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之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总体来说是较为正面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引入注目，代表的是一支新兴的进步力量。然而六·四事件之后，美国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集中的报道和渲染，其中夹杂着许多恶意的歪曲和评论。
诸如，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使美国产生了大量的贸易逆差，使许多美国人失业；中国实力的增长导致其军事力量膨胀，使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受到威胁；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较为成功，但是共产党政权的独裁和专制却使人民的民主和人权得不到保障。凡此种种，形成了所谓“中国威胁论”和“妖魔化中国”的现象。美国媒体对舆论的影响和引导使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逆转，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民众反对越南战争的呼声已经在美国国内形成了相当广泛的共识，使尼克松政府最终做出中止战争的决定。而在911事件以来美国社会再次形成了“言论一律”的舆论氛围，民众“谈恐色变”的心理为布什政府挑起反伊情绪、推行单边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内环境(王永芹，2005)。1992年，布什在离任前七周决定向索马里派遣维和部队，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这一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而1993年10月，在一次美军与索马里叛军交火中，美军士兵伤亡众多，各大媒体迅速播出了这一消息并且播放了一名美军士兵被打死后被拖在街头的残酷镜头。随即，美国公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情绪，85%的民众要求“带孩子们回家”。克林顿政府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经过三天紧急磋商，宣布将于1994年3月31日前撤出全部美军作战部队(韩召颖，2007)。这一案例一方面反映出媒体对公众舆论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众舆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思想库与大众传媒的舆论关系“谁决定着政治的内容，谁便统治着这个国家(Schatt-schneider，1960)。”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尽管大众传媒具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和塑造力，但却不具有舆论生产的能力，决定了大众传媒舆论内容的是思想库。
媒体首先是舆论的反映者，其次才是舆论的代表者和引导者，它促进舆论的形成依赖于对事实的加工。“报纸不可能从冰点唤起一种活动。它没有呼风唤雨的神奇法术。新闻的活动是把潜在的东西加以提高，确立和宣布将要形成的意见，提出能领导运动的核心的东西，提出一定的办法和贯彻始终明确的目的。换言之，报纸的作用不是创造性的，而是加工性的，不是第一位的，而是第二位的(小野秀雄，1957)。”
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思想库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两者之间是舆论生产者与传播渠道的关系，思想库设置了大众传媒的舆论议程；第二，思想库与大众传媒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需求的紧密联系，思想库需要借助媒体传播、放大影响力，媒体需要思想库的观点和声音提高公信力和收视率。
就两者之间的第一层关系而言，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很多时候媒介的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那么又是谁在设置媒体的议程呢？影响媒介议程的重要力量，从微观上来讲来自媒介从业者，从宏观上来讲来自意识形态，从中观的角度，有时来自其他媒介，特别是主流媒介，有时受到政府议程的影响，有时来自其他社会组织(沃纳·赛佛林，2007)。从根本上说，媒介的议程是生活的反映，是广大公众的普遍呼声为媒介议题提供了源泉。但是，在“公共政策舆论场”内，作为专业的公共政策思想的生产机构，思想库作为权威信息源和具有公信力的专家意见源为媒体设置了议程。美国思想库通常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就某一问题在全社会形成舆论强势，促使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而达到设置政策议程的功能。在“公共政策舆论场”内，表面上看，虽然媒体决定了哪些思想库的舆论可以进入媒体议程，但是无论大众传媒如何选择也不会跳出思想库所提供的舆论内容的整体。再简单一点解释，思想库就好比是舆论超市的提供者，大众传媒在这个舆论超市中具有选择哪种商品的决定权，但其最终选择的所有商品都是由这家舆论超市所提供的。
大众传媒与思想库之间之所以形成一种互为需求的紧密关系，一方面源于两者之间存在着议程设置的关系，另外还源于美国思想库之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美国大众传媒的私有化和商业化特性。
在美国思想库发展的早期阶段，思想库的角色主要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但并不参与和影响政策决策的过程，因此思想库很少出现在大众传媒上，其影响力也不被大众所感知。但是，在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政策倡导性思想库的出现，思想库的数量急剧增多，思想库市场变得供大于求，如何吸引有限的受众、注意力和资金成为思想库面临的严峻问题。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思想库的传统信息传播模式也形成了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思想库开始意识到大众传媒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适应市场和媒介环境的变化，思想库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目前，几乎所有的美国思想库都积极寻求通过大众传媒进行舆论扩散，提高其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从而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
