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建立庞大的特务系统时，为了控制手下的特务，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定凡是参加了军统的人员，必须先写一份详细的自传，填写一份名目繁多的履历表，宣誓时，面对蒋介石威风凛凛的大元帅像，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一支手枪。誓词是：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宣誓后，监誓人、宣誓人均须签名盖章，誓词归档保存。
参加军统后，戴笠规定不得发给任何证明文件，只是在人事部门和工作单位具名而已，并且从此不得离开军统，也不得请长假或辞职，戴笠把这称为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一旦参加军统，人就被训练成为杀人的工具，为了控制手下人员，他建立了庞大的监视网络，互相监视。
但是尽管这样，军统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戴笠死后，军统内部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为争夺军统大权，互相倾轧，内部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到了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的垮台成为必然，一些中小特务不得不给自己寻条后路。当时被称为两口活棺材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有几十名看守人员，其中像绰号“猫头鹰”的渣滓洞看守长徐贵林、绰号“猩猩”的所长李磊、事务长邓凯，以及号称“狗熊”的看守员李福祥和曹登甫，白公馆的看守长杨进兴，均为军统骨干人员，思想一贯反动，手段十分毒辣，纯属怙恶不悛、不可救药之徒。
然而深入鉴别，也有少数看守人员，或是因为生活所迫，误入魔窟，虽沾上反动宣传的灰尘，毕竟中毒不深；还有些本身就没有加入军统，在蒋家王朝行将就木之际，他们再无心为濒临死亡的反动派垫背，通过狱中难友的帮助，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为难友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烈士纪念馆里，展出的胡其芬烈士的《最后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蓝先生此次见你时，定将里面的情况，对政治犯处理的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不日他将离开，不能再带你的回信给我们了。”
胡其芬烈士在信中谈到的蓝先生，就是时年23岁在渣滓洞监狱担任看守的黄茂才。
1995年和1998年，厉华因工作关系，两次和已70多岁、时任四川荣县政协委员的黄茂才接触。黄先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相当斯文、和善，使人怎么也不能和那些面目可憎的军统看守联系起来。厉华请他详细地谈了当时渣滓洞监狱中的情况。
黄茂才，四川省荣县人，家庭贫苦，父亲种地主刘老太爷家的田，刘老太爷的儿子刘重威时任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副处长，在成都颇有权势。黄茂才初中毕业后，因家贫辍学，去成都求刘重威介绍工作，先是在刘家当杂役，后由刘引荐在稽查处特务通讯队作司书负责造报表册、缮写文件。1947年8月，稽查处裁撤后并处重庆绥靖公署二处。黄茂才即来到重庆，在二处管档案，不久派往太平门邮检组，因不懂吹牛拍马的功夫，以无成绩表现，又无邮检技能为由，1948年5月，被列入裁员名单，经稽查处同来的赵科长说情，才改派渣滓洞作看守员。
到渣滓洞之前，二处总务科科长安国华训诫他说：“渣滓洞是专门关共产党重犯要犯的地方，你要认识清楚，共产党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这些人狡猾得很，关在牢房里，个个也都是笼中老虎，你到了渣滓洞后一定要严格看管，不许他们串通案情，要分别放风，不许走漏消息。军法无情，若要查出包庇袒护犯人，你这颗脑袋就保不住了。”
到了渣滓洞后，所长李磊发给他一支左轮手枪和30发子弹，并再次警告他：“这不是一般的监狱，既作看守，就得严格执行监视，不许他们交头接耳，发现情况，要随时向我和徐看守长报告。”
