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接送儿子上下学的路上。听孩子津津乐道地讲述在幼儿园里发生的每一件趣事，看到孩子一天天懂事了，长大了，觉出自己的生命在儿子那里找到了意义。每在这时候，他才会从心里绽放出由衷的宽慰。
姐姐曾向我诉苦：“他每次从医院看母亲回来，好几天都不爱讲话。”“颓丧得不行，看什么都烦！脾气还特别急躁，甚至看儿子也不顺眼，不像先前一样有耐心了。”后来断断续续听他讲了一些医院的事，姐姐理解了丈夫的烦原来另有不为人知的隐衷。
住在那家医院里的病人大都是精神病患者，情况比齐母更严重。每次齐带给母亲的食品，放在那儿不一会儿就被其他病人一哄而上抢光了。齐母长期卧床，走都走不动，哪是他们的对手？眼巴巴看着母亲的精神状态一天天地恶化，自己却帮不上任何忙！可想而知做儿子的心经受了怎样炼狱般的煎熬？！齐曾对我说：“如果能替妈妈得病，真是求之不得，可是不行啊……”
瘫痪在床的病人一天里需要别人为他们翻几次身，擦洗。尤其到夏天，更要做得频繁和及时，否则会生褥疮。但医院的护士和雇的护工只是例行公事地简单处理一下，哪比得上自己家人的殷勤照料？
千小心万小心，齐母最后还是生了褥疮，后背长得全是。这东西扩散极快，很快便腐烂到全身，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恶臭，并很难痊愈。看着让人心疼。
也许病人的痛感神经已经麻木，自己不觉疼了。越是这样，亲人才越替他们疼痛。
齐母最后死于褥疮不治，多种病的并发症。
“解脱——真的。不是咱们不孝，我跟你说，确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对我母亲和我都是……”有一次我跟齐在酒桌上，齐对我推心置腹。当时我正为母亲没日没夜的烦躁和哭喊求告无门。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
这是我又一次听到，对于父母的离开，居然可以有这样的心态。
老姑家：瘫痪老妈把他熬成了60岁的老光棍
父亲的一位叔伯堂姐，我们叫老姑，比父亲整整大四岁。
自从十多年前老伴儿死后，老姑因一次意外砸伤了腿，从此一直瘫在床上，靠身边最小的一个儿子——我们叫老表兄的照养。
老姑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早年去了甘肃天水，在那儿娶妻生子安了家，现在也已经七十多岁了，百病缠身，回来一趟都难。二儿子与老姑同村住着，仅一墙之隔，但从不走动。老三，同村，走路用不了十分钟的路程，愣是长年累月不去看望母亲，好像根本没这么个妈——他是很小过继给了人家，大概觉得自己不尽赡养之责也可以心安理得。他早在同胞兄弟间放出话来，对生母“生不养，死不葬”，铁了心彻底撒手不管。在农村，嫁出去的女儿真如泼出去的水，通常要把这份孝心用在婆家。
老姑除了走路不便，身子骨儿倒一向硬朗得很，很少头疼脑热的。老人健康长寿，在别人看来也许应该值得庆幸，人们会说这是“儿女前世修来的福气”，可对于老表兄，其实是一场人生的悲剧和无尽的苦难。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几十年来，表兄独自一人撑起母亲的日常饮食起居。
前二十年、前十年，老姑身体好的时候，农闲时表兄还走街串巷收购酒瓶子，或到离家四十里地的高碑店卖点豆腐丝，做点小生意，虽说赚不了几个钱，毕竟手头多几个现钱用着方便。
这几年老姑身体每况愈下，像一般卧床的病人一样，吃喝拉撒须臾离不开人。表兄从此再也没能走出这个家门，整整五年，母子俩的全部生活来源仅靠种一点地和两个表姐偶尔的接济。
由于穷，家里又有个瘫痪的老妈，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嫁到这样的家庭。所以表兄一辈子没成家。随着年龄一年年增大，最终把自己熬成了近六十岁的一条老光棍。
我去过表兄家，才真正理解了“家徒四壁”是怎么一回事。一间屋子半张炕。一只姑且叫酒柜的家当破烂不堪。来人可以落座的只有一个条凳，连一把像样的椅子也没有。再就是紧靠床边的一只仅剩下骨架的老式太师椅，中间挖了个圆洞，被用作老姑大小便解手的马桶——老姑的体形很胖，太矮了又蹲不下。
见我们来，表兄感到很意外，热情地为我和姐姐沏茶倒水一阵忙活。大概已经很久没有什么客人来了，以至要找一只像点样的茶壶茶碗也很难。
“别忙了，一块说会儿话，待不住……”我们不忍看他继续勉为其难的窘相，赶紧打住。
老姑独自侧躺在炕的一边，满头的银发一丝不乱。看上去精神很好，就是耳背，要对着她耳朵大声喊话，她才能勉强听见一两句。眼睛几乎睁不开。那时老姑还没完全糊涂，基本上能认得来的人谁是谁，所以对我们的到来立刻显出兴奋和激动的样子。然后就不停地絮叨，“嗨，活得哪儿还像个人啊——还不如死了呢……”
“老姑，可不许瞎说，活着就是福啊！”
老姑一阵难过，“给孩子找了累了……”老姑的痛苦在于，她心里明白。
我的二表兄，看上去老实巴交面相忠厚，没想到对母亲却有一副铁石心肠。他最大的弱点就是耳根子软，凡事听老婆的。老姑在屋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自说自话，难免有些不中听的话传到媳妇耳朵里。媳妇不乐意了，怂恿二表兄过来质问，非要三头六证逼老太太承认，是不是背地里说过儿媳妇的坏话。
老姑一肚子委屈，“平常谁都不来我这儿瞅瞅，我能跟谁说啊？！”
