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几次亲自飞到重庆部署大破坏、大屠杀、大潜伏的计划。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面临全面大崩溃的时候，蒋介石曾训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共产党多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多一分残忍。”蒋介石要求保密局在对被关押的政治犯实施密裁时决不能讲情面！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保密局要求将所有在押人员造册上报，迅速清理积案，择其要犯公开枪杀。
10月28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纸都登载了由二处拟送的新闻稿，“警备司令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十名今日枪决。”
这天一大早，由徐远举的司机、二处中尉副官卜正纯开车，由二处司法股长张界率二处警卫组组员李俊良、杨志同、梁启运，熊祥率长官公署警卫团士兵十多人，先到渣滓洞监狱提出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中共梁山垫江特支书记蓝蒂裕、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华蓥山游击大队长楼阅强、原中共遂宁县横山区区委书记袁儒杰（叛徒）；继到白公馆看守所提出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王朴、中共《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宣传委员成善谋；再到杨家山优待室提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徒）、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叛徒），押回二处巢穴“慈居”前。
这时大门前已站满了围观的群众。稍后，囚车驶进大门，陈然等10人在院坝里下了汽车，被押进二道门内小院坝。这里早已放好一排台桌，十人成一字形站在台桌前，桌上放着十碗酒和十块肥肉。由警备司令部法官赵树诚照名单依次喊叫对号，李俊良等警卫将陈然、王朴、蓝蒂裕等人背上一一插上枪决匪犯一名斩标后，逐一推到赵树诚跟前，赵树诚便拿起一支毛笔，依次在布告名字上点红，这样就算完成了验明正身，制作笔录，判处死刑的程序。
随后，警备司令部特务连连长胡文博率一排士兵将10人押上囚车。在经民生路到大坪刑场的沿途，陈然等面向马路两旁驻足观看的上万群众，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
到了大坪七牌坊刑场，陈然突然转过身来，面对刽子手漆玉麟等人怒眉喝道：“你们有种的，向老子正面开枪！”漆玉麟不敢，他们强行把陈然扭转过去，从后面向他开了枪。
1949年11月26日，毛人凤向徐远举下达了对渣滓洞看守所革命志士进行屠杀的名单；向保密局法官、司法处副处长徐钟奇、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下达了经过蒋介石批准的屠杀名单。
27日上午，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国防部保密局重庆站法官、西南特区第二科科长龙学渊、西南长官公署二科科长雷天元、行动组长熊祥、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接受了徐远举布置的任务。
徐远举决定：渣滓洞屠杀由雷天元、龙学渊主持，熊祥、李磊带人具体执行。并要求将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犯人押到渣滓洞一起处决。
下午4点左右，白公馆的大屠杀开始了！
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屠杀，是由杨钦典与他的顶头上司、看守长杨进兴首先拉开了序幕。那一天，恰逢杨钦典担任值班看守。就在这天的一清早，所长陆景清坐着白公馆仅有的一辆三轮车进城去面聆毛人凤的指示。下午4点钟左右，陆景清带着密杀令从城里回到乡下卧牛石登记室，急忙打电话到白公馆找杨进兴。
这时候，白公馆监狱的几名看守员正呆在办公室里聊着共军兵临城下，重庆眼看不保的忧心话题时，猛然听见电话铃响。看守长杨进兴赶紧将话筒抓了起来。电话是陆景清打来的，告诉他毛局长已经批准了送上去的屠杀计划，命令他立即开始按事先拟定的名单对在押犯人进行密裁。
杨进兴搁下电话，愣怔着环视了一下众人，大喝道：“弟兄们，该我们动手了。”
他马上叫事务员厉银根带着人到黄泥堡后面等候，随即和杨钦典到监舍对被关押在一起的黄显声、李英毅（张学良副官）诡称道：“刚才接到电话，杨家山周（养浩）主任请二位前去谈谈话，我们马上送你们上路。”
李英毅诧异地看了黄将军一眼，未发一言，起身出了牢门。而黄将军却在走出牢门的时候，做出了一个令杨进兴和杨钦典意想不到的动作，他猛地回头盯着墙壁上的日历，伸出手去，“唰”地将这一天的日历撕了下来——时间，在他的心中永远地凝固在了1949年11月27日！
黄将军迈着沉稳的步子跨出了牢门，走出白公馆大门外，将军在前，李英毅在后，杨进兴与杨钦典跟着离他俩几步远。刚走至黄泥堡附近的步云桥，杨进兴猛然掏出枪来，对准黄将军后背便是几枪，与此同时，杨钦典也向李英毅连连射击。黄将军猛地一怔，慢慢地回过头去，他十分厌恶从背后向他开枪，对着两名刽子手骂了一句：“混帐东西！”才倒了下去。
杨进兴脚踏尚未咽气的黄将军的脖子，在他胸膛上补了两枪，捋下了将军手腕上的自动表。听见枪声后，已经躲在这里的厉银根与白公馆的杂工陈紫云、李大富赶紧从树丛后钻了出来，抬起两具尸体，到旁边去挖坑掩埋。
