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9日临近午夜时分，“慈居”内外依然是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忙碌，门外大小汽车一长串，大约有三四十辆。
从28日中午开始，所有接到撤离命令的二处人员都陆续带着家眷与行李赶到“慈居”报到待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箱背包，愁容满面，麇集在办公室、过道上、庭院中，“慈居”已变成了一座难民营。
为免遭地下党武装的袭击，徐远举和处里的几名头头早在两天前便将家眷接进了慈居，招待所不够用，便在办公室里打起了地铺。整个“慈居”已实行了临时的军事化管理，吃饭、就寝、熄灯、起床都听号音行动。
30日凌晨2时左右，徐远举与奉命负责领导潜伏工作的副处长李修凯交待完工作，心情沉重地道别后，带着副官卜正纯和卫士郭仪云到副官室去领武器。徐远举挑选了一支美造强力式快慢机手枪，子弹300发，美制纯钢匕首一把。卜正纯与郭仪云也各领了一支手提式冲锋枪，子弹各1000发，柯尔特手枪各一支，子弹各200发。还领了两只急救包和两箱手榴弹。武器应有尽有，不少家眷或出于途中安全考虑或出于好奇，也都领了武器，正在紧急操练，临阵磨枪。老人们也全都是和衣而卧，彻夜不眠，随时准备动身。
这时徐远举想到要带饮水，叫郭仪云拿着5只水壶去开水房灌满开水，又叫卜正纯检查汽车油箱，发觉油箱未装满汽油，心里很生气，斥责卜正纯竟在紧急关头如此粗心大意，不负责任，立命他去保管室领回汽油。除油箱加满外，还将3个预备油箱灌满汽油，同时又加了刹车油、机油，才算作好长途行车准备。
待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已是30日清晨，虽是隆冬季节，但好在是晴天，薄雾之中红日冉冉升起，倒真是个出远门的好天。
刚吃完早餐，集合号就吹响了，这是整队出发的信号。大家跟在徐远举后面鱼贯而出，到大门外上车。打头一辆是李磊、熊祥的开路车，后是大卡车，上面站满警卫营一个排的武装士兵，车顶上架了一挺重机枪，上了子弹转盘。兵车后面是几辆辎重车，后面是徐远举的一辆中吉普车，紧跟其后的，则是装满家眷的一长串大卡车。殿后的又是一辆装满武装士兵的大卡车。
7点钟左右，车队出发了，这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祈盼菩萨保佑，途中不要和解放军遭遇，能够平平安安地到达成都。
沿途散兵游勇极为混乱，市区街道两旁的商店早已关门停业，显然是怕遭抢劫。昔日的繁华顿成一派凄凉。
为了对付意外情况，徐远举命令卜正纯将吉普车的车篷放倒成了敞车，便于观察情况，也便于射击。
二处的军官们在出发前都换上了士兵服装，徐远举的少将服装早已脱去，防备失利被俘后好隐瞒身份，而且为预防意外还带着一包便衣，由郭仪云拿着寸步不离左右，随时可以换上装，成为老百姓。
路上虽然拥挤，堵车不断，好在还算平安。两天后，车队终于驶进了成都。
徐远举把大队人马带到保密局设在成都娘娘庙的办事处临时安顿下来后，又换上将军服，亲自驾车将耿静雯和两个孩子送到陕西街72号、老朋友张志和的公馆中（现四川省劳动人事厅大院）。
张公馆是坐落在成都闹市区一条幽静小巷中的豪华巨宅。门房见是熟悉的徐远举一家人到来，赶紧通报。迎接徐远举的却不是张志和，而是张夫人李琏芳。
女主人告诉徐远举，张志和前些日子已经到雅安去了。
徐远举听后心中顿时一惊，作为大西南的情报首脑，他不仅知道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高级将领靠不住，还早就知道张志和是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而且是有资格与周恩来直接联系的高级红色特工，但是，出自他对张志和的感激之情，他一直把有关张志和从事秘密活动的情报压下了。
徐远举此时万万想不到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张志和还会以政务院参事的身份，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看望他和王陵基等老朋友。
毫无疑问，徐远举登门未能见着的张志和，算得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须得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
1930年9月7日夜，血战之后的江津县城一派死寂，地处城中心衙门口的县政府（今江津市公安局）内外笼罩着肃杀森严之气。大门外，武装士兵林立，院内，汽灯将大坝子照得亮堂堂。台上高踞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军官。台下，是准备杀人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随着担任军法官的第4团团长魏镛的口令声，在起义战斗中击毙师部副官长张伯卿和2营营长王文德的3名士兵被剃光头发，剥得一丝不挂地架了上来。所有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士兵和中共江津地下县委的同志被押上坝子等待处死和陪杀场。敌人先把那3名光头裸身的士兵反绑在木匠用的“马凳”上，再将“马凳”连同士兵一道立起。然后，用凿子、手锤在头顶打洞，塞进用煤油浸泡过的棉纱“点天灯”，以祭奠张伯卿、王文德的亡灵。
随后，大屠杀开始了。被俘的士兵5人一批被拖出来，接连不断地遭到枪杀。坝子上骨肉飞溅，血水横流……中共江津县委的龚秉仁、龚尉农、曹泽芝，则被押来站在一边陪杀场。
