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时正，白川下令开始检阅。阅兵总指挥植田谦吉跃马而出，指挥日军操演。参加这次阅兵式的日军部队计有：炮兵一团、步兵三团、重炮山炮各一队、坦克车一队、铁甲车一队、运输兵一队，共计一万余人，都是从各部队里挑选出来的精锐，武士道精神十足，在阅兵场上整整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退下。之后，白川义则和植田谦吉下马登台，在海军军乐队的伴奏下唱日本国歌。歌声刚刚落下，天空响起了飞机的轰鸣，18架战斗机飞临上空表演特技飞行。
主席台上，白川义则和众官员们一起饶有兴趣地仰头观望。金天山、安昌杰、尹奉吉三人进入虹口公园后，立刻向主席台靠近，其时白川义则不在主席台上，他下台准备登马检阅部队，身边站着几名卫兵。金天山见难以下手，朝安、尹二人使个眼色，把“热水瓶”递给尹奉吉，示意二人分两个方向散站在主席台边的人群中。尹奉吉站在主席台正面，位置正好对着检阅台。当白川义则登上主席台，抬头仰观空军特技表演时，他心中一阵狂喜，机会来啦，他毫不犹豫地抡起“热水瓶”，用力向主席台上掷去。
“轰——！”一声巨响，压过了头顶上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其时正是中午11时30分，检阅台上的日本要人被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其中，白川义则的面部、颈部、手足受伤一百多处，重光葵的右腿被炸断，村井的腹部和右足遭重创，植田谦吉被炸断了左臂，野村中将的右眼球炸出，河端的肠子流出肚外……
5月7日下午2时，白川义则毙命于日本兵站医院，消息传出，上海人民莫不拍手称快！
白川义则，日本爱媛县人，19岁毕业于陆军大学，在长达4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先后曾担任过副联队长、师团参谋长、旅团长、师团长、陆军省人事局长、陆军大学校长、陆军次官、关东军司令、上海派遣军司令等职，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他的毙命，日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4月29日炸弹爆炸后，在场担任警卫的日本宪兵立即切断了虹口公园内外交通，不许一人一车进出，当场拘捕了8个嫌疑者，投掷炸弹的尹奉吉也在其中。由于尹奉吉投弹时身边有许多日本人，被认定是主犯。金天山与安昌杰趁炸弹爆炸会场出现的片刻混乱逃出虹口公园，最后金天山一人逃走，安昌杰却在马路上被日军逮捕。两人均遭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同伙和后台，尹奉吉与安昌杰坚贞不屈，最后被日本人剖腹活祭白川义则。案发当晚，法捕、安南探员又开赴朝鲜人居住的拜伦路实施搜捕，拘捕“嫌疑犯”安正广等12人。5月3日到7日，又有数名朝鲜人被捕，其中包括两名朝鲜独立党成员。日本军方还扬言，搜捕将持续下去，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朝鲜独立党领袖安昌浩见日本人狗急跳墙，担心会有更多的无辜群众死于非命，立刻与王亚樵、尹子勤秘密会晤，商量出一条移花接木之计，命令金天山照办。这时，金天山按照王亚樵预先的安排，已被尹子勤送到十九路军补充团团部藏身，由团长余立奎负责严加保护。
5月9日，金天山向上海市邮电局发出一封信函，内附英文打字文件一份和一张五寸照片。文件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照片上是怒容满面的尹奉吉，手握一枚炸弹，背面写着一行小字：摄于炸弹案前三天。文件长约两千字，文中，金天山以第一人称介绍了自己一生的冒险生涯，阐明与日寇势不两立的政治主张，并详细介绍了自己策划和实施虹口公园炸弹案的全过程，把全部责任兜在自己和已经牺牲的尹奉吉和安昌杰身上，叫日本宪兵队有本事去找他报仇。文末署名金天山。
邮电局当天将文件和照片送到《申报》报馆，报馆立即将文件译成中文，连同照片，于5月10日以《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为题向社会披露。
