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有所涉及，若对我国的经济政策调整机构加以分类，首先有部门之间业务人员一级的政策协商调整机构。其次是经济次官会议和经济长官会议。这些可以说都是官方机构。还有经济长官协议会，可以视为小型的经济长官会议。另有产业政策审议会、对外合作委员会、放宽行政约束委员会等负有特殊使命的部长级委员会。这些政策调整机构全都是政府内部的机构。调整政府部门之间意见的官方的政策机构如此之多，这表明我国重要的经济决策和调整靠的不是政界人士，而一直由政府和官僚体制在代理进行。
这绝不能说是好现象，不过在我们社会，对政策偏重于实效的认识和思想根深蒂固，这一点也就顺理成章地被人们所接受而丝毫没有怀疑过。国民对作为政府与执政党之间的政策协商和调整窗口的党政协议会投去不以为然的目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党政协议会看上去就像是进行欺骗或上演政治丑剧的舞台。当然，我国的党政协议会并非没有畸形的因素，但是，如果认为政策调整基本上是属于政治上的事情，只能由政府内部制定政策和调整政策，这样想就错了。
现在，我们正在迎接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国会必将在重要的国家决策上发挥更积极而灵活的作用。国会让位于政府，只行使什么国情监查，国情调查等敲敲边鼓的工作，那就不能说国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今天，国会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立法部门，成为对国家的政策进行批评，同时引导国民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协商讨论的场所。只有到这时，政策调整才不会成为政府内部的问题，而重现民主决策的本来面貌。
（五）朝着民主的方向改善政策调整工作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朝着综合地、合理地确保政策连贯性的方向进行政策调整，这种常识性的主张事实上很令人担心它是否会使虚构的、权威的和中央集权的决策及其调整获得正当的借口。
那么，政策调整究竟应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呢？是政策调整过程的民主化。
在民主社会里，民主地实现政策调整的惟一方法是允许民主参与。当涉及到利害关系的国民和政府部门都来参与，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并防御对方的进攻时，政策过程就将实现民主化。只有在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并经过相互适应的调整过程，才有可能实现合理的政策调整和具有连贯性的政策调整。只有民主参与和相互适应才是能够以最大的智慧克服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有限的知识能力的惟一办法。这就是决策和政策调整民主化的重要理由。
从这一观点出发，拟对我们社会里妨碍民主决策与调整的几个问题，特别是对如下问题作一番考察，它们是纠正政府部门代表各方利益不公平的问题；用民主的方法改进正在助长权威性决策的错误的政策调整结构与惯例的问题。
1.纠正政府部门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公平问题
决策与政策调整的核心在于消除相互抵消的价值之间的矛盾。大致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来实现（Lindblom，1965，227）：第一种方法是把某种价值看成应有的东西从而实现帕累托的最优状态。第二种方法是创造出能够减少某一决策者的决定对另一决策者的决定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的新价值。第三种方法是消除矛盾，这就是对相互抵消的价值进行权衡和比较选择的方法，是在用第二种方法对相互抵消的价值重新思考、修正、重组全都试用过以后所用的方法。可以说，实际上最常用的是第三种方法。以下我们更具体地研究一下用这种方法进行政策调整和化解矛盾的问题。
以权衡和比较相互抵消的价值来化解矛盾的方法，其核心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有关部门的政策选择上放置砝码的问题。当利益集团均衡发展而且代表其利益的政府部门布局平衡时，允许他们全都积极参与，并通过它们之间的协商和让步，就可能朝着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向解决问题。但是，像我国这样，利益集团的发育程度参差不齐，因此，当政府部门作为利益代表者带有偏向某些特定集团的倾向时，政策调整的结果脱离公众利益的弱点就不容易避免了。
在这里，尤其成问题的是政府部门的偏向。过去我国最重视安保和经济增长问题，始终表现出一种结构的脆弱性，代表大企业利益的部门影响相对比较大，而代表农民、中小企业、工人、消费者利益的部门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看一下目前我们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就能够很容易理解了。在我国的决策和政策调整的民主化过程中应当关注的正是这个方面。当然，政府部门之间的权限与职责的分配是随着决断状况和政策结果变化的。事实上，决策过程也可能用更换参与者和改变关心的问题的方法来改变各自不同价值的相对重要性。（Dahl&Lindblom，1953：109-117）但是利益集团的影响实际上与政府部门的权限和职责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因而消除政策价值之间的矛盾最终取决于如何给代表不同政策价值的部门重新分配职与权。
2.提高决策与政策调整过程中的公平性和信任度
在比较与衡量相互抵消的价值之间的矛盾方面，最重要的是比较、衡量其形成过程的信任度。如果参与者相信这个过程是一个任何人都值得去协商的过程，那么一般来说，通过这种过程所形成的决断和内在价值就容易被人接受。在通过这种过程形成的对价值的比较、衡量和选择的过程中，重要的标准是有多少人具有某种共同价值。同样，对某种价值的偏爱程度也对此产生影响。这是因为，越是执著地追求某种价值的参与者，便越能够竭尽全力去保存和实现这种价值；而且价值冲突也会朝着有利于特别关注某项政策的人的方向得到缓解。当然很难断言，以这种方式解决冲突一定是社会所希望的和恰当的。但是，如果赋予所有参与者同等的竞争机会并以此为前提，那么可以说，通过这种过程解决价值冲突并进行政策调整是富有意义的。问题在于能否保证机会均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企图在所谓“公共利益”的名义下使人陷入追求“私利”，这是社会所不希望的。而另一方面，无视对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同样不能为整合社会的价值带来更好一些的结果。因为认真地考察利害关系的差异，并考虑引起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这种思路出发再来观察是否存在谅解和妥协的可能性，这反而更有利于价值的聚合。
