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头体弱的牦牛肺活量太小，掉队了。狼将它包围住，持续不断地向它攻击。牦牛与之拼杀，但由于身体素质太差，最终被狼击倒，成了狼的晚餐。
还有这样的场景：一只硕大的蝎子在沙漠中悠哉散步。突然，它看到几只在向自己靠近。这只蝎子快速掉头，拼命逃跑。紧追不舍，不一会儿就赶上了。还没等蝎子反应过来，几只分工协作，咬头的咬头，咬身子的咬身子，蝎子再也不能散步了。
你也许会说，弱肉强食是动物界的法则，神也无法改变。但问题是，牦牛和蝎子对于捕捉他们的狼和而言，并不弱，如果它们有勇气和对方较量一下，溃逃的可能是对手。
在中国大西部，一群牦牛在荒野寻找青草，突然几只狼出现在不远处。一头牦牛发现了，抬头看了一眼，其余的牦牛也纷纷抬头向狼望去。所有的牦牛继续站在原地，丝毫没有逃离的意思。狼在牛群边虎视眈眈地转悠了好一阵，见没有下手的机会，沮丧地离开了。
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一只蝎子在沙漠中缓缓爬行，突然与几只狭路相逢。小心翼翼地靠近。蝎子趴在那儿，翘起它那传说中威力无比的毒尾，做好了战斗准备。见状，纷纷后退了几步。蝎子仍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既不逃跑，也不进攻。对峙几分钟后，只好走开，去别处寻找好对付的猎物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感悟：是逃避让牦牛和蝎子成为失败者；如果勇敢地面对，敌手就会不战而逃。
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即使短时间内没想到对策和解决的办法，也不能退缩，应当积极勇敢地面对。自然法则同样适用于我们的人类世界：逃避有时就意味着自我毁灭。因为你逃避的是自己最强大的心。
在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一个令人头痛的心理规律：无论事情的痛苦度多大，你都逃不掉的。你只能去勇敢地面对它、化解它、超越它，最后和它达成和解。用心学的说法就是：那些内心强大、把痛苦当成甜点的人，肯定是勇敢地面对了痛苦，而不是逃避痛苦。
人必须要在事上磨，这样才能得到幸福。迎接痛苦的挑战，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它们最后必然会变成你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
“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
——《传习录·黄直录》
）第十一节 良知之外无它物
中国古典儒家说，避世而内心无忧，不被任用而内心无烦闷，永远都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所处境遇，那就是君子了。
所以王阳明说：“各位只要经常怀着这样一个心，按照良知指引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誉、侮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要这致良知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自会感到有力，也自然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动摇。”
这段话只想告诉我们：你来到世上，只需要致你那固有的良知——良知认为对的，就去做，良知认为错的，坚决不去做。不管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赞和侮辱，要知道，良知之外无它物。再通俗点说，你活着不是给别人看的。你自己幸福与否，跟别人无关，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是否幸福。
话虽如此，但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流言蜚语的年代，我们身处社会之中，必须要把自己投入社会中才能体现价值，而社会中的显规则和潜规则层出不穷，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掉进别人设置的评判标准的泥沼中，无法自拔。既然我们不能躲避，那就只能勇敢面对，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去应对它，因此你必须要有一种免疫力，这种免疫力的获得就是还原你的良知。
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都丧失了良知，丧失了坚定自己活法的信念，所以往往会狼狈不堪。
有一对父子赶一头驴去集市上卖。路人甲看到后说：“这父子二人真傻呀，放着这么好的驴子不骑。”
父亲想想也是，就让儿子坐到驴背上去。
走了一会儿，路人乙又说：“这孩子什么玩意儿！自己骑驴，让父亲走路。”
儿子听到了，赶紧下来，让父亲骑驴，自己走路。
路人丙看到了，又说：“这个父亲太不像话，让那么小的孩子走路，自己却骑驴。”
听到这话，父亲就把儿子抱到驴背上。
继续走路，路人丁又说：“这两人太不体恤驴了，两个人都骑在驴背上！”
父子二人听了这样的话后，不知所措了。
最后，父子二人抬着那头驴子，在路上走起来。
在这个有点畸形的世界上，你做得越对，背后说你的人越多。你过得越好，背后讥讽你的人越多。你变得越强，背后攻击你的人就越多。你避无可避，藏无所藏。如果你真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你永远不可能得到幸福，因为别人的评价随时都在变，嘴巴变化的速度要远快于你行为变化的速度。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记住这样一条人生幸福定律：如果你讨厌我，我一点也不介意，我活着不是为了取悦你。我活着只是致我的良知，只要致了我的良知，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第十二节 王阳明心学精粹（三）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现处用功。如发现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现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现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现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现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日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问：“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乱正学？”先生曰：“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圣如尧、舜，然尧、舜之上，善无尽；恶如桀、纣，然桀、纣之下，恶无尽。使桀、纣未死，恶宁止此乎？使善有尽时，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见’？”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岂不感动底豫。蒯既还，辄乃致国请戮，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为太公，借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问：“世道日降，太古时气象如何复见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时起坐，未与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时游一般。”
⊙问：“心要逐物，如何则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惟失却君体，六卿亦皆不得其职。”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闲思杂虑，如何亦谓之私欲？”先生曰：“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的思虑，何也？以汝元无是心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问志至气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气亦至焉’之谓，非极至次贰之谓。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无暴其气则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夹持说。”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侃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用言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
⊙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属’，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要圣人品节？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说，下面由教入道的。缘何舍了圣人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工夫，却是圣人之教为虚设矣。”子莘请问。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从本原上说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修道则贤知者不得而过，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此‘教’字与‘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与‘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