从媒体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大众传媒最核心特点是私有化、商业化和独立性。
私有化和商业化的性质决定了其必须通过赢得高额利润来维持生存和发展，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促使大众传媒必须为受众提供权威、快捷的信息以保持和扩大其读者、观众和听众数量，吸引更多的广告客户。而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大众传媒获得权威信息的来源就是思想库，思想库为大众传媒不仅提供了免费的权威舆论产品，而且还提供了对这些舆论产品进行解释、分析的专家们。在美国各大广播电视网的评论节目中，思想库的专家、学者们总是频频出现，就某一社会问题或者政策热点进行解读，这一方面提高了思想库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提高了媒体的收视率和收听率。
美国大众传媒的独立性决定了其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客观、中立的地位。
但是，在任何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大众传媒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中立，它总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资本、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媒体在选择思想库的舆论产品和专家时也很难做到对各种舆论观点选择的平衡和中立，他们往往选择那些和自己已有的意识形态和观点相近的思想库。当然，思想库对此并非是完全被动的地位，它们会采取各种传播模式和渠道进行舆论传播，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四章进行详细论述。
（第四节美国思想库与公众舆论
按照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对舆论主体多样性的分析，公众分为精英、关注公众和普通公众三个层次(Gabriel Almond，1960)。本书所指的公众舆论，是指普通公众对各种公共政策所公开表示的大体一致的意见。
美国建立的政治制度体现了“民治、民享、民有”的基本价值，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人民的意志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如果离开了“人民的同意”，民主就不能够成其为民主。可以说，公众舆论是美国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合法性来源，而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据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于民众的意见。因此，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无论是思想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还是政策制定者，他们都试图影响公众舆论，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就思想库而言，公众舆论是美国思想库的目标受众之一，很多思想库在其机构的声明之中都明确指出要引导公众舆论的走向和社会思潮。但是思想库影响公众舆论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它的力量来影响政策制定。
公众舆论的力量英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布莱斯认为，“没有任何国家的公众舆论像在美国那样强有力，和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更像是在被公众舆论所统治(James Bryce,1981)。”哈罗德·拉斯韦尔(2003)曾断言：“如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少关于政策成功所仰赖的公众舆论，那么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十分危险的。当政策得以公开时，公众舆论的批评能够补救权力决策的缺陷，使政府在局面失控之前就能觉察和纠正问题，并改正错误。”
尽管学者们对公众舆论抱有理想化的期望，但是在实际的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舆论具有多大力量却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20世纪以来，美国学界关于公众舆论的力量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一种是现实主义的阿尔蒙德一李普曼一致论，也被称为怀疑一否定学派，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理论，也被称为肯定学派。
阿尔蒙德在对大量数据和历史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美国民众对外交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的基本知识所掌握的信息量十分有限，可以说近乎无知，“如果想避免对威胁的恐慌性反映，就必须时时切记美国公众舆论的摇摆不定和爆炸性潜质(Gabriel Almond，1960)55。”詹姆斯·罗森瑙曾以剧院为比喻，将舆论制造者比做舞台上的演员，只有25%左右的观众坐在前排并且能够理解舞台上的表演，其余的大多数观众“置身于剧目之外，看不懂剧情，甚至听不懂台词，分不清演员。这部分人只能作出感性反映，或者一片沉寂，或者猛烈鼓掌仿佛要把剧院地基都要掀起来(James Rosenau，1961)。”从二战结束后到越战末期的30年时间里，现实主义学者们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达成了阿尔蒙德一李普曼一致论，“公众舆论是反复无常的；公众舆论缺乏内聚力或结构；公众舆论对政策制定产生的影响力是有限的(O.R．Holsti，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