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当大贵族好，考进士也不错，可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有能量去考的。再说了，人人都去当贵族，谁种地干活啊！所以，一般老百姓还只能去为生活挣命，见到了贵族、老爷们得点头哈腰啊。
辽代社会的百姓既包括农、牧、工、商，也涵盖僧、尼、巫、道等。同时，部曲、侍婢、驱口、贱民等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契丹的农民，就是指从事农耕生产经营的一般州县下的汉族及渤海族自由农民，同时也包括分散在为皇室斡鲁朵中服务，从事农耕的宫分人，以及头下州、寺院庄园中从事农耕生产的农民。其中，一般州县下的汉族和渤海族农民，按其占有的土地及财产状况，可分为三等，他们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上等户即属中小层地主，他们人数虽不多，但却拥有较多的田产，雇佣不等量的贫苦农民为他们耕种土地。上等户能通过捐献钱财的办法，获得朝廷的名誉官职。
辽朝后期，为了缓解财政困难，并满足平民牧主、地主参与辽政权的需要，一度允许纳资纳粟补官。公元1082年，幽州发生大旱灾，饿死无数百姓，幽州汉族地主张世卿一次拿出2500斛粮食，救济了上千人，被朝廷特授右班殿直。
中、下等农户属于社会下层，他们人数众多，承担着繁重的赋役，是农民阶层的主力与核心。中等农户，他们尽管也要向政府交纳税收和负担沉重的差役，但他们毕竟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春种秋收，自食其力，虽谈不上富裕，但在好的年景里，解决温饱还不成问题。但居此阶层并不稳定，在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及不确定的天灾人祸之下，他们非常容易失去土地或没有收成，一下子沦为一无所有的三等佃农。
农民中的三等佃户在辽代人数不少，他们虽属平民自由身份，但却没有或少有自己私有的土地，不得不靠租种地主人家的土地生活，收成中的大部分都得交给地主，自己所获不多，不仅温饱难以解决，同时还不得不承担着政府摊派的各种差役。
在辽朝北部边境屯垦区，有些从事耕种的部族农民，在沉重的兵役负担下，卖儿卖女，生活困苦不堪。
在第三等农户中，还有一部分属于雇农身份，他们为养家糊口，干脆入住地主之家，为其做长工或短工，薪酬以年或月计。不仅仅是耕田种地，雇主家的所有劳务都得承担，有时还得替雇主出官府摊派的劳役。在天祚帝时，南京道三河县每年都要修建多处桥梁，县衙摊派劳役，有些地主花钱雇佣临时的庸工顶替。
因为我国东北春寒多霜冻，严重威胁着早春农作物的生长。因此，辽朝的农民发明了覆棚栽培技术。酷寒对一些生长在北地的越冬果树危害极大。农民们为防止果木遭遇冻害，创造出了窖藏技术。
辽朝农户的赋役，包括田赋和徭役，田赋是按照实际耕种田亩数征收。徭役，按每家的富裕程度征调。在辽朝，各个地方赋役制度根据具体情况也不一样。辽朝南京、西京地区的田赋，和唐、宋朝一样，分夏、秋两季征收。
辽朝东京道多为渤海移民，为了安抚降民，在这里实行的赋役制度就比南、西二京为轻。
除田赋与徭役外，辽朝继承了五代旧制，仍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盐铁税、酒曲钱、农器钱、鞋钱、匹帛钱、义仓粟等。这些苛捐杂税，成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脂民膏的借口，他们收一份捐税，就得贪污十份的钱财，这种现象越到后期越严重。
辽代的契丹族及奚族的牧民，也同样按家庭畜产的多寡分为三等。上等户牧民即为牧主，他们拥有的畜产很多，生活富裕，并雇佣下等牧民为其放牧。他们在辽代社会中没有政治特权，靠剥削雇佣者而发家致富。偶尔也与官府勾结，或减免、或转嫁应承担的国家赋役。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按国家的规定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量的牲畜，便可买得官职头衔，并且有了一定的特权。
第二、三等牧民是牧区畜牧业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二等牧户自家有少量的牲畜，自产自牧，自收自支，如不是遭遇天灾和瘟疫，大多尚能解决生活上的温饱。三等牧户则无畜产可言，他们只好被牧主雇佣，替牧主放牧牛羊驼马，以换取少量的糊口的食物。
契丹和奚人诸部牧民，每年拿羊缴纳国家的赋税，除了常税之外，部落的节度使每年例向皇帝进献鞍马、珍玩，向皇帝献媚讨好，以图升官发财。另外，国家有急需、节庆或婚丧等情况，贵族、官员、宗室等也另有贡献。诸如辽朝皇帝及太子结婚，宗室、贵族等需进会亲帐幕、礼物和费用；皇帝死，收取山陵费。这些额外贡献，其诸物则皆出自部民和贵族的属民出。此外，国家对官员额外加恩，有所颁赐，也皆取自于民。如奚六部大王萧观音奴特别受皇帝宠信，规定他的俸禄外，还给獐鹿一百只，都要牧民出。
在贡赋之外，契丹部民还须出力役。诸部的役有力役和兵役两类，力役是承担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及其他工程。兵役就是打仗、打猎等。
在辽代社会的中下层人群中，还有一部分是手工业劳动者和商人。
辽代的手工业者以汉族人为最多。辽建国初期，随着大批中原汉人被俘掠，他们中的一些原在中原地区从事手工业生产的能工巧匠们，也被陆续安置在契丹腹地，并让他们继续从事着原来熟悉的各类手工业生产活动。与此同时，被灭国后的渤海族工匠，也被西迁到了辽西契丹腹地，他们与汉族工匠一起经营诸业，奠定了辽代手工业生产的基础。
辽代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遍布各地，尤其以五京都市和南部辽、宋边境地区更为集中。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北宋边境，有的甚至成为代表朝廷办理交涉的使臣，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在山西经商，成为辽朝同中原进行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多次作为辽朝使臣与中原后晋政权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他也曾代表辽朝与西夏进行沟通。但是，“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农业时代的传统国策，在辽代也是一样，辽朝商人的地位很低，位于市农工商的末位。
商人的地位够低了吧，但是，当时还有比商人地位更低的阶层存在。
在辽代社会的最底层，存在着大量相当于农奴、奴隶地位和身份的部曲、奴婢、著帐户等人身自由受一定限制或完全没有自由身份的“贱民”阶层。
辽代的部曲，大多集中于契丹头下贵族的门下，其身份介于奴隶与自由人之间，其来源，部分属于朝廷的赏赐部曲虽属贵族个人所有，但其身份必上报朝廷而定，本主无权私改部曲的隶属及身份地位。部曲要改变身份，必得皇帝下诏准许才行辽虽为封建制社会，但因其特殊的社会结构，便决定了其奴隶制残余始终存在，因而，在辽代社会的最底层，还存在着大量的有奴隶身份的人。这些人也大多集中在契丹贵族之家，以奴婢的身份，为主人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奴婢的身份地位低于部曲，完全属于契丹贵族们的私有财产，虽然不允许随意杀害，但可以遗赠和买卖，可见真是人下有人，货下有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