黄茂才初进渣滓洞时，为了争得表现，对难友们非打即骂，十分凶恶，但时间一久，他发现这些人并不是像上司说的那样可怕，相反说话做事都表现得很文明。他们之中有很多是作家、记者、教授、大学生，言谈举止很有水平，互相之间也很友爱。尤其是像江竹筠、曾紫霞（小说《红岩》中的孙明霞原型）这样的大学生，怎么能够同杀人放火的匪徒画等号呢？由此，他对长官的训示不由得产生了怀疑。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对政治犯虽仍心存戒意，但并不像初来时那样凶了。而且，他还感觉到听这些满腹经纶的人摆龙门阵很有教益，比和那帮不学无术的看守们闲聊有意思多了。从此后有事无事，他总爱和难友们待在一起。长期的监狱生活，给难友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黄茂才身上的细小变化，难友们都注意到了。
一次，黄茂才到各监舍查房，女牢的曾紫霞就问他：“小黄，听口音你好像也是川南人吧？”
黄茂才回答：“我是荣县人。”
曾紫霞高兴地说：“我是内江白马庙人，算得上是小老乡了。”
黄茂才说：“唉，真没想到能在这里碰见过个小老乡。”
曾紫霞说：“你家每年能收多少石租谷呀？”
曾紫霞等人看到黄茂才刚来就是上尉，家里肯定有钱有势，或者是在军队里有靠山。
不料黄茂才听后竟长叹一声，苦笑着回道：“要收百十石租子哩，可惜那是东家刘老太爷的。我老爹命苦，只能给人家当长年。”
随后，黄茂才便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他还谈到他1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和祖父去向刘老太爷讨点地埋父亲，被刘老太爷恶言拒绝。谈到白发苍苍的老祖父跪在地上叩头求人时，不觉已是泪水滢滢，呜咽失声。
曾紫霞、江竹筠等人对黄茂才深表同情，决定策反黄茂才。难友们彼此暗通消息，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此后，在他值日的时候，男牢的何雪松、陈作仪、成善谋都尽量找机会，通过问长问短、聊家常，有意识地和他接近，女牢的曾紫霞、江竹筠进一步关心他，通过给他织毛衣、作鞋垫，使他认识到共产党员并不是敌人宣传的洪水猛兽，也不是他上司说的笼子里的老虎。
长时间的接触后，黄茂才也逐渐地敞开了心扉，与难友们坦诚相谈。
一次黄茂才巡查囚室时向曾紫霞、江竹筠等人诚恳地表白说：“我这个人从不捧上压下，更不想整人害人，当这样的差，只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说实在的，我在这里，也不过是个随时都可能被开销的人。”
曾紫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小黄，你本来是个好人，但是你现在已经陷进这坏人窝子里来了。不过，我看你还算是个坏人中的好人，还可以转变过来。”
江竹筠趁势开导他：“小黄，你还年轻，你家里也是给地主当长年的，你总该知道，现在的社会上有很多的穷苦人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有钱人的压迫，这种制度太不合理，所以共产党才要领导人民起来当家做主，所以也才有那么多的老百姓都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曾紫霞说：“你要是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人，就应该为国家为劳苦大众的利益着想，不要做危害人民利益的事，只要你多做有益的事，人民夺取江山掌握大权后，是会谅解你的。”
李惠明也说：“现在解放军到处打胜仗，国民党肯定长不了的。我们共产党有政策，只要你现在少做坏事，多做好事，今后共产党胜利了，还会奖励你的。”
一次，曾紫霞悄悄塞给黄茂才两张小纸条，黄茂才躲到外面的林子里打开一看，一张是江竹筠写的，内容是：“小黄，你还年轻，有好多事都不晓得，现在社会上穷的穷，富的富，将来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工厂资本家再不能欺压剥削，工人要当家做主人。你要懂得共产党的政策……”
曾紫霞给他的纸条上写着：“小黄，你要好好争取多做好事，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的，将来政治上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日久天长，水滴石穿，通过大家的循循善诱，黄茂才终于表示愿意为革命做一些工作。而且，他也的确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内给难友们提供一些方便。比如，每次轮到他当值日看守时，不但尽可能地延长放风时间，处处给难友们方便，就连楼上楼下互相递条子，他也总是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从而支持、掩护了狱中的革命活动。