在共产党人的斗争史上，大屠杀的场面屡见不鲜。可是，发生在江津的这一次屠杀的背景却是绝无仅有，因为高坐在大堂上监斩的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张志和，本身就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目睹自己的同志被杀害，此时此刻，他却无力营救。
张志和，原名清平，字志和。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邛崃县一个地主家庭。清末考上四川陆军小学堂，1912年离川前往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与刘文辉、邓锡侯系同班同学。1925年应刘文辉邀请担任川军总司令部参谋主任，执掌刘的机要。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刘文辉派张志和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武汉，表示响应革命，刘部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4军。在武汉期间，张志和与吴玉章、郭沫若、李一氓等川籍人士往来密切，并由他们介绍结识了李汉俊、董必武、林伯渠、邓演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常与之交谈，阅读他们给的进步书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革命意识渐增。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贪生怕死之徒见风转舵改换门庭，而张志和却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参加了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四川省委派到他的部队中搞兵运工作的洪仿予，即洪沛然，建国后在纺织工业部工作）。
1928年初，刘文辉任命张志和担任24军暂编第1师副师长兼第2混成旅长，师长由刘文辉自兼。第2混成旅由重庆移防江津后，中共川东特委军委书记李鸣珂直接与张志和联系。省军委的工作，也得到了张志和的大力协助。张在江津城内小官山创办了一个“志和图书馆”，购进大批马列著作与进步书刊，积极在士兵与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张还通过军委派到他部队里搞通联工作的李崇实，给李鸣珂送去了10支手枪与3000发子弹。
张志和虽然对革命事业满腔热忱，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军官，他却态度鲜明地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武装起义。他曾向省委派到他部队里负责党的工作的杨云樵表示，没有广大民众的配合，士兵起义必败无疑。当省委在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仓促组织的遂（遂宁）彭（彭山）起义、广汉起义连遭惨败后，张志和通过杨云樵将一份提案提交给省委，提出，他在军队上层作掩护，军支的同志在下面发展党员，团结教育士兵，然后将骨干力量派往四川各军阀部队，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再行举事。遗憾的是，省委研究张志和的意见后，却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如今官当大了，怕起义影响他显赫的地位，政治上已不可靠。更为荒唐的是，为了避免张志和成为起义的障碍，省委决定趁张志和奉刘文辉之召回成都开会之机，在江津突然举行武装起义。而在此之前，省委已将赞同张志和观点的杨云樵调到重庆，另派狂热地支持武装起义的李克俊前往江津，担任张部军支书记。
1930年8月28日上午，省委负责人罗世文在重庆通远门外“嘉尔登茶社”秘密召见项鼎和于渊，向他俩交待任务，即往江津与驻军军支书记李克俊接洽，尽快组织士兵起义。起义成功后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1路军，由于渊任军长，项鼎任党代表兼苏维埃主席。
项鼎在任川东特委书记时领导过张志和。于渊号邦齐，行伍出身，官至川军杨森部少将旅长。万县“9·5”惨案时，他系万县卫戍司令，因亲自率兵登木船痛击英舰“嘉禾”号而成为名震全国的传奇式英雄。
罗世文交待完任务，将项鼎、于渊送至观音岩方握手告别。项、于二人当下一路疾行，至晚便赶到了江津北岸与县城一江之隔的中渡街，地下县委龚秉仁、龚慰农与曹泽芝3位同志已在此等候。
29日夜，在江津县城对岸德感坝曹泽芝同志舅舅家中，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县委书记龚秉仁和项鼎争执起来，龚认为江津目前根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县委总共只有4名党员，团员多一点，也不过5、6名，没有群众基础，起义万难成功。且以少数兵力与刘湘的数万大军抗衡，行几千里路去会师武汉，前途凶多吉少。项鼎反复说服也不奏效，最后只好以组织名义来压服龚，严肃地说：“党的决议，你究竟执行不执行？”龚秉仁只好表示服从，并答应地下县委尽一切力量协助。
