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戴高乐讲到了为什么要实现中法建交--
“由于十五年来几乎整个中国都集合在一个政府之下，这个政府对中国实施它的法律，而且中国在国外表现出它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法国就曾经准备同中国建立正规关系……
“在这个大陆上，特别不可能想象有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战争与和平。……中国本身的庞大、它的价值、它目前的需要和它将来的广阔前途，使得它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心和注意。由于这一切原因，显然法国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
戴高乐在即将结束讲话时，针对美国暗示地说：“法国认为，目前还在等待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历史确实被戴高乐所言中。70年代打开中美关系的尼克松总统称颂“戴高乐在我实现美国对承认人民中国问题的政策转变上起了重大作用”。尼克松追述道，1964年法国刚承认中国不久，戴高乐在巴黎会见尼克松时就说过：“我无意干预美国的政策。但我认为，美国应当考虑承认中国。”并说，“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不抱幻想”，但他劝说美国“不要让他们在愤怒中陷入孤立”。
尼克松阐述反对承认中国的理由后说：“也许10年后，当中国在核技术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的时候，我们就将没有别的选择了。”
戴高乐却对尼克松说：“中国还不强大，现在承认中国要比等到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而你们被迫承认它要好。”
1969年尼克松作为美国新总统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又重复了1964年的那番话。1971年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时，戴高乐已经去世，但尼克松曾经特意会见戴高乐生前最信赖的朋友与助手--著名作家马尔罗，请刚刚见过毛泽东的马尔罗做参谋。尼克松总统因而在后来一再表示，戴高乐在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上起了很大作用。
“美国被戴高乐一刀刺痛了”
还在中法双方代表在伯尔尼进行最后的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风闻中法两国即将建交，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来欧洲开会，就于12月16日赶到爱丽舍宫会见戴高乐。此时，离中法建交公开宣布的时间，仅有1个月了。
在会见戴高乐的前一个晚上，即12月15日，腊斯克在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寓所里与波伦大使及著名专栏作家苏兹贝格专门谈论了戴高乐。波伦告诉说：“戴高乐刚刚在大半个月前（11月22日）度过了其73岁生日，已是伟人暮年啊。”
腊斯克则忧心忡忡地说：“总统让我和他会见再谈一谈。目前可能会成为这个非常伟大人物的最后一章了。”腊斯克还杞人忧天地说：“他这样做，会把法兰西引向越来越孤独的道路，也使他走向痛苦孤独的结局。”
戴高乐虽然过去对杜勒斯国务卿甚不以为然，但是对这位名气比不上杜勒斯的腊斯克，还有一种二战战场上军人间的感情；加上他知道腊斯克生性笃实、沉默寡言，不投机钻营，因而对其很有好感。当年，戴高乐与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等美军首脑人物谈起亚洲战场时，两人都曾甚为赏识地谈起过给史迪威将军当副总参谋长的腊斯克将军。1961年，腊斯克被年轻有为的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国务卿，不久前，肯尼迪遇刺身亡，约翰逊总统又宣布其继续留任国务卿。
戴高乐一听说腊斯克要来拜访，马上就想到此人要来摸中法建交问题的底。戴高乐早已经获得最新情报：中央情报局已经给驻法、驻瑞的特工下令，尽快探明中法建交的有关情报速报华盛顿。
戴高乐首先向腊斯克祝贺其留任国务卿，接着还向其打听二战时中缅战场的旧事，以示军人间的亲近。
在泛泛谈过了一些其他问题之后，腊斯克格外关心地问起中法建交的问题。腊斯克问：“总统阁下能否坦率地告诉我，准备什么时候采取这一行动？是晚些时候，还是不久的将来？”
戴高乐仍含糊其辞地回答说：“就像打仗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某方一样，你问的这个问题不仅仅取决于法国。如果法国政府有朝一日把同中国建交的决定付诸实施，我们必定先通知美国。”
次日即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宣传说：“美国已经得到戴高乐的保证”，“法国眼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计划”。
但是，戴高乐并没有给面子。
法新社于12月18日马上奉命发出通稿否认华盛顿的说法，重申法国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保持着行动的自由”，“法兰西在世界上有独立的外交政策”。
20多天后，1月15日，法国驻美国大使埃尔维·阿尔芳奉命在华盛顿拜会国务卿腊斯克，告知其法国内阁已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阿尔芳还说，法国政府认为中国正在走与苏联不同的独立的道路，它已不再同苏联组成杜勒斯生前所说过的那种铁板一块的铁幕集团。腊斯克听了后因愠怒而脸色发青，对法国的决定表示遗憾。
1月16日，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向法国大使阿尔芳递交了抗议照会，对法国的决定提出强烈的抗议，声称这有损于“自由世界的利益”。
1月21日，法国政府复照美国予以驳回，针锋相对地指出：“法国政府认为，承认中国只会有助于自由世界的安全和利益”，是为美国政策“帮大忙”，使美国的亚洲政策能走出“死胡同”。
美国与法国舆论界为了中法建交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舌战”。美国报纸传媒则大肆攻击法国“离经叛道”，声称美国感到“愤怒”，“十分激动”，认为中法建交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美国的政治战略全被打乱了。美国《基督教箴言报》有评论说：“美国被戴高乐一刀刺痛了。” 美国也有与众不同的赞扬观点，颇有远见的时事评论家李普曼认为，戴高乐所做的是一项西方国家有一天将会赞同的“成就”。