这时日本宪兵队里已经抓捕了不少朝鲜人，严刑拷打，毫无口供，现在见了金天山的“公开信”，如梦初醒，马上组织侦察追捕，可为时已晚。
尹子勤在其自传中写到：“我与金九（金天山）始逃苏州，再逃香港，金九不久去美国，我则返广东。”尹子勤在广东与同学陈兴融活动李济深、陈铭枢联合粤、桂、闽三省出兵讨蒋，建议夹击广州后再行北伐。因被胡木蓝告密，尹子勤被逮捕关押，直到抗战爆发才被放出来。
出狱后，尹子勤经同学叶挺介绍与叶剑英相识，在叶剑英推荐下尹子勤出任华北抗日第九路司令兼特派员，在康泽的指挥下与日军作战。尹子勤对康泽（抗日游击总指挥）手下进行的抗日工作有这样的评价：“干部只知道要钱，游而不击。每月到天津领经费六万元，往来旅费耗去七八千元，饷款支出，意见不一，进展困难，十个月游击工作，苦痛万分。”
1938年尹子勤辞职转去上海，与被陈立夫的中统派往上海任除奸总队长的独生儿子尹懋萱（化名詹森，成功暗杀汪伪特工机构负责人李士群的老师、青帮大佬季云卿而被报上称为“独行大侠”）会面。正当尹子勤按国民党军委“返渝听用”之命准备绕道云南回重庆时，突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密电，要他“协助除奸工作完毕后返渝”。
尹子勤在自传中写到：“儿子懋萱奉电云‘奉总裁面谕，加入伪汪精卫政权充任总队长。相机完成锄奸任务。’况抗战锄奸系为民族救亡，岂敢违命。每日与吴绍澍、尹懋萱集议，在倭寇虎口内冒险工作。上海车站烧毁倭寇弹药车三列、苏州外垮塘以地雷炸毁列车四辆，炸死倭寇军官六十余人，儿子懋萱率兵游击，在常熟白茅口被捕，我亲率三百人冲进倭兵连部，将懋萱救出，倭兵全连缴械。”
原国民党高级特务（中统系）胡均鹤在一份材料中写到：“1940年，因为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后，为了要搞一些汪伪的上层情报，因此陈立夫认为尹子勤有王辑堂和周佛海的关系，可通过他打入汪政府，所以尹接受任务后，先到华北找王辑堂，这样王将尹介绍给影佐（汪伪政权的日本顾问），由此尹就进入财政部和特工总部。”于是，尹子勤定期对汪政权的情况通过“专报”派人亲送重庆，同时尹子勤也按照陈立夫的指示向汪政权提出一些建议。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对尹子勤打击很大的事情，由于军统派往上海的抗日人员毛森、万里浪、林之江等被极司菲尔德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机构”抓捕后，把尹懋萱的真实身份作了举报，1940年6月12日军特务机关立即将尹子勤、尹懋萱父子逮捕，结果尹懋萱被处死，尹子勤则交给汪伪政府，汪精卫将他关押到抗战胜利后才放出。
抗战胜利后，尹子勤为子申冤，得罪军统，又再次入狱。由此，他对国民党的反动、腐朽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他在自传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段历史：“倭寇投降，淞沪接收，戴笠匪帮毛森、万里浪等，昔日当汉奸头目，危害抗日分子，胜利后充任京沪司令部第二处处长，变成抗战功臣，大捕汉奸，接收敌伪物资，私自变卖，大发横财，汽车洋房无数，且骄横凌人。陈立夫、朱家骅到沪，假南京大戏院招待殉难同志家属，并成立蒙难同志会，我亦被邀到场，因无车钱步行，亲见毛森、万里浪等乘汽车而至，我一恨儿子惨死，衣食无着，毛、万诸汉奸仍然权威赫赫，二恨蒋政权忠奸不分，是非颠倒，愤气攻心，明知攻击匪特要吃亏，为伸张正义，为与众烈士及儿子雪恨申冤计，不顾一切，在会场起立高声质问陈立夫：毛森、万里浪等人昔日可以捉抗日分子，现在可以捉汉奸，职权是谁人所赋？”
尹子勤一带头，各烈士家属也群起攻击，上海光复后担任副市长的吴绍澍充任会场主席，自然暗中支持尹子勤等人的行为。群情激奋之下，毛森、万里浪等狼狈逃走。陈立夫宣布呈请政府解决。尹子勤带头攻击毛森、万里浪的情形，民国30年10月12日上海《申报》、《铁报》记载甚详，均一致支持尹子勤，指责政府不应袒护汉奸。吴绍澍也在各种场合竭力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尹子勤，招致戴笠忌恨。
