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得病这几年，我整个生命的重心全向着他们这边倾斜，搞得自己疲惫不堪。有次出浴时发现，大把大把脱落的头发堵塞在浴缸的下水孔处。从青春到苍老的转变，竟在倏忽之间。在对待父母问题上，我和妻子的分歧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无法调和。在自己人生的规划等大事上，十几年来我却一无建树。妻子因看不到自己丈夫的未来而倍感绝望。
恐惧比爱更有威慑力
父母得病这几年，我整个生命的重心全向着他们这边倾斜，搞得自己疲惫不堪。有次出浴时发现，大把大把脱落的头发堵塞在浴缸的下水孔处。从青春到苍老的转变，竟在倏忽之间。
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也许大致如此吧——四十岁以前，为父母活；四十岁以后，又时刻为儿女活着——什么时候可以为自己活一回呢？
那时听到来自朋友或家人最多的一句劝慰就是——想开点！你的心太重了……
一语中的。
不错。在对待父母的问题上，我是心太重了。很早以前就是。年龄上的巨大差距，使我过早地在父母随时可能离我而去的惴惴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沉重的童年。那是一种玉山将崩的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威慑力。
记得小时候，自己曾照着戒台寺里的戒台，恭恭敬敬地绘过一张佛像，摆在衣柜上方的玻璃门里。不定期地双手合十，以我自己的方式参拜一番。嘴里还念念有词，无非是祈求父母平安健康之类的。整个过程鬼鬼祟祟，忐忑而紧张，生怕引起家人的注意。长大后搬了几次家，这张比例失调的小小佛像，终于下落不明。
我不知为什么总会对父亲产生不祥的联想，越想越真，以至伤心欲绝。大概是太怕失去吧。
父亲当年摆摊时，批发的地方在大钟寺，离我家二十余里。父亲天不亮就要起来，蹬着三轮车去上货。家里没有别人能帮上他的忙。
他老说：“困啊！……有时困得一边蹬车一边打盹，猛睁眼，车的前轱辘已冲向路边的马路牙子。”花两个小时骑到目的地，路灯才刚刚熄灭。
除了困，更要防路霸和小偷。路遇强人，冷不防从车后边搬走你几筐菜，找都没处找。即使看到对方明抢明夺，也只能自认倒霉。一个七十多岁身单力薄的老人，再强壮也不是他们成帮结伙的对手。
父亲就遇到过好几次。回来一路还纳罕，车怎么一下子轻了？回来盘点后发现果然少了。还没开张，便把好几天的利润白白送了强盗，除了唉声叹气又能如何？！还得打起精神加倍去奔！一家人的衣食之忧摆在那儿，不容父亲有怨天尤人的时间。就这样，父亲风雨无阻，舍不得给自己放一天假。
老马拉套。父亲捡话——他“还没完成任务呢！”（指供我上大学）
有多少次，父亲一去四五个小时不回来。谁都不知父亲在哪儿。
可怜的母亲只会焦急地一会儿看一下表，嘟囔着——“你爸怎么还不回来？都一半日了！”我现在能理解母亲当时的心情，一定比谁都更没着落，她一定承受着无法对子女言传的恐慌和不安，表针的转动在人的等待中，会变得夸张刺耳。碰巧我在家的时候，母亲会用商量的口吻提醒我：“还不去找找你爸？看到哪儿了？”
我骑上自行车，沿着父亲可能途经的路，一路飞驰。脑海里快速闪过父亲可能路遇的种种不祥的场面：会不会出了车祸？会不会被人抢，据理力争之后又被那帮丧心病狂的王八蛋打了？
脑子里乱得很。如果从迎面方向的马路对面，正看到父亲艰难地往回骑，心里便骤然一松，像死里逃生躲过了一场大灾难。
母亲从屋里走到屋外，瞭望，没影儿。回来，坐立不安，又出门瞭望——家中的母亲比在路上寻找父亲的我，其实更多希望，更晚知道父亲的消息，也更难耐。
父亲进得家门，照常喝水，擦汗。念叨着今天上的菜，种类如何多，或路上如何不好走……我和母亲只是听父亲念叨，谁都不提之前为他担心到什么程度。
