我还得寄给家里，供妹妹上大学用呢。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我老实不客气地说：“我已经好了，用不着再花冤枉钱住在这里了，你还是让我出院吧。”
医生仿佛看穿了我的心事，笑了笑说：“你放心。我知道你身上没有多少钱，我也不是冲着你的钱来的。在你的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前，我不能同意你出院。”
“那你总得听听我的意见吧？”
“那你也得尊重医生的建议。”
我们就这样，你来我往的，耍了半天嘴皮子。其结果还是我败下阵来。可我又不好对医生发火，俗话说，抬手不打笑面人嘛，人家笑得那么矜持那么和蔼，我怎么动得起肝火来呢？我沮丧地说：“医生，你起码得告诉我，我一共花了多少钱？”
“这个……”医生挠了挠头，“这个我还真不大清楚，要去查一下才知道。”
我壮着胆子问：“总不要一千吧？”
医生马上笑了起来，就像是个学生在老师面前说了句很幼稚的话，让老师忍俊不禁。他说：“你觉得一千够吗？”
这回轮到我挠头了。我茫然看着他，然后又看看身旁那位早就不耐烦的假睫毛护士，不知如何回答。护士低声嘟囔道：“真是没见过世面。”
要说医院的世面，我是真没见过的。头一回我切除阑尾，好像是花了一千多。后来在部队医院，不用花钱。再后来在夜总会被老六他们打出来，也没花钱。至于现在，我真的不好说了。护士的这句话让我心里更没底了，我悬着心问：“到底要多少？”我自己也听到，我的这句话带着颤音，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人穷志短的那种人。
医生瞥了护士一眼，然后再次和蔼可亲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费用问题你不用考虑，有人帮你垫了，你就安心住下去吧。”
我悬着的心放下了，马上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我想到了那位神秘的好心人，一定是他垫付的。他是谁？他为什么要帮我？我想了半天，没理出头绪。我想问医生，医生好像是跟人约好了似的，不等我开口，外面就有人叫他，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假睫毛护士也紧接着尾随出去。我只好稀里糊涂地站在门口，不知该出去还是回到柔软的病床上。
我还是决定回到病床上。太阳把病房照得暖洋洋的，让人全身发软。我气呼呼地喘了一阵粗气，然后便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然后就昏昏欲睡，然后就睡着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仍然不想动，甚至连吃饭的欲望也没有。我打算继续睡下去，最好不要醒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没有混到衣食无忧的地步，我还欠着别人老大一个人情，并且要命的是我连这个债主是谁都还不知道呢。
现在，我连妹妹高考的事也不去考虑了，连妈妈成天牵挂我的事也不去考虑了。我相信没有我在身边，或者没有我的电话，她们照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日子不一直都这样过来的么？许多时候就是这样，只要假以时日，一切都会过去，那时再回过头来看的话，会发现所有的担心和忧虑都是多余的。
但是，这个好心人是谁，为什么帮我，帮了我又为什么不肯露面，也不让医生告诉我。这种种疑问，总是浮现在脑海中，让我无法安安心心地躺在这里。
我觉得我现在就像个傻瓜，什么事也做不了，什么事也不知道。真被假睫毛护士还不幸而言中了，我不光是个倒霉蛋，还是个傻瓜蛋。我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了，我该好好回想一下自己到底是谁。
我是谁？我奇怪地想。首先，我是个倒霉蛋，这是无庸置疑的。其次，我才是高考落榜者，训练事故的始作俑者，夜总会里被人打伤丢弃者，然后再是流浪汉，拾荒者。现在又是病患者。我因打摆子昏倒在马路上，然后被不知名的好心人送到医院，给我垫付了医疗费，让我享受这么奢侈的住院生活。
虽然给出了这么多答案，可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的疑问在于，人家为什么要救我，要帮我，而且不肯透露出庐山真面目？
不能再当傻瓜蛋了，否则真要被假睫毛护士小瞧的。这回，我不再大叫大喊了，我默默穿上衣服，平心静气地走出去，见到人就朝他们友好地笑笑。我来到护士站，里面有两个护士在那儿，其余的人可能在值班，或者下班了。我走过去，打了个招呼，然后说：“请问，39号床是谁？”
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护士查看了一下，说：“没留名字，只有姓，姓强。”
另一个年轻的护士低声说：“护士长，这个人是强老板。”
护士长的好像想起了什么，抬起头注视我，然后问：“你是谁？”
我平静地说：“我就是39床的。”
护士长瞠目结舌。她瞪了我好一会儿，这才回过神来，说：“对不起，我们在忙呢，请你回房休息吧。”然后就埋头做她的事去了。
既然她们都不理我，我只好闷闷不乐地走了。不过，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我病倒在马路上，一个好心人救了我，并且帮我垫付了医疗费。这个人姓强，是个老板。强老板和医院订立了攻守同盟，他们都不想让我知道真相，护士长在忙碌中忘记了这一点，不经意地泄密了。我不算白忙活。现在我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姓强的老板为什么要帮我。
姓强的，强老板。我的脑子里始终只有这几个字。姓强的人我可一个也不认识。不对，认识一个，是星光夜总会里的强少。除强少外，就再也不认识哪个姓强的了。姓强的本来就罕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下子让我幸会上两个，也算是奇遇了。对了，强少会不会和强老板有什么关系？
这个想法一出来，我马上就打了个激灵，心也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上。他们没有关系当然最好，如果有关系的话，或者他们是兄弟，是父子或者其它什么亲属关系的话，那可够我揣摩的了。假设他们是一家人，或者是父子关系，那我不妨想象一下，我在星光夜总会开罪了强少，强少在强老板面前说了一大堆子坏话，然后强老板就决计报复我，然后……
但是，我马上就否定了这种假设。这种假设只有在艺术家们的手里才会出现。即使是傻瓜蛋，就像假睫毛护士说我的那样，即使是傻瓜蛋也能想得明白，强老板如果听任了强少的话，打算要报复我，也不带这么报复的。不仅好心救我，还帮我垫付医疗费，这哪里是报复？简直就是报恩嘛。
我真是被强老板搞糊涂了。我简直就没清醒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