二儿子从此与母亲结下宿怨，再不到母亲这院里来了。他不来，也不许孩子们来。他在心里早就腾空了母亲的位置。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好在老姑还有一个愿意为她放弃一切的小儿子守在身边，使老姑不至于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彻底的失败。
不下地干活儿，一家人就得挨饿；下地吧，家里又离不开。老姑每隔半小时就需要人连背带抱地将她从炕上移到太师椅的马桶上，帮她把尿，这工作只有表兄来做。所以表兄一切外出，都以半小时为限。到点儿准往回赶，担心母亲情急之下喊不到人。表兄的生命里相当部分的时间，被分割成半小时半小时的碎片，连个整觉也睡不实。
麦收时节，村里各家各户都统一排队，用公用的自来水浇地。水管只有一个，排队人又多，算下来等的时间比浇的时间还长。人群里，三表兄也在排队。老表兄于是过去跟他商量：“咱妈自个儿在家没人看，你能不能替我排会儿队，我得赶回去扶妈撒尿。”老三置若罔闻，就是不同意。乡亲们都看不过去了，知道老表兄家里的难处，通融他优先浇地。
“多少年了，就是这样——我大姐二姐倒是常过来，帮着拆洗我和老妈的被褥、衣服，有时炖点肘子肉也给我们拿过来。时不时地在经济上接济我们娘儿俩。我二哥、三哥就从没管过，问都不问一声，各人过各人的小日子。他们早就忘了还有个90岁的老妈——”老表兄谈起这些总是情绪激动，有一腔的愤怨无从倾诉。
“……去年我从地里回来，老远就听见妈在屋里喊我的名字，听声音我就知道不好，随便把车子扔在地上，赶紧往屋里跑。到屋里一瞅，妈从炕头掉在了地上，好像是自己想要够什么东西，结果摔了个满脸花，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流着血……
“妈身子沉，170多斤，我怎么抱也抱不起来，根本不借劲了。折腾了足有五六分钟。没辙了，我到隔壁去喊我二哥帮忙，他倒是答应了，让我先回来，他随后到。可等了十分钟的工夫，二哥才晃晃悠悠不紧不慢地溜达过来，和我一起把妈搀起来后就走了，也不问问摔得怎么样了，或是帮我看着妈，好让我腾出手去请个先生（大夫）给看看——没有——根本连句话都没有。拍拍屁股没事人似的就走了。又是一年不露一面！就是嗔着我妈背地里说他媳妇的坏话，记仇了。”
“慢说我妈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就是真的说了什么，还有跟90岁的老妈计较的吗？！你说说，他是我亲哥哥——连个乡里乡亲的还不如呢……”表兄的泪在眼眶里打转儿。
躺在一旁的老姑直向儿子摆手，想止住儿子别再说下去了。老姑不糊涂。几个儿子同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能不疼？老姑心里一定以为，自己生养了老二、老三这样不孝的儿子，是做母亲最大的耻辱和悲哀。
老姑混浊的锈目中，老泪纵横。
“妈，我不说了，不说了，妈——”母子相拥而泣。
几年后的一个春节，大年初一。二表兄出其不意地来到母亲这院里，说是给妈拜年。让老表兄给轰了出来——“你哪儿还有这个妈？过年了想起来了——用不着……”
又一个春节，92岁的老姑老死在家里。
老表兄一个人日夜守护在病危的母亲身旁，三天三夜，水米未进。他没有央求任何人，甚至抽不出身给临村的姐姐打个电话通知一声，都忘了。他心里念的只有母亲——一辈子都一起走过来了，无论如何也要陪母亲走完这最后一程。
老姑病危的事很快村里人都知道了。老三也知道了，过来看了看，到三嫂过来叫他“回家吃饺子”的时候，他正好就坡下驴，真的回去吃饺子了。他不想想自己的母亲正危在旦夕？还有四弟，几天来水米未进？
老三到底迫于姐姐和乡亲们的压力，在母亲去世后，还是简单地把母亲的丧事料理了一下。
从病危、入殓到发丧，仅仅一墙之隔的老二都没到场。
家属们纷纷来了，吊唁的乡亲旧友也来了，一时间哭声震天，他怎么会听不到？他怎么敢说自己不知道？
放弃责任是容易的，但无法弥合的愧疚将像噩梦一样永远缠绕在他心头，让心虚的人寝食不安。如果可以把老姑的去世，看做是老表兄一生真正意义上的解脱——那么对老二、老三，良心的枷锁从这一刻起，才刚刚开始向他们张开。
老姑去世时我没在场。事后我再去他家，家里就剩了表兄一个人在喝闷酒。见到我们来，一时泪流语咽。几十年，母子二人在这间黢黑窄小的屋子里相依为命，母亲成了表兄生命里的全部寄托。老姑这一走，把他的生命也掏空了。表兄久久无法从对母亲的怀念中振作起来。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止不住要流泪。
常听说，命若琴弦！生命往往靠着一股责任和使命在那儿顽强支撑着，展示出它强大的韧性。
“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越久长，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种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是真乐。人生须知道负责任的苦处，才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但老姑的突然去世，对表兄也许不仅仅意味着彻底的解脱，还有强烈的失落和幻灭感。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从现在才刚刚展开，他无法想象，今后，没有了母亲的一个人的未来，将如何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