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文久良像野人一样回来了。他钻进厨房，用手抓起冷饭往嘴里塞，好几次哽得连气都上不来，食管像铁一样硬。难过地伸缩了几下脖子，喉咙上的硬块缓缓移动，突然眼睛暴突，米饭终于咽了下去，泪水夺眶而出。母亲忙去给他热汤，给他递水。他父亲制止道：
“不要管他，噎死他狗日的！”
“他死了你哪点好哇？”母亲生气地把火钳拍在灶上。眼泪随着声音汹涌而出。
到他二十岁那年，来了一个土改工作队，他家成了富农。接下来初级社、高级社，集体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先是土地进入大集体，然后牛羊和农具进入大集体，最后连煮饭的大铁锅也进入了大集体。哎，又是铁锅，就像那时候的人只知道吃似的，其实当时人们最大的麻烦就是吃不饱。生产队的大食堂给他们留下过宴席般的大聚餐的记忆，短暂快活的时光很快因为接踵而来的大饥荒而失去了魅力。
文久良二十七岁那年，他不再打铁了，成了炼钢技术员，虽然他从不知道钢是怎么炼出来的。父亲文正泽也早就不敢从木头里请神了。他的工具被没收了，雕好的神一次供奉也没享受过就被烧掉了。他成了迷信活动的典型，不时被小学老师用来启发学生：如果神真有那么灵，为什么连他们的脚趾头都保不住？
峡谷里的人也认可了这种改变，既然土地牛羊都入了社，哪里用得着神来保佑。派头十足的社长向大家许诺，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不但有饭吃，到年底还有一件新衣服。那些多少有点脑子的农民，用隐喻谈论着这些事，以为这不过是一场闹剧。但在正式的场合，比如社员大会上，他们总是缄口不言。如果是情势所迫，非要他讲两句，往往词不达意，关键的话逼了半天也没讲出来，就像担心自己虽然领悟了，但未必就应该告诉别人。于是，表面上看，他们完全服膺于社长的宣言，相信那小娃娃似的奖品是他们所喜欢的。心里却在想，关在自家牛圈羊圈里的牲口既然已经入了社，为什么还要我去养它们？在自己的地里干惯了活的人，到集体的大田里谁不想偷奸耍滑？至于说用犁头翻地也是为了打击帝国主义，鬼才相信。又不是在帝国主义的土地上种地，在帝国主义的土地可以犁“翻铧”，犁一铧起来盖住犁埂，下一铧盖住下一个犁埂，看上去全都犁过了，其实只翻了一半，种子落在犁埂上，哪能长出好庄稼。可在自己土地上，整治得了谁呢。出乎他们预料，集体化的高潮已经不可阻挡，世世代代共同遵守的奥义也连根动摇起来。政治词汇不时从他们嘴里冒出来，意义含混不清，有时是在骂人，有时是在自嘲，有时候和他们自己才懂的传统词汇绝妙地结合起来，立即会赢得一片笑声。
日子虽然艰难，却都一一应付下来了。竟也从容。
转眼又过了几年，文久良三十多岁了。他对女人的渴望终于苏醒过来。父亲在1959年的大饥饿中去世了。文久良和母亲靠吃树皮和菜根硬撑了过来。情况稍有好转后，姐姐们觉得兄弟冷清、孤单的生活真是可怜。她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定要给他撮合一门亲事。文久良也答应了。
女方是一年前死了男人的小媳妇，生过一个孩子，因为没饭吃，挤不出一滴奶水，孩子在小猫咪似的哭声中，又回到他刚来的世界里去了。大姐二姐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既证明她能生育，又没有任何拖累。
女方对文久良也满意，因为他的地窖里有几百斤红薯，柜子里还有百余斤玉米，油坛里还有几斤猪油。这对饿得眼睛发花的人来说，是不能抗拒的诱惑。
文久良左脚有点瘸，是他二十六岁那年生病落下的。女人的眼里只有猪油和玉米饭，根本不在意他的脚。
结婚那天，队长拨了一百斤大米，两百斤包谷，杀了一头病歪歪的老牛。让全生产队的人享受一顿共产主义生活，同时也把另外两对年轻人的婚事办了。
文久良领着女人吃完饭回来，女人说她没吃饱。饭和肉是队长亲自分的，队长一边分一边吼，吃慢点，狗日的些，噎死了我不负责！有个老汉文绉绉的，本想对新人们说几句祝福的话，看见别人不到两分钟就吃了个底朝天，他吓了一跳，忙端着自己的饭和肉躲到桌子底下，吃完了才钻出来。文久良也感觉自己没吃饱。其实和平时比起来，饭和肉够多的了，可就是感觉没吃饱。他对女人说，我炒包谷花给你吃吧。女人充满柔情地说，那我给你烧火。大铁锅已经入社了，家里只有一个又重又厚祖传下来的小锑锅。文久良把玉米粒放在锑锅里面，盖上盖子，在火上烤一会儿然后端起来哗啦摇。烤一阵摇一阵，从锅里传出噼啪声和香味。他把玉米花倒出来，叫女人吃，他再炒。最后两锅，他还放了点猪油和盐。女人说，好了，你不能再炒了，我再也吃不下了。放了猪油的玉米花倒出来后，女人说，我再吃一点就不吃了。文久良看见她慢姗姗地，一手端玉米花，一只拿水瓢去水缸里舀水喝。他正想问她，是放了猪油的好吃，还是原味的好吃，只听见女人叫了一声，玉米花和水瓢同时落地。文久良忙去叫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看见女人的肚子被玉米花撑得像个孕妇，但他束手无策，他既没手术刀，也没一粒帮助消化的药，只能往香溪医院送。大肚子既不能背也不能抱，只能平躺在门板上。抬到医院，女人已经叫唤不出来了。医生说胃撑破了，出血太多，救不过来了。