杨进兴和杨钦典返回白公馆的路上，陆景清的三轮车赶了上来，两人上得车去，一同回到白公馆。随即，杨进兴和安文芳又谎称找保人开释，将军统违纪分子刘笃一、白银山骗出，枪杀于步云桥。由杂工李晓月埋尸。与此同时，看守员宋惠宽、程遂愿将谋刺蒋介石的嫌疑犯何仲甫和陈为诚骗出白公馆，枪杀于大门左侧转弯处的桃园。
此时的杨进兴、杨钦典等人已经杀得性起，他们紧跟着又将奇丕章、张碧天枪杀于桃园；将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和他们的一对儿女王小华、王幼华杀害于步云桥侧原军统四一印刷所旁边。在所有被杀的烈士中，面对敌人的屠刀，只有过这唯一的一次哀求记录。当然不是为了自己能苟延活命，而是为着他们的孩子。当王振华、黎洁霜抱着他们的一对儿女被押出白公馆大门，杨进兴、杨钦典等刽子手的枪口对准了他们的时候，夫妇俩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这时残阳如血，洒落在父母的怀抱中甜甜入睡的儿女面庞上。母亲黎洁霜声嘶力竭地大喊：“孩子是无辜的！求求你们放过他们，求求你们饶了他们吧！”在敌人的毒刑拷打之下从未流过一滴泪的父亲王振华也哭了，紧咬着牙关，眼中却透出了一丝哀恳，说道：“饶了孩子吧，你们往我身上多打几枪……”杨进兴冷笑着说：“斩草除根，一个不留！”罪恶的枪声响了，一家四口倒在了血泊之中。
解放后据周养浩交待：“毛人凤来重庆时住在何龙庆公馆（嘉陵新村19号）。1949年11月25日上午，我去见毛人凤，走进底楼，看到徐钟奇正在列表签核白公馆处决名单，我随手拿过来翻了翻，看到处决名单上有关押在白公馆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仅一岁、两岁的小孩王小华、王幼华。我问徐：‘为何把两个小孩也列入处决名单？’徐钟奇答：‘这是毛局长的命令。’进到楼上毛人凤的会客室后，我又向廖宗泽摆谈起这事，这时毛人凤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正巧听到，便冷笑着说：‘共产党来了，你们自己的小孩都难保，这些奸党分子的小孩留下来有什么用。’”
下午四点多钟，几乎在白公馆的陆景清给杨进兴打电话下达屠杀命令的同时，雷天元、龙学渊率熊祥、王少山一帮刽子手坐车来到了杨家山五灵观一号保密局公产管理处副处长张秉午家，召集渣滓洞监狱所长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开会研究渣滓洞的屠杀办法后，又由雷天元写了一份愿负一切责任的具结书，大家轮流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商定，现场由交警大队和西南长官公署警卫团五连严密警戒。雷天元找何铭带领，找交警机二连连长杨英杰商量，派十名年轻力壮的士兵去完成掩埋尸体的任务。杨英杰遂叫值日分队长孟繁义、班长夏登禄带了九名士兵随雷天元等一同赶去刑场。
当杨进兴、杨钦典等人再次返回白公馆时，雷天元与熊祥带着行动员来提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刘国誌、熊世政、丁地平、谭谟（身中三弹未死）去屠杀。雷天元叫到刘国誌的名字时，刘国誌正俯在牢房的地板上写诗，面对特务的吼叫，他扭头喝道：“慌啥子？等老子把这首诗写完了再跟你们走！”
特务不由分说，冲进去架起刘国誌的双臂便往外拖。一出牢门，刘国誌便挣扎着爆发性地以高呼口号般的声音吟诵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完的诗歌。
在党的历史上，刘国誌无疑是一位彪炳千秋的铁血壮士。读过小说《红岩》的人想必都会对刘思扬这个形象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出身豪门巨富，年轻英俊，风流儒雅，才华横溢。虽然身处人间魔窟之中，面对敌人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却毫不动摇，最终为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艺术形象刘思扬，便是根据刘国誌烈士的事迹为主创作而成的。1948年4月，刘国誌与未婚妻曾紫霞双双在荣昌被押回重庆后，徐远举欣喜若狂，他认为这个细皮嫩肉、文质彬彬，出生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少爷，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党，骨子里不可能相信共产党那一套理论，只不过是青年人图新鲜，赶时髦，误入了歧途。他认为制伏刘国誌不会有多大问题。因此，他会同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渝站站长颜齐，这三个西南的特务巨头，对刘国誌进行了审讯。
徐远举对刘国誌说：“你这万贯家财的公子少爷，家里有钱有势，有吃有穿，你也去跟着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产？你要知道，这共产党是闹不得的，是要坐班房，要杀头的。”
刘国誌冷冷地盯了徐远举一眼，没有吭声。
徐远举不满刘国誌那轻蔑的态度，按捺不住有点起火，哼了一声又说：“你的上级冉益智已经把你的情况全都讲了，否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地抓到你，今天让你来，就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如果不老实，只怕你的皮肉细嫩，吃不消。”
听了徐远举的话，刘国誌冷笑着回答：“既然冉益智已经出卖了我，你们什么都知道了，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徐远举恼怒了，他感到这少爷太不识抬举，喝令对刘国誌用刑。
在酷刑面前，刘国誌没有屈服。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弄得敌人无法审讯，只得将他带上脚镣，投入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