江竹筠、曾紫霞还教他，当着李磊、徐贵林的面要对难友们凶恶一些，要学会保护自己。以后他学会了装两面派，见李磊、徐贵林来查房时，便故意对难友们骂骂咧咧的，有时还动手打人，做出一副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样子，李磊、徐贵林之类的家伙一走，他马上取下戏脸壳，恢复友好姿态来对待难友们。
曾紫霞、江竹筠见时机成熟，便决定请黄茂才办点事。
第一次是曾紫霞要黄茂才带一封信出去，交给市中区一家银行的刘姐。信中当然不是什么机密，曾紫霞在信中告诉刘国誌的姐姐刘国淑，她和国志已经从城里的第二处看守所转押到歌乐山了，她在渣滓洞，刘国誌在白公馆。黄茂才一口便答应下来了。
恰巧第二天轮到黄茂才休班，他搭巴县汽车从磁器口到七星岗，再转朝天门附近的一家银行。
在重庆城里，只要是佩戴上行辕二处证章的人，是很神气的，连军警宪特都不敢过问，看电影、坐车也不买票，可以畅通无阻。
黄茂才下车后在会客室里等了一会儿。
刘姐被杂役叫出来后，黄小声问她：“你就是刘国淑吗？”
“是的。你找我有什么事？”
“曾紫霞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第一次任务得以顺利完成，黄茂才非常振奋。而女牢的难友们对他的关怀，也使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温暖。江竹筠还亲手给他织了一件毛线衣。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黄茂才也尽力照顾她们。一次，黄茂才还把所里分的肉悄悄地送给生病的难友徐以速，使徐的营养得以改善，身体很快恢复了。
有一天，渣滓洞突击搜查牢房，黄茂才随“猫头鹰”徐贵林来到楼上六室，在陈作仪的枕头下发现了一张摘录报纸新闻的纸条。在此关键时刻，黄茂才趁徐贵林没注意，悄悄把纸条揣进裤袋，掩护了难友。
1949年8月，解放战争形势大好，狱中的难友们考虑迅速着手进行警卫连的转化工作。
一天，黄茂才当值日，春节到来之前，李磊、徐贵林和其他特务不在，难友们通过黄茂才把后山警卫连的邬连长找进牢房内院，由陈作仪、何雪松出面进行谈话。两位同志晓以大义，希望邬连长认清形势，等时机一到，便起义投诚。几天以后，又选择了一次放风的机会，让黄茂才再度把邬连长找进来，由韩子重、刘石泉继续做工作。邬连长对难友们的指点、开导表示领悟，对革命事业表示同情，但以此事非同小可，一旦事败，定遭杀头之祸而婉言谢绝。难友们见邬连长思想处于犹豫之中，正欲继续做他的工作，不料几天后，邬连长被调走了。策反虽未成功，但黄茂才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相当不错。
1948年12月，新四军战士龙光章，不堪徐贵林的虐待，在狱中病逝，难友们决定为他举行追悼会。筹备追悼会的时候，难友们欲书写挽联，扎制花圈，苦于没有纸笔，黄茂才设法将纸笔墨砚秘密地送到牢房里。
何雪松的妻子莫凌志，在丈夫被捕后，贫病交加，稚子弱女，嗷嗷待哺，处境相当困难。通过黄茂才两次传书带信，莫凌志一家才在刘德惠（因许建业失误而被捕，后牺牲于渣滓洞大屠杀）妻子的接济下，度过了贫困危机。
曾紫霞的同班好友况淑华（解放后在西安市科委工作），是重庆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也是地下党员，况淑华的上级领导是中共沙磁北碚区领导小组长刘康，黄茂才按照曾紫霞的嘱托，以进城休假为名，多次奔波于中一路协合里4号和重大女生宿舍，将一封封秘密信件面交况淑华，直接沟通了狱内党员和狱外组织的联系。
渣滓洞是不允许囚犯会见亲友的，可是黄茂才利用自己的身份，巧妙地安排了地下党员李玉钿（解放后在四川省妇联工作）与她弟弟见面。他还进城给江竹筠捎回寄养在狱外的儿子彭云的照片。狱中的难友们争相传看，尤其是江竹筠激动得热泪盈眶，悲喜交加。
一年半的时间里，黄茂才为难友们送了上百封信，同时还用自己的或难友们的亲戚朋友资助的钱买书报带进监狱，除《新民晚报》、《大公报》、《国民日报》、《中央日报》等外，还带进《社会发展简史》等进步书刊和药品等物。
黄茂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难友们的信赖，江竹筠曾给黄写过一张这样的纸条：“小黄，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你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都替你高兴，希望你一如既往为我们多做事。将来人民的新政府一定会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春节到来之前，一天放风时，值日官黄茂才像往常一样在院坝里来回踱步。
忽然，身后轻轻传来一声轻唤：“小黄。”
他回头一看，是曾紫霞，便警惕地看看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