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青年汪精卫
喻培伦参加了米店的激战。他杀得性起，挂着一筐的炸弹，只身冲向敌阵，一边高喊杀贼，一边抛掷炸弹，吓得清军慌乱躲避。在烈焰的映衬下，喻培伦“容色威猛，若能吃生人者”。最终他因负伤被俘遇害。就义前，喻培伦还慷慨高呼：“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年仅25岁。
1895年，因为广州起义被清廷通缉又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的孙中山逃亡日本横滨。日本报纸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目报道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阅报后抚掌大叫：“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从此，“革命”二字引进中国语言，代替了“造反”和“起义”。名词虽然换新的了，但其中流血牺牲乃至悲壮惨烈的内容并没有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动动嘴皮子，而是要革命者做好牺牲的准备，做好杀人的准备。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和黄兴在海外到处买枪，今天买三五支这个型号的枪支，明天买几支其他型号的，东拼西凑，总共聚集200多支，每支枪所配子弹最多也不过200发。他俩带着这么点武器，就敢偷渡回国和清军鏖战，其中的大无畏精神令人叹服。以自杀警醒国人的陈天华曾谈及自己能为国做的无非两件事，“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就愿意以身相殉。革命烈士林觉民在广州起义前留言：“此举如果失败，死人必然很多，定能感动同胞 ——嗟乎，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而犹生也，有何遗憾！”这份舍生取义的信念和虽死犹生的荣誉，支撑着年轻的生命们慨然冲进枪林弹雨。
正是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的努力和牺牲，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热血青年汪精卫
北京什刹海的前海和后海之间的水道上，有一座南北向的单孔石拱桥，因形似银锭而得名银锭桥。每天，摄政王载沣从什刹海的醇亲王府到紫禁城去上朝，都要经过这座银锭桥。1910年（宣统二年）三四月间，有几位新式打扮的年轻人频繁出现在银锭桥周围。好几天深夜，桥下都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原来，这是几个立志舍生取义的青年革命党人，计划在载沣路过时炸毁银锭桥，暗杀摄政王。而为首者，就是汪精卫。
暗杀，是晚清革命党人经常采用的手段。
革命党人多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痛感国家贫弱不堪，忧心于国家灭亡的噩运，迫切地希望改变现状。革命是他们的选择，但一城一地的光复，年复一年的宣传动员，并不能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于是，很多年轻人倾向于更快捷的手段：暗杀。
国内黑暗了千百年，清朝的庞然大物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推翻的，往往让人束手无策，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于是，有人宁愿舍弃生命，也要给敌人造成眼前的、更大的死伤。暗杀就应运而生了。最早约为1902年冬，留日学生杨毓麟在《新湖南》撰文，声称“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5年9月，年仅27岁的吴樾在出发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前写下《暗杀时代》一文。在文中，他说：“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他说，愿他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他并且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陈独秀当年20岁，与吴樾相争刺杀五大臣。两人竟然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精疲力竭后，吴樾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回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对于革命大业，暗杀是小事，建设是大事；暗杀是容易的、一时的，建设是长期的，艰难的。但是，青年革命者等不及了，宁愿先杀身成仁，而将艰巨的建设事业留给同志们去做。
国内因此爆炸声隆隆。著名的暗杀事件有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1911年广州两次发生暗杀事件，林冠慈等炸伤广州提督李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则刚踏上广州码头就被李沛基炸死。而其中最著名的暗杀事件，莫过于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了。
