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说：“我怎么走得了？我已接到上峰任命，重任在肩，我跑到台湾算是临阵脱逃。再说，我真要跟你跑到台湾，跟我这么多年的旧部和大批家属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周养浩也由成都飞抵昆明。他在飞机场打电话给沈醉，要沈醉立即安排他去台湾或海南岛的飞机，他不准备进城来看望沈醉了。沈醉答应马上设法安排，只要有离开昆明的飞机便让周养浩先走；同时告诉他徐远举、郭旭、成希超均在昆明，准备派车去机场接他进城大家一起吃晚饭。周养浩则说，看来情况不太妙，来昆的飞机已经一律不准加油了。沈醉告诉周养浩，他晚上见了张群和卢汉，加油问题不难解决，一定能让他先走。但周养浩仍是疑窦丛生，不同意沈醉派车接他进城吃晚饭。
就在沈醉和周养浩通电话的时候，徐远举在办公桌上信手翻看堆着的文件。当他看到卢汉的副官处长朱家材刚送来的几张汽车特别通行证时，等沈醉刚把话筒放下，便苦笑一声说：“不能飞走，就滚着走吧。”说完就拿起一张特别通行证向口袋里一塞，还问沈醉有没有别的证件。
沈醉打开抽屉，抓出一叠来说：“多的是，你要什么都有。”
徐远举把云南绥靖公署、云南保安司令部、第26军、第8军等证章证件都拿起来看过之后，便拣出一张保安司令部的证章向口袋里一放，说：“必要时，我看这枚证章可能还管用。”
正在这时候传令兵送来了张群要沈醉晚上10点钟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沈醉看罢通知后，心里疑窦丛生，去还是不去，一时拿不定主意。按保密局的系统，他不归卢汉管，可以不去，但他同时还兼着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处长，所以不去就不妥了。
沈醉很不放心地问徐远举：“你看这通知上是不是张长官常用的图章？”
徐远举接过去仔细地看了看，肯定地说：“没错，是张群的。”
但沈醉还是不想去。徐远举说：“我看你还是去的好，张群来了，一定会有具体布置，你还是去听听张群的意见。”
沈醉于是决定去，但为了慎重起见，他拿起电话，接连向绥靖公署的其他几个处长探询，问他们接到开会的通知没有。回答都说没有。沈醉又打电话到卢汉家直接找张群，想把情况弄清楚。得到的回答是：“张长官很忙，你准时来开会，有事当面向他请示。”
听到这样的回答，沈醉已经预感到不妙，但事已至此，也只有硬着头皮去了。
本来徐远举那天晚上原决定住在沈醉家中的，但看到沈醉晚上要去开会，临时又改变主意，带着副官卜正纯住到朱家材家中去了。朱家材虽然是跟随卢汉多年的亲信，但和军统要员的关系一向很深，徐远举过去到昆明，常常住在他家中，所以他要去朱家材家，沈醉也只能随他所意。送徐远举上车时，徐叮嘱沈醉随时和他保持联系，还要沈醉第二天亲自送他们三人去飞机场，让他们尽早飞走。
徐远举走后，军统人员把保安团在城内频繁调动与当晚准备戒严等情况不断向沈醉汇报。沈醉估计情况已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为以防万一，马上用限即刻到的电报向毛人凤表示：形势已发展到无可挽救的地步，自己判断失当，有愧职守，无力完成任务，恐只有来生再见。同时，沈醉又与警务处长苏子鹄及副站长胥光甫商定，如果晚上11点钟他还不打电话回来，他们便立即将档案、名册烧毁，把交警部队、刑警大队等城内所有人员，以及电台、文件等迁到26军军部，并将国防部委任沈醉的国防部云南游击总司令的名义公开出来，所有一切力量均编入游击总司令部。出门前，沈醉又将随身带的两支手枪、笔记本全留了下来。因为他估计若卢汉今晚真设下了鸿门宴，没有武器想必反而会安全一些。
当晚9时50分，沈醉开着一辆吉普车忐忑不安地来到卢汉住所，故意不从卢汉的旧公馆正门进去，而绕道翠湖东路，驶向卢汉的新公馆。进得庭院，沈醉下车后刚走上台阶，看到张群一个人坐在一间大客厅里。
沈醉正想向他招呼，看到客厅门中有两个便衣警卫模样的人站在那里。而此时的张群看到沈醉，只是把双肩一耸，舌头一吐，两手一摊，表示什么都完了。
沈醉看到这种情况，心猛地往下一沉，连忙抓起走廊上的一部电话机想打电话，卢汉的几名副官立即围了上来，吼道：“你想干什么，电话线早剪断了，打不通的。”随后便将他带出大门，朝着青云街卢汉老公馆走去。
当沈醉故作镇定地走进会客室时，一抬头就看到了第8军军长兼第6编练司令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宪兵副司令李楚藩，空军5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等，已经坐在了里面。
沈醉一看在座的都是中央驻云南的高级军官，没有一个人是卢汉的部下，立即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了。