心里却又充满了无以复加的侥幸。
真正的爱是埋藏在心里，不轻易表达出来的。是单向的惦念，甚至不想让被惦念的人察觉到。
真正的爱永远有所保留，不轻易和盘托出。
每个子女不一定都为父母“心重”
2001年重阳节，由于工作原因，我被派往海淀区一家敬老院慰问老人。去时给他们带去了糖果、衣物等简单的慰问品。
老人们知道我们要来，有组织地在楼道站成两排，夹道欢迎。他们把果丹皮等食物紧紧贴在自己怀里，生怕被人抢去似的。他们在院子里有组织地集体晒太阳，聊天。你会发现他们中也“分拨儿”，也会拉帮结派。有些性情孤僻的老人被冷落在一边，比冬日的阳光更清冷。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拉着我的手，紧紧握着不松开，眼里莫名地闪着浑浊的泪水。他们好像孤独封闭得太久了。他们多么希望与人的交流，或仅仅是握着你的手，好让他们有确定的依靠。
进得双人间寝室，一股呛人的尿臊味充塞鼻间。凌乱而单薄的被褥，简陋的药品……据院长说，老人们的一日三餐都是经过合理搭配以保证营养（其实也都很简陋，青菜加少许荤肉而已）。厕所是院子里的公用厕所。尚能自理的老人都是自己去。我亲眼看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扶着墙艰难地往厕所挪动，还有的正一边出来，一边两只手揪着随时可能褪下来的裤带。老人们热情地把我们往屋里让，意识不到我们迟迟不肯进去不是出于客套，而是不习惯那股呛人的尿臊味。他们待得久了，肯定闻不到。
院长说，在北京来说，他们这儿已经算条件很好的敬老院了。不仅附近的村民往这里送老人，连住城里的都来。今年的床位已经全部住满了。
北京正规一点的敬老院好像都很抢手。由于条件、床位和人手所限，大都规定只能收生活行动自理的老人，半自理都不要。那些瘫痪在床的，吃喝拉撒完全要靠别人的，不能自理甚至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老人，几乎没有哪家愿意收留。
就是说，有些老人，成了连敬老院也不愿收留的、被遗弃的群体。
我问院长：“这里面住的，是否孤寡老人居多？”
答：“大都是有儿有女的，老人自己愿意来。”
“儿女好多都是当什么‘长’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月过来看老人一次，可孝顺了！”
……哑然。
对孝顺，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家家有老人。可见有老人的家庭，也并不一定都成为子女在社会上为事业打拼的障碍——看你怎么想。
不一定每个子女都为父母“心重”。你不能说他们不“孝敬”。
看着一个个老人送别我们的不舍的目光（我们既不是他们的亲人、儿女，而相聚竟短暂到一两小时——他们何至若此？），我茫然了——他们是可怜的，也是可爱的一群老人。由此我又想到我的父母，为他们能在我身边，与我朝夕相处（的确只有“朝夕”相处，其余时间都在外面忙工作）感到庆幸。
中国有多少瘫痪在床的老人，便牵累出多少陷于瘫痪的家庭。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生活与事业，尽孝与尽忠，个人与父母……
孰重孰轻？——总要你艰难取舍，立断分明。
人们说：“既已如此，父母已然无可改变了，干吗还要那么心重呢？”
是啊，干吗要以这种“心重”自己折磨自己呢？我其实早已经为自己想了很多，能想明白的，我都想了。剩下的就是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的了。
大概“心重”是一种养成，“心重”也是一种遗传（父亲若是一个乐观、达观的人，也不见得就会得老年痴呆）。由此我便设想，也许我的晚年生活会更加不幸，也许心理的变态程度比父母更有过之。