3.摈弃权威主义的政策调整结构和惯例
我们在上面一方面强调决策调整过程中民主的必要性，同时也强调了为使这一过程实现真正的民主，利益集团及代表其利益的政府部门之间的权限和责任的分配、决策和政策调整过程中机会的均等与公平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进行强有力的快速决策并调整政策之间的矛盾，反对暗中支持权威主义的决策结构和惯例的错误思考方式。
从这种观点看，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副总理与经济首席秘书官的责任模糊不清。正如前面已经指出，很多人认为，在我国，只要经济首席秘书官的作用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政策调整就难以奏效。这无异于认为总统秘书官理应发挥政策提倡者的作用。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多问题。经济首席秘书官作为政策提倡者发挥作用，无论他怎样站在中立的立场提出政策，并以此为主行使政策调整权，都要冒很大的风险。经济首席秘书官一旦陷入特定的政策方向和政策方案中，或者表示支持，就难以指望他会去探索多种多样的、涉及范围广泛的政策方案，也难以期望他在处理相互不同的政策立场和认识时完全摈弃他的偏见。这最终将会缩小应当由总统来研究的政策方案的范围，并对总统的政策判断产生误导。
尤其是，如果经济首席的政策立场受到总统个人的利害关系、成见、偏执和信念的很大影响，那么，他作为总统的维护者和政策管理者就不可能忠实地发挥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总之，经济首席秘书官自己成为特定政策的提倡者是极不可取的。
从我国的情况看，副总理与经济首席秘书官应是怎样一种分工才有成效，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因为这里需要考虑到总统的决断风格、个人的亲疏关系以及各自的性格等许多因素。但是一般说来，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经济部门的领导、政府经济政策发言人等职责应由副总理安排。而经济首席秘书官的作用则是作为总统的感觉器官、总统的耳目，使总统作出最稳妥、最有效的决策；他最好仅限于发挥政策管理者的作用，分析、评价并向总统提出一切可能的政策方案。这样，如能分清二者的职责，那么，迄今为止发展下来并被国内外评价为相当成功的以副总理制度为基础的经济企划院，它主导的经济政策调整模式将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崔炳善，1990，261-267）
（六）结论
笔者在本章以经济企划院为主考察了我国经济政策调整的结构与特点，同时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目前，我国的经济政策调整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特别联想到在最近的行政改革中人们又一次集中抨击了经济政策调整体制，而这种批评多半只是从管理的角度和技术的角度进行的，我想指出，这不是对政策调整问题的正确认识。笔者在文章中一方面强调政策调整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过程的事实，同时又认为，如果说决策和政策调整的结果还不尽人意；那就应该从政治上去寻找原因。
其实，过去对经济企划院劈头盖脑的多数批评绝不是经济企划院所能承受的，也不是它应当负责的问题。如果是经济企划院出现的工作失误，应当说责任并不在经济企划院本身，而在韩国的政治现实。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缺乏像样的政治，由此引起对政治的不信任，这又促使所有的权限都集中到总统手中，经济企划院仅仅忠实地服从总统的指挥。经济企划院向总统提出了对各种复杂的经济政策问题的看法，其中大部分已被总统所采纳。
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企划院在此之前已经发挥了超过人们所期望的作用。一般人评价说模仿经济企划院组建的升格为副总理级的统一院都未能像经济企划院那样去进行政策调整，我们需要好好体味一下这普遍的评价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当然对于经济企划院严重的独断和专横也有许多指责，但假如认为这是无缘无故的独断专行，这也是欠妥的。这种惯例是韩国官僚体制的通病罢了，不能把它看做是经济企划院特有的弊病。如果赋予总统秘书室或国务总理室以类似于经济企划院的那种职责和权限，它们同样避免不了表现出经济企划院过去所表现出来的惯例。任何部门来代替执行经济企划院在此之前所履行的职责，恐怕都不能缺少那样的机构。
我们经常对我国独立发展起来的制度缺乏自信，出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无视在这种制度下成长起来，并在这种制度下学到的管理社会的智慧，却不加批判地一味赞赏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
经济企划院开始是模仿外国的制度建立起来的，但这是具有独创性的模仿并取得了成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很赞赏韩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他们最感兴趣的正是经济企划院。
倒还没有发生过盲目轻率的事情，在没有看清问题的根源时就慌忙地急于想改革行政组织。正如第九章阐明的，对政策调整问题的认识往往会转化成对组织结构问题的思考。但是，我们不能不再一次认真地研究，难道问题的起因果真是在组织结构上吗？
来自错误认识的机构改组将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会造成不确定性。而且机构改组只有经历较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但谁也无法保证这种效果一定会同预期的效果一致起来。需要站在国际经济现实正在迅速运转的高度，重新考虑企图大规模改革问题并不大的机构这样的一种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