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九寒冬，萍乡县安源镇九荷村，从一幢一楼一底四间一厢的新屋里，走出一个50出头的老头。他叫宋玉成，背犁牵牛，向田畈走去。人们从这房子建筑和正堂挂着的三张劳动模范奖状，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户勤劳致富的人家。
大年三十，三位侦察员与萍乡县公安局一同商定了逮捕漆玉麟的方案。
正月初一，三位侦察员和安源镇派出所沈所长来到九荷高级农业社，周密地作出部署。
初二的早晨，九荷高级农业社的男女老少，穿着一新，邀伴结伙，从四村八院来到高级农业社门前大坪里。九荷村治保主任王祥云和劳动模范宋玉成也结伴而来。十时许，农业社主任宣布团拜仪式开始，老表们相互热烈祝贺之后，公安人员登台宣布：宋玉成，又名漆玉麟，化名高文斌，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中校行动组组长……
“啊！”在场的乡亲们，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惊讶声。
与此同时，两名侦察员将漆玉麟控制起来。
1931年，宋玉成改名漆玉麟，由武汉三大叛徒之一、军统局行动科长、堂侄宋惠和（化名周大烈）荐送，从武汉到南京参加中统前身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大叛徒顾顺章主办的训练班受特务训练后，第二年便到豫、鄂、陕剿共司令部第三科当特务员，开始了职业特务生涯。
1933年，漆玉麟到国民党保定行辕调查科，参与破坏河北保定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员马玉龙等56人，并将马玉龙杀害。后又参与破坏河北容城县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员陈金波等3人；10月又参与破坏石家庄、元氏县等共产党组织，逮捕了元氏县党组织负责人周某某。
1935年4月，漆玉麟随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入川到重庆，任重庆行营办公室调查科特务员；1939年1月，任军统局重庆特区（渝特区）调查科特务员，9月，任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社侦组长；1944年后任军统局特务总队望龙门看守所行动员，国民党别动军警卫组长、代副官。在此期间，漆和特务到綦江、内江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还阴谋趁抗日将领蔡廷锴在重庆珊瑚坝飞机场下飞机时进行暗杀。
抗日战争胜利后，军统特务机关出于镇压民主运动的需要，调漆玉麟到军统沙磁区任侦防组长；1946年7月后，历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警卫组（行动）组长、侦防大队二中队中队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警卫组中校行动组长。在此期间，他干了许多镇压民主运动的罪恶勾当：1947年3月间，漆玉麟率特务强行闯入德兴里《新华日报》办事处，抢劫文件，强行抓走报社工作人员49人。六一重庆学生运动，漆玉麟率警察、宪兵，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逮捕共产党员、进步学生汪盛荣等9人，后又率特务到綦江汽车配件厂逮捕共产党员王某某和民主人士李荫枫。1948年4月初，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和其主办的《挺进报》遭破坏。6月10日，漆玉麟带着叛徒冉益智前往川东万县、涪陵一带，破坏中共川东工委组织，逮捕江竹筠、李青林等13位共产党员。