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重钢，廖宗泽的心情自然比其他的战犯要复杂得多。他太了解重钢的历史，在国民党时代，它名义上属于资源委员会主办，实际上是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所掌握。而在重庆临近解放前夕，正是他派出200多名武装特务，准备将高炉、平炉、轧钢机、电厂和锅炉房等全部炸毁。在隆隆的爆炸声中，重庆地下党组织工人护厂，与特务们展开了搏斗，该厂工程师简治国率先冲进车间，在搬运炸药时炸药爆炸，被炸得粉身碎骨。在这次斗争中，重钢有32名工人英勇牺牲。
参观结束，就在战犯已经登车准备离去时，重钢的领导突然把参观团团长叫下车去，站到一边低声说了一会儿话。稍顷，团长对着几辆大客车高声喊道：“大家下车来，我们临时增加一个活动。”
随即，战犯们被带进了礼堂。每个战犯的心里都在暗自猜测：“都已经上车了又被叫回来，会有什么事呢？”
这时，团长和重钢的领导们把一位身穿劳保工装的年轻姑娘请到台上主席台正中位置坐下，然后，由团长向大家宣布开会，并介绍说：“我们临时开一个短会，今天在这个会上要给你们讲话的是重刚的一位普通工人。但是，她要给你们讲的却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这件事，对于你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教育意义，大家要认真听，回去后还要当作重点来讨论。”
姑娘开口了，她的声音清清爽爽——原来，她是简治国的女儿。
“我今年17岁，我是为了继承我父亲的遗志进厂当工人的。六年前，我才11岁的时候，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们一家人吃过晚饭后，我在重钢当工程师的爸爸对妈妈说：‘这两天国民党特务很可能要采取行动，我得去厂里和护厂队的人待在一起。’爸爸出门时，还把我抱起来，亲了亲我的小脸蛋，然后就走了，我哪里会想到，我的爸爸就这样一去不再回来了！就在那天晚上，爸爸和厂里的三十多位工人叔叔为了保护这座工厂，被国民党特务们安放的炸药给炸死了！听到这消息，妈妈当时就昏倒了，我抱着不省人事的妈妈大哭。等到妈妈醒来后，我们一家人马上赶去了工厂，我们看到地上摆满了用白布裹好的尸体，那些白布上全都被染得血糊糊的。可是，护厂队的叔叔们不让我们走拢去，不让我看爸爸。后来我们才知道，爸爸已经被炸得稀烂，惨不忍睹……”
说到这里，姑娘忍不住抽泣起来。
“在为爸爸和牺牲的叔叔们召开的追悼会上，妈妈含着悲痛的热泪对我说：‘孩子，你要永远记住，你爸爸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你长大后，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为你爸爸报仇！’从那时候起，我就恨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立志要为爸爸报仇。一定要找到杀害我爸爸的人讨还血债！我找呀，找呀，总想着有一天能找到那些坏蛋，为我爸爸报仇雪恨！万万没有想到，杀害我爸爸的凶手今天竟然到我们的工厂参观来了，当领导告诉我你们的身份后，我不由得火冒三丈，眼前的你们，就是杀害我爸爸的大刽子手，就是我不共戴天的大仇人，我好恨你们呐！恨不得咬死你们。可是，领导偏偏要我来和你们说说话，帮助你们改造。我不干，我哭了。可领导说：阶级恨，血泪仇，我们当然永远不能忘记，但不能想着为自己一个人报仇。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受害者，何止千千万万，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推翻反动统治，而不是为了消灭反动派的每一个人，消灭个人是没有用的，而是要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是共产党的政策。我是党的女儿，是党培养成人的，党叫干啥我就干啥，你们虽然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共产党仍然不杀你们，还要把你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人，在党的政策面前，我个人的仇恨再大也只能放到一边。可是你们要清楚啊，党对你们宽大得真是没有边了，要是依得我们受害者家属的意见，早就应该把你们这些大特务头子碎尸万段了，如果你们还不认真改造，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不会饶恕你们，全国人民也决不会饶恕你们的！”
这时只听台下“咚”的一声响，所有的目光霎时全都凝聚到一个人身上。那是廖宗泽，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主席台下，双膝触地，起伏着身子连连磕头，泪流满面地喊道：
“简姑娘，我就是杀害你爸爸的大坏蛋啊！简姑娘……啊啊啊……我对不起你啊！”
那一刻，许多战犯站了起来，全场陡然响起一片哭声和喊叫声。
“我也有罪，我也要向受害人请罪！”
“我们要坚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简姑娘，我虽然没有杀害你爸爸，可我杀害过其他的共产党员，我也是凶手啊！”
周养浩也站了起来，泪流满面地吼道：“我过去打了埋伏，从现在起，我诚恳地向人民认罪，回去后一定老实彻底地交待罪行！”
徐远举没有喊叫，但是，他同样是泪流满面，深深地埋下头，身子像充上强大电流的一台破马达，不停地颤抖着……
战犯们参观结束后，精神面貌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连徐远举这样的铁杆抗改造分子也都开始主动向政府坦白自己的罪恶，甚至还强烈地要求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通过劳动实践来转变自己的立场。可是，没过多久，徐远举与王陵基却不得不离开了造时场。而迫使管理所把他们转移其他处的原因却带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意味。重庆战犯管理所从外面看完全像一个什么机关单位，根本看不出这里住的都是战犯。特别是当地的老百姓，都以为这里是所学校或是训练班。因为他们每天见到买进许许多多的鸡蛋、鱼肉、蔬菜，从这里走出去的全都是些穿着整整齐齐的蓝制服的人，于是认定这里是个好地方，都想进来。