于渊在相继听了军支和地方的同志介绍情况后，明确表态，这次起义必须撤销。他认为这样的行动无异于把革命士兵往敌人的虎口里赶，他不能干这样的蠢事。项鼎激动得不能自制，与于渊争吵起来，措辞尖锐地谴责于渊临阵脱逃，革命意志不坚定，并断然表示，起义计划决不能更改，省委的任务必须守成。于渊迫于无奈，只好答应服从，但决不担任起义总指挥。项鼎马上批准，改任李克俊为起义总指挥，并成立了起义行动委员会，却将县委书记龚秉仁排斥在外。
会议决定：9月5日起义。
不料，起义计划不慎泄露了，敌人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张志和离津赴蓉后，部队被反动的第4团团长魏镛（该团全体驻扎在江津城区内）控制。魏镛下令各驻地部队将所有武器收缴起来，分别封存在各驻地的武器库里，派人严加守护。晚点名后，士兵的衣服裤子集中保管，每人仅留一条裤衩睡觉。同时派人进驻邮局，检查来往信件。风云突变，空气紧张万分，准备起义的士兵中出现了恐慌的情绪。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9月3日上午，起义行动委员会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曹泽芝家中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于渊再次提出，起义决不能贸然发动，蛮干只有失败，甚至会把军支与地方党的力量全赔进去。结果是，于渊遭到了项鼎更为严厉的批评。紧急会议最后决定，起义提前到当晚电灯亮时举行。
可是，却因为出现了偶然的情况，打乱了预定计划，使起义提前爆发了。
这天下午，驻军机枪连在大西门外坝子上操练，因为要示范，才发了两挺捷克式轻机枪。李克俊得知这一情况时已经是下午4点钟左右，因机枪连连长池树森是进步军官，赞同起义，李当机立断，带领李崇实、江国勋从城中师旅部赶去，在机枪连池树森等人的配合下夺取了机枪。得手后方知，只有一挺能用，另一挺没有撞针。
震惊全川的江津士兵起义，就靠着这一挺用着虚张声势、一挺用着实战的机关枪开始了。
激战至半夜时分，这场仓促发动的武装起义终告失败。
大搜捕中，100多名起义士兵和下级军官被捕。地下党的4名党员中龚秉仁、龚慰农以及左腿中弹的曹泽芝也落入敌手。
刘文辉得报后，把张志和叫到他家中训斥了一通，埋怨张志和平时纵容共产党，姑息养奸，以致酿成今日之乱。并要他火速赶回江津，严厉处置。
张志和回到江津，团营长们顿时就把他包围了，逼着他把关在牢中的100多名造反官兵和江津地下共产党的人全部枪毙。
此刻，张志和高坐在大堂之上“监斩”，他想到此事的前前后后，内心的复杂、痛苦以及愤忿之情可以想象……
枪声不断地响着，被俘起义士兵5人一批接连倒在了血泊之中。地下党的同志则被押来陪杀场。
当第9批士兵被押上来时，张志和看到里面有师部录事李崇实和江国勋。
刽子手举枪欲对他们射击时，两人向着张志和大喊起来：“副师长，救命啦！”“副师长，我是李崇实啊！”
张志和再也坐不住了，沉下脸喝道：“把李崇实、江国勋给我押到一边，我要亲自审问处置，抓出他们的后台！”
当夜，魏镛与参谋长兼江津县长刘中生杀害了48名起义士兵，又把其余被俘士兵的脸上刻字，涂上蓝靛，驱逐出境。地方县委的龚秉仁、龚慰农、曹泽芝均被判处1年至6个月有期徒刑。
在张志和的鼎力相助下，李崇实、江国勋得救了。出狱后，他俩曾三次去找张志和。第一次去师旅部时，周副官给他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立刻出境，不准在此逗留；2、凡是亲友熟人，半年内不准通信；3、已垮的组织暂不恢复。第二次，他们在晚上12点以后去了张志和公馆。张与他们见了面，批评他们莽撞行事，给革命造成不可挽回之损失，并抱怨省委将他视作外人，在他的部队里举事，竟然避着他这个共产党员。第三次去，张志和给了李崇实50块银元，江国勋30块银元，要他们尽快离开江津。
江津“9·3起义”失败后，省委根据脱险回去的项鼎、李克俊的汇报，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张志和思想右倾，政治上不可靠。二是于渊临阵脱逃，放弃指挥。省委做出决定，将张志和、于渊二人开除出党。
不久，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将江津起义作为教训，严厉谴责了张志和与于渊二人。
笔者有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史书上理当重重地镌刻下“张志和”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字。
江津兵变失败后，共产党开除了张志和的党籍，刘文辉则削去了他的统兵大权，但因两人私交甚笃，遂将他调回成都，改任四川省兵工厂总督办。
1934年初至1935年春，张志和前往印度、新加坡、埃及、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波兰、苏联诸国考察，深感“眼界洞开，颇有收益”。
为了了解日本，他又去日本考察了近半年，与住在千叶县的郭沫若过从甚密，并从经济上给郭以帮助。回国后，去两广，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胡汉民介绍日本情况，鼓动他们积极抗日，并说服他们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抗日民主”。后者表示接受第一点，不接受第二点。胡汉民态度尤为强硬，将口号改为“抗日反共”。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不久，李一氓突然来到成都，对张志和说，毛泽东极想见他一面，望能即刻去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