7月8日，又带叛徒两次去广安破坏共产党川北工委组织，逮捕共产党员马正恒等和进步人士共13人。11月又率特务到营山县逮捕了该县党组织负责人王敏等6人；在荣昌县城逮捕了中共重庆沙磁区负责人刘国誌与未婚妻曾紫霞；随即又赶往合川逮捕中共重庆工委负责人王厂果（未获），将其怀孕的妻子左绍英逮捕。1949年初，漆玉麟又率特务前往成都，逮捕中共川康工委负责人蒲华辅、副书记华健等数十人。漆因破坏地下党有功，多次受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嘉奖，获得奖章、奖金。
1949年9月初，云南民主运动高涨，蒋介石密令镇压。漆玉麟随徐远举乘飞机到昆明，阴谋暗杀民革中央委员杨杰将军。后又同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一道，共同指挥了震惊全国的昆明“九·九”整肃，查封报社，逮捕进步人士杨清田等240余人。
重庆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8日，漆玉麟在大坪刑场公开枪杀了陈然烈士。11月7日，漆玉麟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科长雷天元、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行动员熊祥等在原中美合作所造时场研究商议，决定将中美合作所电讯总台岚垭作为执行密裁计划的地点，并作好警戒、挖尸坑的准备。14日，漆玉麟率刽子手将江竹筠、李青林、王敏等42位志士分8批杀害。
漆玉麟这个恶贯满盈的军统职业特务，在近20年的罪恶生涯中，参与逮捕和杀害了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重庆解放前夕，漆玉麟当上了由军统死硬分子仓促组成的“四一”部队副支队长兼警卫大队长，以邻水、广安、仪陇为主，准备在川北开辟反共游击根据地。谁知走到盐亭县，前方便传来了仪陇解放的消息，惊惶失措的“四一”部队警察队的一个警察，枪走火打伤了漆玉麟的左腿。在盐亭县柏树场，“四一”部队被解放军追击围歼，打得落花流水，腿部受伤的漆玉麟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被送进了潼南伤兵医院。
漆玉麟在伤兵医院里治好伤后，冒充文书宋世元被资遣。他怀揣骗取的释放证和回家的路条，和特务黄声扬、章佳惠一起，犹如三只丧家之犬，徒步从潼南走到江北县。漆玉麟连安顿在江北县农村的老婆娘家的妻小都不敢去看一眼，三人便从重庆唐家沱坐木船顺长江而下。
在巫山黄声扬老家躲藏了两天后，漆玉麟心想：村里人只知道我叫宋玉成，不晓得我叫漆玉麟，中国这样大，共产党是查不出来的。
于是，他拿定主意回老家栖身。他和章佳惠坐木船到了宜昌。在宜昌，漆一人搭上了到汉口的轮船。在轮船上，他遇到了从重庆外逃的国民党重庆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二组组长严守三，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低头擦身而过，连招呼也不敢打一个。
轮船到汉口，漆玉麟又立即改乘到湖南株州的火车。
腊月二十，株州宋家桥贺家段上青塘农民，正喜气洋洋地忙碌着迎接解放后的第一个新春。傍晚，地主宋其成家突然闯进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
“四哥！”
宋其成听到陌生人的声音，骤然一惊。
“我是宋玉成啊！从重庆来。”漆玉麟急忙提示道。
“啊，玉成……你怎么一个人，你老婆孩子呢？”
“他们都回重庆乡下我老婆娘屋里去了，我这次是孤身一人，千里迢迢前来投奔你啊……”听漆玉麟的口气，看到他这凄凄惶惶的神情，宋其成心中立即明白了几分。
春节刚一过，农村开展了征粮剿匪运动。政府工作人员经常到地主宋其成家催粮。漆玉麟感到老家不是久留之地，于是由堂兄宋其成介绍，认识了江西萍乡九荷村回来探亲的农民贺桂生。