有一次，沈醉正和廖宗泽正在院外散步，一群老百姓围住他俩说：“喂，同志，让我们也进去学学吧。”
沈醉心里好笑，用手指了指院门外的一个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可管不着，你去问他吧。”
这帮人马上蜂拥上前，围住那个工作人员，七嘴八舌地要求进去学习。
工作人员说：“不行，这地方不是谁都能进来的，你们不够条件。”
老百姓一片嚷嚷：“要什么条件？你快说说，我们也好争取嘛！”
工作人员乐不可支，说：“我看你们一辈子也争取不上。”
几个年轻人听了不高兴，说：“你也太看不起人了，我们为啥子就一辈子都争取不上呢？”
工作人员让他们缠得不耐烦了，大声说：“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们快点走吧！”
王陵基、徐远举等人正在院子里散步，听见外边争吵，都赶出来看出了什么事。没想这里面有人过去见过徐远举和王陵基等人的，一见他们，才恍然大悟地嚷道：“原是是这样的学校啊，别说我们一辈子争取不上，二辈子也没机会了！”其他的人明白后也都说：“和这些人在一些学习，会吓死我的！”
就这样一个误会，王陵基、徐远举在造时场大院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王陵基过去在四川当了几十年大军阀，死在他手里的人无数，徐远举则是重庆“11·27”大屠杀的大刽子手，许多受害者的家属知道他们关在造时场后，纷纷写信来，要求向他们讨还血债，甚而还赶到造时场，要当面找他们算账，给管理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一个月后，就把王陵基和徐远举转到北京去了。
在造时场管理所，整个大西南的战犯集中在一起，少数已经判刑，大多没有经过正式的审讯，没有判决。彼此互相一打听，才知道有的已经判了几年，几时刑满，没审没判的就觉得还是判了的好，给个明白就有了盼头。在学习时，这种强烈的情绪便表现了出来。
一位刚调来的管教人员听了战犯们的牢骚，不太冷静地冲口而出：“你们觉得没判刑的就没有指望，我倒认为不判相反还好一些。你们都是战犯，不是一般的犯人，哪一个不是血债累累！我要是法官，依你们的罪恶，肯定判你们个死刑。如果你们都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又会怎么想？那时还有指望么？”
这番话，立即在战犯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恐慌。
一天晚上，重庆市公安局七处刘处长到白公馆召集全体在押犯开会，他讲了国内外形势后说：“大家应该把精力集中到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上，不要过多考虑自己会判什么罪，听说你们个个都估计自己会被判处死刑。我们有的管教人员也从个人情绪出发，说你们该判死刑，我说算了，不判你们的死刑，判一个死缓，那又怎么样呢？你们就睡得着觉了么？你说我说，都是嘴上说说，还得等法院的正式宣判为准。而且，我还可以给大家透一个风，为啥对你们中的大多数人迟迟未判，这就是给你们一个机会，交罪认罪的态度，是否有立功表现，改造中的情况，都是将来判决时法庭要考虑的因素。”
刘处长的讲话如同定心丸，马上又使很多人的思想情绪稳定了下来。
建国初期，因恢复生产、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等原因，研究制定处理国民党战犯的方案一直未有出台。1953年下半年，西安市公安局向中央公安部提出了关于处死3名国民党被俘将军的报告。罗瑞卿部长在报告上批示：“不杀为好，杀了是可惜的人物。”后将报告呈报中央。党中央接到这个报告后，研究了处理国民党战犯的决定，并下达了相关的指示。其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分散关押在全国的国民党俘虏数量。
第二，成立以罗瑞卿公安部长为首的“五人小组”，审查各地报告。
第三，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争取战犯。
第四，不审讯，不审判，集中起来，改造他们。
“五人小组”审查各地报告之后，初步确定了926名战犯，其中有72名中将、388名少将，校级276名，省党部书记27名，省主席和厅长46名，情报系统处长以上117名。
从1956年1月开始，分散在全国的国民党战犯向北京、济南、西安、内蒙古、抚顺等监狱集中。是年下半年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来自东北三省、南京、武汉、北京、四川等地的战犯，共计350人，大部分为少将以上。为了便于管理，各监狱的管教科长在战犯移交到抚顺管理所的同时，也调任到抚顺管理所。
1956年9月，廖宗泽、周养浩等44名战犯被转移去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
所长宣布了政府的决定和转移名单之后，照例又是分组学习讨论，打通思想。这是共产党一贯的作法，让战犯们随时都要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的罪人，应该服从政府的安排，不论到哪里，同样要安心改造。明白了道理，并不等于思想感情就已经完全解决，战犯们踊跃发言表态，拥护政府的决定，到了东北照样认真改造，而心里都在敲小鼓：想到坐监已近7年，法律不判，把人悬在半空中，上下不着地，如今正是凉秋9月，塞外草衰时候，大家又要远迁异省去听牧马悲鸣了。苏联从沙皇时代到红色布尔什维克都是把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中国历朝历代则把蛮荒的云南和贵州当作了流放地，而这批从西南各地被集中起来的战犯大都认为到东北无异于流放，而与其流放到寒冷的东北，倒不如流放去云南、贵州的好。可命运却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
想到这些，战犯们就觉得心里凉飕飕的，感到前途茫茫，所长说东北监狱里的条件比重庆好，同样是坐监，有什么区别？又觉得在重庆监狱呆了这么些年，和管教干部们都混熟了，放不放也安心些，到了东北，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不知又是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