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宗泽是在徐远举、周养浩等人被关进白公馆之后数月，才由川西监狱转押过来的。
就在廖宗泽被押进白公馆监狱的时候，逃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却悲痛宣布国民党兵工署警务处少将处长廖宗泽在大陆从容就义，蒋介石追授他为中将军衔，并且还在《中央日报》上登载了《廖宗泽烈士事略》。这是一篇奇文。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特录全文如下，以备考：
先烈廖宗泽，字达民，四川华阳人；四川法政学校、陆军讲武堂，及中央军校四期毕业，曾任连、队长及参谋等职。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参加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先后任科、站、区长、秘书及主任、纵队指挥、处长、司令等公职。民国三十四年曾因功奉颁忠勤勋章一座，三十七年因办理谍报有功，奉颁四等云麾勋章一座。三十八年匪猖獗，大陆沦陷，先烈率部在四川华蓥山区组织地方武力，从事对匪游击抗暴工作。以其廉正忠诚，故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声势极为壮大，曾予匪川北军区重大打击。匪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因纠集丑类公安军两师，陆空配合，围攻义军。先烈誓死不屈，激战月余，终以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乃举枪自杀，为部所阻。四十年一月十二日力竭被俘，威逼义诱，终不屈辱，因于同年四月十五日在成都从容就义，年五十，追赠中将。遗族妻劳雅文，子士骏、士民，女黔、融融、天琪，均在台。
廖宗泽在重庆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他主持的兵工署警务处就是一个防奸、防谍、防偷漏，专门在兵工系统中从事特务活动的公开单位。
1949年11月18日，毛人凤于嘉陵新村何龙庆公馆召集保密局在重庆的公秘单位头目开会，落实在重庆实施大破坏的计划。会上成立了重庆破厂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任总指挥，廖宗泽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范埏生任副总指挥），廖宗泽任处长，具体负责执行破厂任务。11月29日，廖宗泽策划和指挥了对资源委员会长寿水电厂、大溪沟重庆电力厂、国际广播电台、21厂、24厂、25厂等兵工厂和沙坪坝军械总库、白市驿机场、川江船只、山洞公路桥的爆炸破坏。此前，他还派技术总队三名队员率交警一个分队，赶到綦江准备破坏綦江大桥。
早在1949年10月份兵工署警务处由广州逃迁至重庆后，廖宗泽眼见西南也相继解放，他便受毛人凤之命与保密局西南特区共同组织了游击武装，出任保密局西南特区游击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召集兵工厂稽查及警卫队长开会，组织力量，反共自救，并提出组建反共救国团，在警务处下成立反共救国军总团，廖自任总干事长，网罗各兵工厂警务组长及警卫大队长任干事，各厂下设分团，分团下设小组，以稽查和警卫队员为主要对象，采取秘密方式招兵买马。
重庆解放前几天，廖宗泽以反共救国团为骨干，网罗多名兵工厂稽查和警卫队员，并裹胁各兵工厂职工中的少数反动分子及落后分子共四千多人，组织“坚忍”部队，番号重庆卫戍司令部独立第一师，廖自任师长，各厂为独立师支队。
11月29日，廖宗泽主持实施重庆大爆炸后，率部携保密局配备的CMS特情机两台，向合川方向逃窜。
12月初，廖宗泽残部经广安逃往岳池。这时，廖部已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在撤逃中，一部电台丢失。廖决定放弃到华蓥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准备将残兵败将撤退到蓬安、仪陇整训，然后转移到大巴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但廖部刚入蓬安县境便被解放军击溃。廖率残部逃到仪陇，同杨元森“四一”部队游击武装会合后，派人去找驻巴中的胡宗南收编，遭拒。杨元森见势不妙，取消了“四一”部队旗号，将残余人员编入廖宗泽的独一师后，带了四五名卫士逃往成都，潜伏于金堂县五凤溪，1950年5月被抓获归案。
而廖宗泽则是在一年以后，才被新都县公安局缉拿归案。
蒋介石的忠实爪牙、欠下重庆人民累累血债的廖宗泽的人生道路，却是一个让许多人不可思议的怪圈。
廖宗泽曾经是一个负有相当责任的共产党员，而且，在广汉起义中，他和曹荻秋是亲密的战友，两人同在红军中任政委。现在，他成了共产党的阶下之囚，而昔日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曹荻秋却成为了共产党的重庆市委第三书记。
领略一下廖宗泽曲折的人生道路，是会让许多人发出感叹的。
1930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四，霜降后的第二天。
这天是星期六。夜深了，位于成都平原东北部的广汉县城，周末的喧闹声已渐渐地平息下来。电灯公司在夜十一点按时拉闸断电，全城顿时沉入一片黑暗之中。
