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和她这样谈的兴致盎然，我也很愉快。我们完全沉浸在此刻我们构筑起来的世界里，忘记了身边周围。我几乎都忘记了先前给我们送咖啡送水的应侍女郎。她很多次轻盈地从我身边走过，我都没有在意到。
此刻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当然，出于礼貌，我含笑问她可否抽烟？
她点头说没事。
我又忽然想到什么，接着问她，是否抽烟？
在美国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抽烟的多的是。美国学生还抽大麻，偷偷在学校家长看不见的地方，几个一堆，享受着灵魂暂时出窍的快感。
她摇摇头。
我就独自点燃了烟。我心情愉悦，感觉世界十分美好。
此时那个女郎又从我身边走过，虽然无声无息，不过我仍能感觉到她有意想让我察觉，于是我主动打了个招呼，问她明天什么班？
她立刻停了下来，说明天早班。
我说这样很辛苦。她笑笑说习惯了。我又低低对她说把账单送过来。很快她悄悄把账单压在烟灰缸下。我瞄了一眼上面的数字。千万别小看了这里的一杯咖啡和一瓶水。
初来时我习惯上用美元来思考问题，一切显得渺小而不起眼。但是如今我渐渐会用人民币来思考所有的花销，其实是沉甸甸的。即使如此，我还是愿意这样。我觉得这些对于我现在在美国的收入来说不算什么。
况且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喜欢享受的人。如今能住五星级的酒店，我绝不愿意住四星级的酒店。我不需要省那些钱，我需要的是舒适和惬意。我想这和我年轻时拼了太多可能有关系。
年轻时拼命干是因为没钱享受。我记得我不到二十岁就去了美国。和大多数年少气盛，放浪不羁的年轻人一样，能够离开台湾，离开严厉刻板的军人父亲，独自一人出去闯荡求学，让人有种飞翔的豪迈感。
我爸爸原是***的军人，来到台湾后就娶了我母亲，一个瘦小勤劳的台湾女人。母亲家是做纺织业的，在父亲的操持下，生意日渐壮大，一度也是门庭显赫，在当地颇有威望。但是和大多数家族传统企业受到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一样，后来渐渐开始走了下坡了。
父亲之所以同意让我去美国，是因为他希望我能学成归来，重振旗鼓。我不得不说，我不折不扣是个家族的背叛者。因为我压根不想搞什么纺织。别说不想搞纺织，连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时最痛苦的莫过于和爸爸去工厂，那里机器声震耳欲聋，粉尘满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工人守着轰隆隆运转的机器，没日没夜地干着活。在里面说话都得扯着嗓门大叫。
每次去我都感觉自己的肺里充满了各种棉絮粉尘，虽然我也很同情那些劳作的女工，但是那时的近况就是这样，所有纺织厂几乎一个样。你想要赚钱养家，就得来这里干。
我就不明白为何父亲一定要继续纺织业，可以做的生意很多，他们是可以选择的，要我说，干脆关闭了算了。我的这种言论在父亲看来简直就是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