守在父母身边的日子周而复始，毫无新意可言。精神痛苦积压得越久，与人谈起时，越像是祥林嫂没完没了的裹脚布故事——“我真傻，我只知道冬天里有狼……”听腻了，听众渐渐地连最后一点同情的防线也崩溃了。
由于父母的拖累，而放弃自己对事业、生活乃至情感的追求，可信吗？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不过是借口，但当时的我确信：我个人生活的一败涂地，与我的父母实在难脱干系。
没有人相信，一个生活在当代、城市中的年轻人，对来自父母方面的压力，会如此不堪重负。
孔子早就教导我们：“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即父母在世的时候，子女不宜去太远的地方游历，以免父母挂念或者来不及应对突发事件。即使不得不出游，也要告知父母自己去的地方。这些观念早已被视为“愚孝”而被现代人摒弃了，但于我则不同。
哪怕是很短暂的出差，我也要在临行前精打细算父母的承受度，尽可能早去早回，更别说常驻（甚至会放弃出差机会）。逢年过节，朋友一起去外地旅游，我总是以父母离不开为由，一推再推，弄得大家很扫兴。久而久之，再没人好意思拽上我了。
2001年春，单位同事一起去“新马泰港澳”度假，行程15天。这大概是此前经历中去得最远、时间最长的一次了。每次出门前，父亲都潸然泪下，说我这一走像“摘了他的心”，这次更是。由于电话不便，我的手机偏又无法与国内联系，彻底断绝了与父母的沟通。
一晚，在泰国的宾馆做了一宿噩梦：梦到父亲死了，素白的灵棚，老远就能看见家人在办丧事。醒来惊出一身冷汗，总觉谶兆不祥。第二天，迫不及待地用同事的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三姐接的。我急问：“家里怎么样？老爸身体怎样？”（最想知道又最怕知道）答：“没事……挺好的……”
我似乎听出三姐在电话那头像在刻意掩饰什么。所以我一直催她：“让咱爸接电话——”
可三姐总说，“没什么事……”（我真的感觉，是否父亲已经……）后来电话里隐隐传来父亲剧烈的哮喘声，反倒使我略微放下心来。尽管喘得很重。还听到，父亲要姐姐催促我“赶紧让钢子回来！”被三姐喝止了——“那么远怎么回来啊！你别说了！”
父亲接起电话，咳喘伴着嘶嘶拉拉的锣音。没说几句就让三姐给强行挂断了。
三姐怕远隔千里万里的我因此而分心，玩也玩不踏实。
这才是我们行程的第四天。还要在外面待上十一天。
泰国的芭堤亚海滩，碧水晴空，人间仙境。
我心却极度惶恐不安。
购了很多当地据说是治哮喘有特效的“土药”。
泰国是佛国。我更是见佛便拜。花重金在金佛寺请了一尊高僧现场开光的三色金佛挂饰，从此须臾不离身，祝祷父亲能平安。
对超自然力量的顶礼膜拜，成了我彼时唯一能为父亲做的事。
整整十一天。好像是在游山玩水，其实心里的那根弦无时无刻不紧绷着，想马上飞回来。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没错。那次父亲喘得的确上气不接下气，把姐姐们吓坏了。姐姐们又不敢据实告诉我，左右为难。输了几天液，后来渐渐竟好转了。这件事提醒我，今后凡出远门，都必须提心吊胆，未雨绸缪。
还有一次，与朋友去司马台长城，夜宿于山下。接到保姆电话说，父亲把头磕破了，血流不止。连夜请社区大夫出诊，简单包扎了一下，还是止不住血。保姆知道我深更半夜的无法赶回来，只能叫来二姐和二姐夫，一起带父亲去医院。后面的细节是我回京后听说的。
结婚这么多年，我几乎很少陪妻子一起回她东北的老家看望她父母。岳父母常为此感到遗憾，说一家人聚在一起时独少了我，但他们又善解我的难处——万一恰在我离开这段时间父母有什么闪失，那样他们会更内疚。
父母这么多年，每每在我离开他们身边的时候，便以各种猝不及防的突发状况来捉弄我，搞得我措手不及，忧心忡忡——但只要我回来，他们的病症又会奇迹般地好起来——为什么？
所以我一直相信，在最亲的亲人之间，一定存在某种情感密码。