文久良把女人埋在山背后的松林里，每到夜里，峡谷里的人都能听到他悲伤的哭声。那些心肠慈软的女人，也陪着他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这一年的冬季，全公社的劳动力都被集中到擦耳岩来造梯田，山顶上架着大喇叭，天还没亮，大喇叭就唱开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接下来便是公社书记讲话：……今冬明春，我们要大干快上，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喇叭里不时“咝”的一声，就像公社书记讲着讲着，突然从嘴里拉出一根铁丝。工地上还有一幅标语：严肃认真、团结活泼。公社书记是复员军人，办事既严肃又认真，但说到团结活泼，社员的脑子首先冒出来的是灵活的脖子，“活脖嘛”，脖子灵活，行动才敏捷嘛。他告诉大家，要艰苦奋斗，要超英赶美。可农民挥着锄头，挑着泥土，却很难想到自己是在跟谁比试，又不是摔跤、跑步、逢年过节搞玩耍。因此他们总是一边干活一边谈论猪呀牛呀，东家长西家短，不时嘻嘻哈哈。
只有文久良比较符合公社书记的要求，他在两山之间的窝棚里专门修理磨秃的錾子，凿缺的钢钎，断龙的锄头。他捶打烧红的钢铁时两眼放光，就像那鲜红的钢铁里有精灵在挑逗他，在和他闹着玩，任他动作怎么麻利也捉不到它。他不去扎堆谈笑，也从不计较干多干少。书记很想把他树立成一个模范标兵，可他一旦离开铁砧，离开铁匠铺，他就像失水的萝卜，手脚迟钝，目光呆滞。说个话喉咙像有颗烫栗子，吞吞吐吐模模糊糊。公社书记只好作罢。
姐姐们再给他张罗婚事，他全都摇头。大家都以为他从此再也不结婚了，对他既钦佩又同情，在这山沟沟里面，难得有这么重情重义的人。
直到他四十二岁那年，他在横坡坳守水，在“倒龙管”旁边捡了个奄奄一息的女人，他把这个人背去医院，然后又把她背回家。第二年，女人给他生了个儿子。
云秀风清，满山红叶黄花。
文家灰出生这年，大集体解散了，人们整各自的地吃各自的饭。没有生产队长，直接和土地打交道，心里有种莫名其妙的悬乎。有人怀念起文正泽，说他要是在就好了，就可以到他家去请神了。出乎他们的预料，有一天文久良在铁匠铺制作了一套工具，把神从木头里请了出来，经他手请出来的神和他父亲请出来的一模一样。渐渐地，文久良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匠。和父亲唯一不同的，是他多请了一尊财神。这不是他的意思，是前来请神的人的意愿。以前他们从没供过财神，从现在起，他们不能再怠慢它了。
埋在三岔路口的路神，是文久良最近几年雕刻的唯一的一尊路神。自从财神在众神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赫，路神、山神、稼禾神就越来越受冷落。最近几年，有人甚至只请财神，连家神也不要了。文久良常常为此不安，但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受到这种潮流的影响，对路神、山神爱理不理。他想起一句俗话：要人的时候要人，不要人的时候屙尿淋，不禁有些惭愧。如果路神心量狭小，那么，它还会不计前嫌努力向着东莞进发？还会附在儿子文家灰的耳边大吼一声：家灰，你有好多年没回家了？哼！
文久良恨不得把路神刨起来，把自己当路神埋下去。
自从把路神埋在三岔路口，文久良对儿子的想念更加炽烈了。五年了，虽然擦耳岩的人习惯用季节计算时间而不是小时，但五个春秋，也不算短了。
在山坡上干活时，只要看见有人走进峡谷，他的心就抑制不住怦怦跳。有好几次，他以为一定是家灰，拄着锄头一瘸一瘸地往山下跑，跑一阵站一阵，直到确定不是家灰，他才遗憾地、害臊地、浑身无力地爬回来。往下跑时，拄着锄头不是因为腿瘸，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而是因为来不及丢下它，他不用拄任何棍棒都能走。当他往坡上爬时，锄头真成拐杖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上面才能挪动脚步似的。
接连十多天，他都在看得见大路的山坡上干活，今天浇粪，明天除草，禾苗被他侍弄得打蔫儿了，可他一点也没发现。
菜园里的豇豆、茄子什么的，他一会儿嫌它们长得太慢了，怕儿子回来没菜吃，一会儿又嫌它们长得太快了，再不摘就变老了，不能吃了。
他听说，最近回来的人多，那边的工厂不大景气。他听到的是片言只语，是那些从门前路过或者在离他不远的地里干活的人说的。他很想去问个究竟，但他没去。
吸着叶子烟站在门前看山看水，看千山草黄，枫林如火，看弯曲的小路。薄薄的眼光如果能够一层一层地铺在那条路上，都应该有铜钱厚了。
有一天，他从堆放杂物的楼上把很多年前雕刻的三姐找了出来。他以为很难找，实际上他一下就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