“贺哥，我家里兄弟不和，想跟贺哥去江西找工作。”漆玉麟递上一张路条，恳求道。这张路条是前几天漆到长沙15区和平乡找当乡长的远房舅子帅仁祥开的。
元宵节后，贺桂生带着身材魁梧、皮肉白嫩、着整洁长袍的一个外乡人，出现在九荷村打铁炉前，拜托他的一个朋友收留此人在九荷村暂住些日子。
村民们最初对这个外乡人投以好奇的目光，但很快，大家便对这个叫宋玉成的人有了很好的印象。宋玉成帮贺桂生的朋友当长工，他对人和气，肯帮助人，干活又卖力，挖土、种菜，菜出土后就担到安源镇上去叫卖，煞是个菜农的样子。
宋玉成虽然卖力地干活，但人们还是看出这老倌不是正宗的庄稼汉，而是跑过大码头的角色。
“老表，看你这架势，原先不是干这活的吧？”村治保主任王祥云问。
“老表你真有眼力。解放前我在长沙当茶房、拉黄包车，现在革命了，没得人坐黄包车了，我也就没得活路干了。屋里内客（老婆）死了，与哥哥一家又不和，干脆出来自立门户。”宋玉成报上早就编好的一套自己的身世。
群众怀疑宋玉成来历不明，1951年土改时，人、户分田要有原籍证明，宋玉成通过帅仁祥开了一张假证明：“兹有本乡第6组农民宋玉成一名，于1949年赴安源一带当雇工。该民确系良善，并无非法等情，特给证明，敬希查明准予注册。”因而得到村农会小组的认可，分得一块宅基地，并被介绍到安源老街参加摊贩业卖蔬菜。
1953年初，土改复查。土改工作组明确告诉宋玉成，没有迁移证，不能落户。宋玉成又到长沙，找到帅仁祥，办了一张迁移证，在九荷村分得四分半水田和一间房屋。
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宋玉成总是积极劳动，热心公益事业，而且逢人便说：“现在比解放前好一万倍，我们穷人硬是翻了身哟！”
1954年，他盖起了一楼一底的新房，经邻居介绍，又和已被镇压的安源煤矿恶霸把头赵海涛丢下的寡妇王顺兰成了家。
1955年宋玉成带头参加农业社，第二年成立九荷高级农业社，由于村里平时哪家盖屋修房，哪家有事人手不够，宋玉成都热心义务帮助，换来了好人缘，加之他又能识文断字，所以被推荐担任生产大队会计，评为农业社乙等劳动模范。
解放后，重庆市公安局将缉捕、惩办“11·27”大屠杀凶手，为死难烈士报仇列入了重要工作日程，也相继抓捕了杨元森、张少云、杨丘山、徐贵林等一批刽子手。但是从他们口中，均未能挖出有关漆玉麟、杨进兴等人的情况。
1955年4月，市公安局追残组派出两名侦察员，辗转追捕漆玉麟到仪陇、遂宁、盐亭县，以期能发现其行踪。原“四一”部队成员陈钢供称：“漆玉麟从盐亭逃跑时，化名叫宋世元。”
在押的原重庆市警察局刑警队麦公傅、李文远交待：“四一部队被打散后，在遂宁看到漆玉麟拐着左腿，估计他那以后就回到湖南老家了。”
一天，九荷高级农业社治保主任王祥云见镇上有个骑自行车的人来到宋玉成干活的地边，蹲在田埂上和宋说了一会儿话，后来，宋玉成接过自行车，在田埂上骑了起来，引得在地里干活的乡亲们拄着锄头看稀奇。在众人羡慕的目光和恭维声中，宋玉成也显得洋洋得意。
王祥云想：旧社会这里的农民，连自行车都没有见过，哪还会骑？他又联想到：宋玉成收工进门，老婆必须茶到水到，吃饭碗筷到，洗脚、洗澡，一切准备周到，居家派头完全不像个穷苦人。
1957年，帅仁祥从长沙来到很少有来客的宋玉成家，动员宋回株州到公安机关自首。不几天，宋玉成向王祥云请假回老家，说有些重要事情要向原籍公安机关交待一下。
“中国所有的公安机关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有什么事情向安源镇派出所交待也一样，何必花路费，耽搁生产呢？”王祥云稳住宋玉成。
第二天，王祥云与宋玉成到镇上挑粪，路过镇派出所门前，便动员宋进去找派出所的人谈谈。宋玉成随王祥云进去，找到了王所长。但是，宋玉成只交待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历史，对自己的罪恶只字不提。
7月19日，派出所从帅仁祥口中了解到宋玉成解放前曾在重庆市干公事这一线索，向重庆市公安局发出调查函。