10月24日，吴绍澍与朋友周世安在同车返回吴官邸的途中，有一辆轿车对驶而来，两车相交时，对面车中突然有人用驳壳枪向吴绍澍射击。吴长期从事暗杀除奸工作，极其机警，近在咫尺，却是毫发无损，周世安却因此被杀身亡。
尹子勤于当月28日夜里被军统便衣绑架到淞沪司令部稽查处，关押半年，从未审讯，直到戴笠摔死，吴绍澍证明尹子勤‘为抗战子亡、身囚、家破’等情形，尹之家属也向各机关控诉，淞沪司令部才将他移交军法处审讯三次。
法官问他：“你儿子被日寇宪兵枪决，为何偏偏不杀你？”
尹答：“狱中之苦，让任何一个被囚之人渴望早死为幸，倭寇不杀，并非我尹子勤贪生怕死。”
法官又问：坐监五年，你为何不设法逃生？
尹答：“日本人看管极严，逃跑无非白日做梦，再者眷属老小八口，与重庆政府脱节，亲友不敢往来，旅费无处筹措，你要是处在我的位置，又当如何？”
旁听席上记者、听众大哗，情绪明显倾向尹子勤一边。
尹子勤反问道：“法官先生，我被抓半年，今日才第一次审讯，请问自己究竟所犯何罪？”
法官道：“你平日毁谤政府，攻击领袖，有伪职嫌疑。”
尹道：“如有毁谤、攻击、伪职等罪，请提出具体事实，毛森身任日寇宪兵队队长，害死有名有姓的抗日分子百余人，为何不逮捕法办？”
法官云：“毛森任伪职时捉的是共产党，并未捉抗日分子。”
尹答：“我的儿子尹懋萱是毛森、万里浪出卖的，共产党与政府联合抗战，危害共产党，迫害共产党，难道不算是危害抗日分子吗？”
法官辞穷，“从此不讯”。
幸亏陈立夫尚有天良，再加之吴绍澍与尹懋萱同负锄奸责任，共同出生入死，自是极力营救。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万里浪、林之江等28名军统投敌汉奸公开枪决，尹子勤则被移送上海法院审讯两次，最终无罪开释。
尹子勤被匪奸污陷，冤禁14个月，惨痛至极，稍有良心者，都为其悲惨遭遇酸鼻痛心。释出半月，吴绍澍时任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中统与军统不睦，他与尹子勤之子谊笃，遂向尹引见陈立夫，并劝尹加入中统，以便解决他全家生活。尹子勤遭遇旷古奇冤，早已看破红尘，以年老体衰多病谢绝，吴绍澍继续劝三次，尹答自古以来只有儿子荫父亲的恤，没有父亲袭儿子爵的事，并表示“以后永不往还”。
1948年1月1日，李济深在香港正式成立民革总会，在民革秘书长郭春涛的动员下，宣称看破红尘的尹子勤又跳回到三界之中，毅然参加了民革组织，并在上海秘密从事反蒋工作。同年5月，根据民革组织的安排，尹子勤随杨杰返回四川开展地下工作。6月，尹子勤回到家乡武胜县，时值川东地下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正在武胜、岳池、广安等地举行。起义失败后，大批农民武装起义人员被国民党逮捕，尹子勤联络乡中耆老多方予以营救，被捕人员除少数送往重庆关押外，大多数人员在当地被营救释放。为此，尹子勤遭到特务的监视，并差一点遭到暗杀。尹子勤不得不化装逃往成都。
1949年7月，尹子勤又到重庆，与杨杰商量武装起义之事，不幸于8月25日被西南财政长官公署行辕二处特务逮捕，转往白公馆看守所关押。
大屠杀之夜脱险后，尹子勤回到家乡，始在武胜县政府做征粮、肃匪工作，后任川北行署参事、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尹子勤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了撤销参事室参事、开除民革党籍、监督劳动的处分。1960年于贫病交加中郁郁死去。1982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对尹子勤被划为极右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经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批准的复查结论为：……现决定将原划尹子勤为极右分子的处分结论予以撤销。建议‘民革’撤销开除‘民革’党籍的处分，并恢复其党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