红果罐头堵心，电紧箍堵嘴
如果老人还享有敏感的味觉和旺盛的食欲（吃嘛嘛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母亲病重后，对一日三餐已经没有了任何愿望。给什么吃什么。
面条要煮得软一点，我们吃面只开两开就可以出锅了，给他们的就得煮三开。母亲一度爱吃饺子，保姆自己动手包的饺子，母亲一餐能吃下将近二十个——每看到母亲胃口大开，嚼得津津有味，都让全家人为之振奋。这至少证明她内脏器官是健康的，能及时补充因哭闹所消耗的能量，后来减少到十五个，十个。直到对这她认为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彻底失去兴趣。
母亲的手后来竟无力端住碗，经常拿碗的一只手轻轻一歪（另一只手向内呈弯钩状，早就不能动了），整碗的面条或热汤洒了一身一床。先是我们锻炼母亲自己端，由于碗和嘴的距离太远，光看母亲张嘴，却无法把食物递到嘴边。只好由保姆喂她。
父亲的食量一直很大，比年轻人吃得还多。也许是一辈子卖苦力的缘故。一直到死，父亲的嘴都没亏过。
我从小看父亲吃饭都觉得是一种享受，他有本事把粗茶淡饭吃得嘴颊生香。一口是一口的，有嚼谷。
父亲晚年仍凭着“饭是纲”的理念，保持着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但他比较挑剔，对保姆做的饭菜越来越不满意。咸了淡了，都会惹致父亲的抱怨。父亲一生嗜肉如命，如果哪餐缺少了荤腥，父亲就急得跟什么似的。
刘姐每天早上买包子或油条给他当早点。偶尔一天想换换花样，买了素馅的包子。父亲觉得是有意克扣他，一把将包子摔在地上。
“爱吃不吃，拿走——”我赌气地命令刘姐。
父亲气哼哼地用眼角余光盯着我，索性连饭桌一起掀翻在地。
怎么日子越过越好，反倒“烧包”得不识好歹了？我不理解他这算什么病。
还记得当年的父亲，在家给我们做揪面片吃。自己擀面自己揪，筋道。再调制少许韭菜花和花椒油一拌，真香啊！
隔几个月，父亲便买回一个微微笑的大猪头。在院子里，用火筷子烫净猪头嘴脸的毛，可怜的猪头被烫得发出吱吱的尖叫声，像在痛苦挣扎地嘶吼——一只猪头够全家人吃一个礼拜。在当时已算是改善生活的美食了。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几乎每个公休日都领我走去位于平安里的杏园，吃一碗刀削面。这种吃“独食”的特殊待遇，在姐姐们身上是没有的。
生活糊涂我怀念那个充满温暖父爱的父亲。
在母亲床头伸手可及的地方，永远放着几件母亲爱吃的零食：冰糖、油炒面、葱香小饼干、红果罐头……因为只有在喂母亲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她脸上才会有意犹未尽的满足的表情。
如今红果罐头在超市，早已少人问津。我为了唯一一点能给母亲带来的喜悦，曾一度跑遍北京城的大小超市。
我陶醉于母亲在享受这些“美食”时，能有片刻的不哭不闹，并怡然自得。吃过了指指柜子，表示还要吃……这时母亲的眼里也有了难得一见的神采。
母亲走了，床上还留有母亲掰碎了的饼干残渣儿。
某天无意中在超市的货架上发现大量的红果罐头，一时心里面比红果更酸。真想买很多回去，让母亲吃个够。
然而母亲一走把我尽孝的机会也带走了——红果罐头还买给谁呢？
再后来，我与妻子去超市时，常常有意避开卖罐头、葱香饼干或油炒面的货柜。像是刻意闪避一段无可弥补的令人伤心的记忆。
妻子但凡有个头疼脑热，总信赖我。各种药的掂配、剂量、何时吃为宜、包括禁忌和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我都可以一一指导她。她更是据此在亲朋面前把我一通吹嘘。
这要感谢父母多年的病，把我炼得“久病成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