跟着美国的德国报纸评论得更形象，说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所受的创伤在竞选时总要裂口的，而戴高乐出其不意地选择美国最尴尬的时候在美国的伤口上刺了一刀。法国的报纸刊物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驳斥美国报刊反对中法建交的谬论。有的报纸说，美国企图“像路易十四对他的侍臣那样”来对待法国，但是现在不是路易十四时代，也“不再有侍臣了”。有的报纸说，美国的远东政策会导致西方阵营失败，法国进入亚洲意味着“制止了自由世界之船可能触礁”，还说对美国有益的事未必就对法国和自由世界有益。
戴高乐当然我行我素，并不顾美国的所谓“抗议”与抨击，继续完成既定的中法建交进程。
针对美国要老蒋赖在巴黎不走，戴高乐下了关于
“一个中国”的手谕
早在1963年10月间，蒋介石风闻法国即将与大陆中共建交，就加紧进行活动，诸如派要员出访巴黎等，企图干扰和动摇戴高乐的决心。12月间，国际上关于中法要建交的传闻益发增多。12月13日，对此深为不安的蒋介石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澄清法国政府是否准备改变同中国关系的现有方式。蒋介石并在信中说：
“近数日外电频传，法国正考虑承认匪共，或与之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为举世所瞩目。我军民尤感惶惑不安，将使我士气民心受到严重打击。希能本持颠扶危、主持正义的精神，在吾人艰难困苦之际，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戴高乐决定委派二战时期法国驻重庆大使潘考夫将军作为特使前往台北，使命是安抚蒋介石。
二战时期，法国与蒋介石在重庆的政权作为抗击法西斯的盟国，曾有一定的关系。潘考夫将军在重庆常与蒋介石打交道。国际上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的战略物资，经法国的印支当局同意，由海路运输至法属越南的海防港上岸，然后进入中国，经广西龙州、南宁、贵州息烽的公路运到重庆。在法国沦陷后，戴高乐在海外组织“自由法国”为拯救法兰西奋战的最艰难阶段，支持他的军衔最高而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驻守在印度支那的五星上将卡特鲁将军。在二战后期，日本军队在做垂死挣扎而发动打通太平洋通道的战役中，攻克河内，占领了印度支那。法国在印支的战斗部队撤进中国广西、云南，法国空军的飞机也撤停在昆明等地的机场。因为这层关系，戴高乐在中法建交的谈判中不愿主动断绝与台湾蒋介石的关系，也不主动驱逐蒋介石驻法国的外交代表，而希望与蒋之间能自动断交，代表自动撤离。
为了配合对蒋介石的安抚工作，也力图在台湾问题上留尾巴，戴高乐授意由富尔出面来作一次关于中法建交的谈话，谈话稿由戴高乐亲自审定，发表在1964年1月9日的《费加罗报》上。谈话重点是介绍中法建交，法方的立场和政策；在台湾问题上，强调法国不承担撤销对蒋介石集团承认的义务，及法国在台湾设立领事官员纯属法国政府的事；富尔还在台湾归属问题上不明确表态，暗含台湾一旦“独立”，法国仍可承认，等等。这些言论与富尔过去的言论有所不同，而且富尔代表戴高乐在北京与周恩来会谈时，提出这些要求都已经碰过钉子，戴高乐无视在北京达成的协议重提不合理要求，当然只能再碰钉子而已。这种做法是以一个非政府官员讲出政府的想法，以便对反对中法建交的人作个交代；对中国来说，富尔不是代表政府讲话，不违背同中国建交应遵守的协议。
在富尔的1月9日讲话发表后，潘考夫将军飞抵台北，向蒋介石递交了戴高乐于1964年1月14日写的复信。戴高乐在信中礼貌地表示了对蒋介石本人如何怀有敬意和个人友情，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说出下面的几句话--
“我应该告诉您，确确实实，我的政府不久将同建立在北京的政府开始缔结外交关系……出现在大陆中国并已确立的形势同我们过去所预计的，是不相符合的。法国不能长期忽视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其他西方国家过去已先于法国走上了这条道路。况且，最近共产主义世界的事态发展促使法国采取一项归根结底符合它及其盟友的利益的决定。……经深思熟虑，我认为不能再拖延了。”
戴高乐是想尽量做得周到些而已，无意要听取蒋介石的劝阻。潘考夫将军虽然在国民党高层有不少熟人，但肩负此任在台岛不会受到欢迎，只能是很尴尬地在台北待了几天。
1月19日，美国插了一手，敦促蒋介石不要主动和法国提出断交。
1月24日，潘考夫将军携蒋介石的信件飞回巴黎复命。蒋介石在信中要求戴高乐推迟实施这一决定。法方当然是不予置理。
1月27日，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后，剩下的就是法国如何了结同台湾的关系问题了。
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会不会出现中国与蒋介石的外交代表并存于巴黎的局面？富尔是代表戴高乐向周恩来作了郑重承诺的，戴高乐怎么能实现他不搞“两个中国”的三点默契呢？
戴高乐不愿与蒋介石主动断交，但他在得知了美国敦促蒋介石不要主动同法国断交的情报后，也急了。他当然不愿意中法建交进程被美国插手破坏。为此，2月16日，戴高乐给蓬皮杜总理和德姆维尔外长写了一个亲笔手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只有一个中国；而且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认为。既然我们与北京政府协议建立正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我们就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并为此进行相应的物资准备。”
根据戴高乐此份手谕，2月10日，法国政府通知台湾当局的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存在的理由。蒋介石不顺从美国意旨搞“两个中国”。同一天，台湾宣布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撤走其驻巴黎的“大使馆”。法国政府也相应撤回了它在台湾的代表机构和人员。
当我们回述这段历史时，应该着重指出，戴高乐在那份手谕中强调：“只有一个中国；而且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认为。”
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里，也有据称是基辛格“发明”的一段文字：“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两相比较，文字与含义并无什么差别。但戴高乐要比基辛格早了整整8个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