8月28日，贺桂生、宋玉成来到安源新街聂玉和缝纫店做衣服。
抗战时在重庆军统特务机关做过事的聂玉和十分惊奇。他把贺桂生叫到一边，低声问：“这人我在重庆见过，他不是叫漆玉麟吗？怎么从重庆跑到安源来了？”
“他叫宋玉成，不叫漆玉麟，你莫看错了人。”贺桂生说。
聂玉和赶紧打幌说：“哦哦……那恐怕是我认错人了。”
等二人一走，聂玉和立即跑到派出所向王所长报告：“现在住在九荷村的宋玉成原名叫漆玉麟，过去在重庆二处是抓共产党抓出了名的人物。他现在改名换姓，很可能是政府捉拿的重大罪犯。”
宋玉成的原形显现出来。王所长一面布置力量对宋玉成进行监控，一面向县公安局汇报。1957年12月，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发去调查函，索要宋玉成的照片。
宋玉成、宋世元、漆玉麟，多影叠合，这个潜藏8年之久的军统行动组长的狰狞面目终于暴露。
1949年重庆磁器口“11·27”大屠杀后的第二天，三百多个丘八装、摩登服混杂的男男女女，似兵非兵，似民非民，从市区曾家岩水码头挤上木船，逆嘉陵江而上。
到了兵荒马乱的合川县城，这伙人便打出了“四一”部队的旗号。虽然这帮人都是军统中的死硬分子，但局势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谁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是因为欠下了太多的血债，害怕解放军来了向他们清算，才不得不拖家带口，纠合在一起，作这无奈的逃亡。
离开合川后，他们吵吵嚷嚷、稀稀拉拉地向川北徒步行军。可是，一路上，身为这支队伍政工处处长的张界则默不作声。此人40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心里正盘算着个人的一本经……
在广安县城，张界把自己的老婆、“四一”部队妇女大队长邓德华和小孩安置在川军旅长杨纪元家中，单身一人随大部队继续往遂宁方向开拔。部队到达离盐亭县城不远的一处地势险要的隘口，突然听到一声大吼：“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
众人抬眼一看，不禁魂飞魄散，只见两边山岩上忽地立起一彪人马，无数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残兵败将们本已毫无斗志，更加之大多数官佐妻儿均在身边，怎敢作困兽犹斗，只得乖乖地将枪扔到地下。解放军的这支野战部队为完成自己预定的作战任务，根本无法处理这一路上随处可俘的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只能将其缴械后遣散。
“我是独立师副官赵明，这是我的武器。”张界改名换姓，缴出身上的手枪，骗得了一张写着赵明姓名的被俘人员遣散证，反而增加了他的安全系数。
赵明来到一户地主家中，用身上的黄卡其布军装换得一身庄稼人的破旧衣裳，摘掉了金丝眼镜，用泥土擦拭脸膛、手脚后，才徒步又往广安赶去。
到了广安，得知老婆带着孩子回重庆大姨夫邓某家去了，次日天不亮，他又马上坐下水船赶回重庆。黄昏时分，刚解放的重庆市区街头，行人稀少，赵明见四处无人，才钻进大溪沟邓姨夫家，见到了老婆和孩子。第二天蒙蒙亮，赵明便带着老婆孩子坐上一只到宜昌的木船，到宜昌后，又转乘客轮到了沙市。
“到家了，我们怎么说？”轮船靠近沙市时，邓德华焦急地悄声问。
“到家后先同岳母和大哥商量好，请岳母出面对左邻右舍和派出所说我女儿回来了，她以前的男人张界早已得病死了，在重庆结的第二道婚，第二个男人叫赵明。解放了，生活没办法，只得来投靠我们。就说我过去是‘四一’部队的副官，我这遣散证上也是这样写着的……呃，不行！”赵明马上改口道，“这样说不行，‘四一’部队是军统精英分子组织起来的队伍，共产党一查就会查出我的真实身份。就说我过去一直在重庆做香烟生意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