突然，从广汉中学里响起一阵“当、当、当”的钟声。洪亮的钟声，在这秋末的寒夜里显得格外的震人心弦。紧接着，尖锐刺耳的枪声撕裂了夜空，虽然枪声并不密集，但却比钟声更加令人震惊。
由中共四川省行委领导的武装起义——广汉兵变爆发了！
当时驻广汉的军队是国民党第28军第2混成旅，在20多个连队中，有三分之二的连队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是革命基础较好的一支部队。兵变爆发后，没有经过大的战斗，革命力量便完全控制了全城。第二天下午，大部分兵变部队被集中到广汉公园里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一路军成立。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年轻人走上主席台，代表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讲话。部队中有不少人认得他是广汉中学的教员曹老师，也就是后来成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曹荻秋。曹荻秋宣布了前委对红军指挥员的任命。“第一路纵队政治委员廖宗泽！”
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应声走到主席台前，向士兵们敬礼。
这年刚满27岁的廖宗泽，虽然年轻，却已有着多年的革命经历。他在黄埔军校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期毕业后与文强、于渊一同受党组织派遣随朱德入川，从事兵运工作。此后，他又在杨公领导下搞兵运工作。他参加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刘伯承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并在起义中担任刘伯承的警卫营长。起义失败后转移到成都，被派往川军第28军（江防军）参加地下军支工作，对外以江防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第三科科长一职作掩护。
1929年，他又参加了邝继勋领导的江防军第七混成旅遂宁、蓬溪起义。失败后撤回成都，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继续投身于在士兵中发展革命力量这一既危险又艰苦的工作。
这一次，他和曹荻秋分别担任了新诞生的红军第一、第二纵队的政治委员。
广汉兵变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执行“左倾”冒险的立三路线所发动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和在此之前省委举行的一系列兵变一样，广汉兵变也注定不可能成功。失败以后，廖宗泽和前委的其他同志一道商定了撤退隐蔽的方案，然后他同第二纵队司令员易心固一起化装后离开了部队。疯狂反扑的敌人夺回广汉后开始了大搜捕、大屠杀，成都平原淹没在血雨腥风之中。
廖宗泽逃回离成都不远的华阳县石板滩老家（他家祖籍广东，系早年迁来此地的客籍人）躲避风头。不久，因刘湘在重庆组建的21军特务委员会收罗了不少叛徒四出认捕共产党人，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已无法立足，被迫迁往成都，廖宗泽又参加了省军委的工作。这时，廖宗泽的革命信念开始动摇了，导致他产生动摇的原因，并非是来自敌人的白色恐怖，而是当时中共党内一再出现的“左倾”错误。廖宗泽在四川长期从事的是军事工作，而恰恰是在军事方面，左倾路线所带来的一次次惨败，使他这样的做具体领导工作的军事干部最有切肤之痛。川军中的士兵革命运动本来是开展得比较好的，但是立三路线不顾主客观条件草率发动的暴动、兵变，却是以尚不成熟的革命力量去以卵击石，几下便把革命者辛苦经营多年积蓄起来的家当拼光了。同时，在起义中，立三路线的不少作法也使从事具体领导工作的同志们感到困惑甚至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要兵不要官”，在起义中，片面地强调阶级成分，排斥军官阶层。而当时的现实是绝大多数的军官都出身非工农家庭，甚至连许多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共产党的军官也一律被排斥在外，因此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动的起义被称为士兵暴动和兵变，连党的各级军委也统统更名为兵委。
在广汉之前举行的江津兵变，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兵变失败后，许多同志当时就批评江津兵变为自己挖自己墙脚的蠢事。江津兵变士兵们空洒碧血于前，而此后的广汉兵变同样如此。据当时参加起义领导工作的前委委员刘连波回忆：根据当时立三路线“要兵不要官”的错误指导思想，川西行委决定，有关起义的消息，均不可通知原在部队中担任军官职务的党员，起义成功后，这些党员也同其他军官一样遣送离队。逻辑很简单，既然他们当了军官，就必然受到了反动派物质上的利诱和思想的侵蚀。现在来看这样的决定，简直是荒唐至极！但在当时，年轻的共产党人却是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执行的，因为理由冠冕堂皇：这是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由于这样的决定，导致在起义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既悲又愤的事情。