11点半左右，卢汉的特务营龙营长带着十几个提着手枪的士兵迅速地冲进老会客室，只说了一声：“奉命检查！”便由两个士兵看住一个，由龙营长亲自逐一搜查。
龙营长在沈醉身上搜出了10两黄金，却没有武器，焦躁地问：“你的手枪呢？”
沈醉把两只手举得高高地说：“我是故意把枪放在家里，才来开这个会的。”
正搜查李弥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7位军容整齐、胸佩将军勋标的人全都吓了一跳，以为卢汉会在他这间豪华的客厅里把大家给解决了。不少人本能地闭上了眼睛。
谁知却听到龙营长大声呵斥士兵，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士兵不小心，枪走了火。待睁开眼一看，地板上被打了一个洞。
午夜两点以后，这帮将军分别被叫出去，坐上汽车，由两个士兵挟住一个，被送上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去软禁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卢汉的民政厅长杨文清便把被囚的将军们请到三楼会议室，在便衣警卫的严密监视之下，杨文清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起义通电，要将军们签名。而且还专门为沈醉拟好了一个要他的部下听从卢汉指挥，不准抵抗的手令，要沈醉签字。
沈醉拿起代拟的手令一看，便发现这份手令并不符合军统内部的行文习惯，部下一看便知道这不是他本人写的。沈醉这时想到，事情已到了这步田地，既然不签不行，索性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对杨文清说明，这个手令不会起作用，反而会露出破绽，应当由他按照军统习惯的行文法，亲笔另写一张手令，才能生效。
杨文清当然高兴，马上吩咐送上纸笔。沈醉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大意是：所有在云南的公、秘单位的人员，都要服从卢汉主席的命令，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并交出武器、电台、文件等，到指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听候另派工作。
杨文清拿到沈醉亲笔写的手令后，非常高兴，马上下令把手令制成锌版，大量印发，满城张贴。并在12月11日的《云南日报》头版上刊登出来。广播电台也配合着连续广播了3天，好让分散在各处的特务都能看到，听到。
到天亮后，沈醉一不做二不休，又将徐远举、郭旭、成希超的住处，以及周养浩正在巫家坝机场等情况全说了出来。
徐远举很可能由于连日太疲乏，他到朱家材家中后，朱不在，朱家的佣人都认识他，便把他招待在客房中休息，上床后，他很快便睡过去了。这一夜云南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居然完全不清楚。
第二天一觉醒来，他一看朱家材还没有回来，便问朱的副官，朱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位副官支支吾吾地回答了他几句。
徐远举知道大事不好，连脸都没有来得及洗，就带着卜正纯跳上停在汽车间外面的一辆小吉普车，从口袋里摸出从沈醉那儿拿来的特别通行证，贴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又把挂在胸前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证章扯下来，换上云南保安司令部的证章。
这时，朱家的司机赶出来，让他们不要离开，说朱家材马上就要回来。徐远举把手一挥：“我们自己驾车去找朱处长，一会儿就回来，你们帮我收拾一下行李吧。”说完，就和卜正纯上了汽车，开出了大门。
当卜正纯匆匆忙忙把汽车开出来，准备赶到26军军部去的时候，正遇上乘着大卡车赶来逮捕徐远举的武装官兵。他们看到徐远举自己坐在吉普车里，便把车一横，挡住了吉普车的去路，士兵们争先恐后从大卡车上跳下，直奔吉普车而来。
卜正纯刚欲掏枪，徐远举招呼道：“算了，没用的，我们还是听天由命吧。”俩人遂下车就擒。
落网这一天，恰好是徐远举35岁的生日。
住在皇宫饭店里的郭旭和成希超看到卢汉的保安团突然封锁了大门，禁止旅客走动，士兵和便衣人员挨室查问，知道无路可逃，只好主动向搜查人员交待了自己的身份，郭旭还把满满一手提箱保密局的金条交了出去，恳求能作为自首人员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