汪精卫，1883年出生，广东三水人，原名汪兆铭，“精卫”是他的笔名。汪精卫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一度主编过《民报》。之前，同盟会在两广发动的多次起义都失败了，勇士流血牺牲，生者情绪日渐消沉。汪精卫悲愤欲绝。1910年，他写信给胡汉民说：“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透露出以死激励革命的决心。
既然抱定必死之心，就要死得有价值，就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仇敌首领的性命。汪精卫决定混入北京，刺杀清廷的皇亲权贵们。他邀请同龄的黄复生和小自己三岁的喻培伦等同志一同前往北京从事暗杀。黄复生、喻培伦二人都是四川人，都赞同暗杀行动，而且都自学了炸药学。黄复生曾经在配置炸药时受过伤，喻培伦则钻研出配置炸药的“喻氏法”，被同志们称为“炸药大王”。他们当即接受了暗杀邀请。从汪精卫邀请的对象来看，他就想轰轰烈烈地在北京大干一场，用爆炸的方法不仅能多杀清朝权贵，而且能把事情闹大了，做出“爆炸性”效果来。至于个人生死，他也好，黄复生和喻培伦也好，都没有过多的考虑。不然，他们大可以采取下毒、狙击等容易隐蔽自己、事后方便逃脱的手段。行前，汪精卫写信给胡汉民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汪精卫等人慷慨来到北京，在琉璃厂开设“守真影相馆”作为掩护，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配置炸药，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他们还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集合同志的场地。
一行人最初的爆炸对象是庆亲王奕劻，无奈奕劻深居简出，没有找到下手机会。接着，他们想刺杀出洋考察海陆军归国的载洵、载涛，计划在火车站下手。不想火车站人多眼杂，载洵、载涛在重重护卫下快速离开，汪精卫等人又没有找到机会。最后，众人把目标锁定在摄政王载沣身上。载沣符合暗杀对象的许多条件：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日常活动很有规律，安全护卫存在漏洞。汪精卫等人开始准备在鼓楼大街上行刺载沣车驾，制造轰动效应。他们计划伏在沿街的高墙后投掷炸弹。不想，正当几个人还在计划时，鼓楼大街翻修马路，载沣上朝绕道了。一计不成，汪精卫等人又计划在后海边的烟袋斜街炸死载沣。这条街很窄，两旁民居的窗户就开在街边。几个人计划租间沿街民房，从窗户口向载沣投掷炸弹。结果，计划又赶不上变化。几个人跑了一圈，竟然租不到民居，只好又悻悻作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们很快发现载沣有个致命弱点：每天要通过狭窄的银锭桥去上朝。几个年轻人很快制定了预埋炸药在银锭桥、汪精卫藏身于小桥附近的阴沟、等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的计划。
制造炸弹倒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喻培伦将炸药从海外偷运进北京，没有组装成型。后来又在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铸造了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再填入炸药，组装成了一个威力更加巨大的炸弹。接下去就是把炸弹安装到银锭桥下，配上引爆系统。这项任务落在了黄复生、喻培伦的头上。两人本想只用一个晚上完成安装，不想银锭桥全桥由大石块砌成，难以找到理想的安放点。他俩只能凿石头，叮叮当当了一个晚上，还没有把大家伙给装上，只能做持久战，改天再来。
不想，就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4月2日夜，黄复生、喻培伦继续到银锭桥下埋设炸弹，正挥汗猛干着，突然发现桥上蹲着一个黑影注视着自己。原来，什刹海附近有个居民，当晚和妻子发生了纠纷，心情不好在岸边游荡。静静的黑夜中，银锭桥下传来清脆的叮叮当当声，那人好奇地走过来，蹲在桥上观看。他原以为是江洋大盗在埋赃物，想见者有份，讹桥下人一笔钱财。慢慢的，他觉得不对劲了。这分明是在埋设炸弹嘛！黄复生、喻培伦发现了他，他也看到两人，双方都惊散而去。那人赶紧跑去报告了官府。黄复生、喻培伦则丢下炸弹，跑到远处藏起来观看动静。不一会儿，警察包围银锭桥前后，搜走了大炸弹。两人这才跑去报告了汪精卫等同志。计划失败，怎么办？是逃离北京还是铤而走险，再行暗杀？几个年轻人惊魂稍定后，商定先在北京看看情况再决定去留。
第二天，银锭桥下发现炸弹的新闻上了北京各家报纸。人们猜测这可能是清朝内部倾轧的结果，有的报道说炸弹中包炸药的报纸是伦敦字样，猜测是刚从欧洲归国的载洵等人要谋杀亲哥哥；也有报道说是庆亲王奕劻幕后主使，要刺杀载沣。总之没有人往革命党人身上想。汪精卫等人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点。过了两天，有报纸刊登新闻说银锭桥爆炸未遂案的嫌疑人被抓住了。汪精卫等人大大松了口气。几个人决定再干一场，继续刺杀载沣。因为进口的炸药用完了，喻培伦去日本重新购买弹药。汪精卫与黄复生留在京城，图谋再举。
