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阅读的书籍虽然很广博，但还是要从“六艺”里才能考察出真实可信的根据。《诗经》、《尚书》的记载虽然残缺不全，但还是能够从记载虞、夏两代的文献中考察清楚。唐尧将要退位的时候，把帝位让给虞舜；虞舜将帝位让给夏禹之际，各方州牧都来推荐他，这才把大禹放在一定的官位上加以考察试用。在他任职几十年，有了卓著的功绩以后，才把政权交给他。这就表示，天下好比贵重的宝器，而帝王是极为重要的位置，所以传天下才要如此郑重审慎啊！但有的诸子杂记里说：“唐尧想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仅不肯接受，还以此为耻辱，逃走隐居起来了。到了夏朝，又出现卞随、务光也这样。”这又如何对他们进行解说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听说山上可能会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论述排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的顺序，像吴太伯、伯夷这些人，都讲得非常详细。我认为我听说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为高尚的，但是关于他们的事迹，经书里连大略的文字记载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计较以往的仇恨，因而怨恨之情也就少了。”“他们追求仁德，就找到了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叔齐深表同情，看到他们未被经书记载的散佚的遗诗，我又感到很诧异。记载他们事迹的传记上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孤竹君想要立小儿子叔齐为国君，等到孤竹君死了，叔齐要把君位让给大哥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伯夷逃走了。叔齐不肯继承君位，也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另一个儿子为君。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善于赡养老人，推想姬昌应该是个贤明的人，为何不去投奔他呢！可是等到他们到了姬昌那里，西伯姬昌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姬昌为文王，并将其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向东讨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缰绳谏诤道：“您的父亲死后还没有被安葬，您就发动战争，能称得上是孝顺吗？身为臣子，您去杀害君主，能称得上是仁义吗？”武王身边的随从要杀掉他们两个。太公吕尚说：“他们是有节义的人啊。”于是扶起他们让他们离去了。待到武王平定了商纣的祸乱后，天下人都归顺了周朝，可伯夷、叔齐却认为归顺周朝是一种耻辱，他们坚守气节，不吃周朝的粮食，在首阳山上隐居，靠野菜充饥。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作了一首歌，那歌词为：“登上西山啊，采摘薇菜充饥。以暴臣取代暴君啊，竟认识不到这是错的。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一去不返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唉！只有一死啊，我们的命运如此可悲！”于是他们饿死在首阳山。从这首诗中看，他们是怨恨呢，还是不怨恨呢？
有人说：“天道是公正而没有偏心眼儿的，总是帮助好人。”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应该算是好人呢，还是不算好人呢？他们积累仁德，品行高洁到这种程度，最终却饿死了！此外，孔子七十名高徒里，只有颜渊被孔子推重为好学之人，然而颜渊常陷于穷困之中，连粗劣的食物都不嫌弃，但还是填不饱肚子，终于短命而去了。天道对好人的报答，又是怎样的呢？盗跖成天杀害无辜的人，他吃人肉，残暴放纵，聚集党徒几千人横行天下，竟然长寿而终。这遵循的是什么道理呢？这是极大而又显而易见的事例啊。如果说到近代，那些不走正道、专门违法乱纪的人，却能终身安逸享乐，过着世代不绝的富裕优厚的生活。而有的人呢，选好地方才肯落脚，有了适宜的时机才肯说话，不走歪门邪道，不公正的事情决不发愤去做，像这般小心审慎却遭到灾祸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我为此深感困惑。倘若说到天道，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呢？
孔子说：“主张不一致的人，不能在一起商量事情。”也就只有各人按着各自的意志去行事。所以他又说：“假如富贵可以求得，即使为此做个执鞭赶车的人，我也愿意去做；假如不可寻求，那还是去做我喜欢的事吧。”“到了严寒的季节，才知道最后凋谢的是松柏。”整个社会混乱污浊之时，品行高洁的人才会显现出来。难道不正是因为有一些人把富贵安乐看得那么重，才显出另一些人是那么轻视富贵安乐吗？孔子说：“君子所怕的是直到死，名声都没有流传在外。”贾谊说：“贪婪的人为了钱财而死，刚烈的人为了声名而死。浮华的人为权势而死，平民百姓则贪生而讨厌死。”《易经》上说：“同样明亮的事物，就会互相映照，同一类的事物，自然会互相感应。”“云随着龙吟而飞腾，风随着虎啸而兴起，圣人制定规则，才使万事万物本来的面目显现出来。”伯夷、叔齐虽然有贤德，但只有受到孔子的称赞，他们的名声才会更加显赫。颜渊虽然专心好学，也只有因为追随孔子，他的德行才会更加显著。居于山野之中的隐士也是如此，要么合乎时宜地进取，要么合乎时宜地退居，如果名声埋没而得不到显扬，那该多么可惜啊！普通百姓要砥励德行，树立自己的名声，如果不依靠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又如何能扬名后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