当时担任广汉兵变前委秘书的淇汀同志事后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到：“起义爆发后，因‘要兵不要官’，司令部各处都无人负责，原编制被打乱，导致部队一团混乱。部队编制系统一直等到部队遭到失败，仍然还没有弄清楚。各队因编制混乱，给养无人负责，造成一些士兵吃不上饭。新兵初招募者凡数百人，亦以无人负责管理遂自行散去。由于将军官以及军官中的共产党员一律排斥在外，导致原地下军支组织也被打散。淇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沉痛写到：一旦兵变爆发后，前委概不管组织问题，两三天过去都没有把各连组织清理一下，当时成了忘党的现象，失败之处，此为第一原因。”淇汀还写到：“当时因为要兵不要官的指导思想，造成编制被打乱，弄得许多人都是脚忙手乱的，连要开的市民大会都没有开成。我想，广汉的市民或许根本就不知道这城里打得砰嘣翻天，到底是在干什么事情吧。”
这样的起义，焉能成功？
当晚，起义部队就在乱哄哄的状态中开往高平镇。因原有编制被打乱，新编的系统不明了，且不惯于新的番号，以致宿营时随处可见士兵们在大喊大叫，寻觅本队人员。人疲腹饥，没人先办给养，许多人都得不着饭吃，于是便有违反纪律的现象出现。一些有经验的士兵看到了危机，倘若这样下去一旦与敌遭遇焉能御敌。行军路上，怨叹之声四起，认为负军事总责的人能力太差，不善于部署一切，又不能统率部队，数千人的生命，岂不是当成儿戏？议论越来越强烈，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让原来的参谋长刘狄军出来担任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刘狄军是军官中的共产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前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而且是地下军支委员。在士兵中威望也相当高，本应作为起义领导成员，但就因为他是军官，便遭排斥，并属于遣送离队之列。只因在起义爆发后，他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前委考虑到军事干部缺乏，才勉强同意他留下来，但不让他担任领导职务。眼下士兵们呼声四起，均要刘狄军出来负责，前委迫于无奈，考虑到前有强敌，后有追兵，部队极其危险，稳定军心当是第一要旨，只好匆匆宣布任命刘狄军为红军总指挥。但又害怕这种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独揽军权发生不测，便对他进行了诸多限制，要求他凡事均须向前委请示。
第二天，却又生出一桩事来，一位排长因是军官，本被排斥在起义之外，但在起义信号发出后，这位排长主动率部参加起义，而且十分英勇机智，最后控制了全营。前委也只得任命他为大队长。谁知这位大队长却在一位前委成员向被抓起来的土豪劣绅催缴赎金时，为其中的一个富绅说话，与前委成员发生冲突。这件事立即使前委成员形成共识，认为起义部队中已经出现反革命复辟的苗头，便在起义失败，部队正在与敌激战时决定在部队中进行肃反，那位大队长首先被肃掉，而且还把正遵照前委的命令率领起义部队攻打绵竹县城的总指挥刘狄军也列入了肃反处决名单，并决定在打下绵竹县城后立即将刘狄军处决。
廖宗泽没有参加这次前委会议，因为他当时也和刘狄军、曹荻秋同在前线指挥作战。事后当他得知前委做出了这样一个决议后，真是既震惊又愤怒。好在那一仗未能攻下绵竹，刘狄军也因此捡得一条性命。但是，当刘狄军攻打绵竹失败后得知前委曾作出处决他的决定后，他马上带着溃散的部队投向了四川大军阀田颂尧。而这样的结果却恰恰让具有“左倾”思想的人坚信左倾路线正确的预见性，只可惜下手迟了一步，让刘狄军这样的反革命头子跑掉了。凡此种种，极大地挫伤了廖宗泽对党的信仰，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情绪。
不久，党内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又使廖宗泽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动！
仲秋的一天，一位年轻的妇女来到成都爵板街廖宗泽住处。此人叫周敦婉，江津县人，在四川党内，她有着很高的威望，是中共地下党第一任江津县委书记、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委员，也是四川省第一位女省委委员，前夫是已经牺牲的省委书记刘愿庵烈士，后来她又同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文强结为夫妻，继续在重庆坚持地下工作。
周敦婉神色不安地告诉廖宗泽，文强已经秘密到成都来了，因认识他的人太多，只好待在旅馆里，让她独自前来联系。文强是廖宗泽的好友，在黄埔两人同期毕业，同随朱德入川。1927年国民党清党，文强被迫逃离四川，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二次入川，通过廖宗泽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以后二人长期一起在邝继勋的部队里从事兵运工作，交情十分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