其实，这都是官府使用的障眼法。在麻痹汪精卫等人的同时，警察们正抓紧追查刺客。他们以遗留的大炸弹为线索，将庞大的炸弹外壳遍示京城铁匠铺，终于在鸿泰永铁铺查到了订货人。16日，警察冲进“守真影相馆”逮捕了汪精卫和黄复生。
审讯时，汪精卫、黄复生两人争相承担责任，力图为对方开脱。黄复生奋笔直书：“此次之事，纯予一人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予处。”审问者说：“这一句要改。”黄复生说：“事实是这样的，我怎可攀诬我的好朋友呢？”审问者说：“奇怪，汪精卫也说是他一个人干的。”原来汪精卫早已将暗杀罪责完全揽在自己身上，为黄复生等人开脱。他称：“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
利用写供状的机会，汪精卫洋洋洒洒，将“罪状”写成了鞭挞朝廷鼓吹革命的“檄文”。他说：“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其终于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在黑暗的牢房中，汪精卫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东京，回到了当日编辑《民报》的案桌前，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在狱中，汪精卫以决死的心，写下了《被逮口占》等四首诗。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诗，迅速传唱于革命党人中。女革命党人陈璧君参与了刺杀载沣的谋划，已经离开北京，听到汪精卫入狱的消息，毅然返回北京，勇敢地和狱中的汪精卫结为夫妻，成就了一番佳话。
汪精卫的案情，依照大清律都够得上满门抄斩的标准了。载沣也想处死汪、黄，但是遭到了内部的反对。同盟会员程家柽正在肃亲王、民政部尚书善耆府中任家庭教师，他对善耆说：“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善耆对汪精卫很欣赏，从中劝说。他还放下王爷的尊位，到牢中和汪精卫面对面地交谈。虽然没有被汪精卫说服，也没能说服汪精卫，还是对汪精卫佩服得五体投地。根据溥仪的回忆：“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4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理由，下令将汪黄永远监禁。汪精卫能够免死，实在出乎人们的预料。
身陷囹圄的汪精卫，在北京狱中发誓“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革命者的铁骨柔情
时间整整过了一年。1911年（宣统三年）的春天，福州城内花儿竞相开放。城中老街巷林家的儿子林觉民突然从日本庆应大学回来了。嗣父林孝颖对儿子的不告而返非常惊异，一再追问原因。林觉民说：“学校放樱花假，有几位日本同学要去江浙一带游览风光，临时叫我陪去，所以来不及写信通知。”虽然还有疑惑，一家人对林觉民的回国非常高兴，尤其是怀有身孕的林妻陈意映更是喜上眉梢。厅堂中充满了欢笑。
林觉民却没有时间享受家庭的温暖，整天在外联络他人，没人知晓此时他内心的纠结与苦楚。陪伴着老父娇妻幼子，奔走在熟悉的故乡街巷，林觉民从事着的却是极端危险、很可能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事情：武装起义。林觉民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此次是受同盟会日本东京学生支部委托，回故乡联络福建义士赴广州参加新的起义。
同盟会决定在广州举行大规模起义。之前，同盟会发动的历次起义都失败了。去年（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商议起义计划。清朝编练的新军倾向于革命，是重要的争取对象。之前安庆马队、广州新军都爆发过起义，因各种原因失败了。孙中山等人意识到仅仅依靠新军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革命党人作为骨干力量从中领导。于是，他们决定挑选五百名优秀的革命党人为“选锋队”，潜入革命基础良好的广州首先发难，带动新军起义。为此，孙中山等人制定了广州起义的计划，令“选锋队”兵分十路进攻两广总督署、广东水师行台、警察署、军械局、炮营、电信局等，然后打开广州各城门迎接城外新军入城，光复广州。起义时间定为1911年4月13日。攻占广州后，同盟会计划由黄兴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湖南，攻湖北；赵声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江西，攻南京。林觉民回福州，就是吸收志士加入“选锋队”。而他本人，早已下定决心成为其中一员。
一边是国，一边是家，林觉民几次想将参加广州起义的事情告诉陈意映，可又念及爱妻已怀孕八个月，对自己爱恋深沉，恐怕接受不了如此危险的计划，几次启口却又几次将话吞回。3月19日，林觉民恋恋不舍地告别家人，从马尾港上船经香港赴广州参加起义。临行前，满腹话语又无法倾诉的林觉民与前来送行的同志举杯话别，豪饮狂歌。
与他同行的，还有几十名和林觉民情况相似的革命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