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聚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又怎会轻易放过他呢？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年羹尧成败之速，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也就使得人们对他的死因存在种种猜测，到现在仍是真假难辨，因此后世的史学家们才将年羹尧之死列为了“雍正八案”之首。
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降清史实
“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明末清初的吴梅村的一句诗，从此吴三桂的形象便被定义为为了一个女人而叛国的奸臣，而红颜祸水的传言也更加深入民心。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吴三桂真是一个叛国之人吗？历史也真是因红颜而改变吗？
“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少年名将
吴三桂（1612—1678年）字长伯。明末清初辽东人，祖籍江苏高邮，武举出身，锦州总兵吴襄之子，以战功及父荫授都指挥。明天启末年曾带二十余名家丁救其父于四万人之中，孝勇之举遍闻天下，有“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美誉。曾在北京短暂逗留，遍识名公巨卿及文人雅士，吴伟业称其为“白皙通候最少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吴三桂出生于关外，其父吴襄本乃高邮士绅，因努尔哈赤崛起后在辽境实行严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对汉民大加掳掠杀戮，遂愤而投笔从戎举办团练，保境安民。这一行为受到了明朝朝廷的嘉奖，封他为辽东团练总兵一职，在战场上他功绩卓著，素有“辽右巨臂”之称。吴三桂就是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充满战火的地域和拥有抗金战史的家族中长大，这无疑使吴三桂从小就拥有了非凡的勇气和强烈的抗金意识。在战场上，少年的吴三桂骁勇非常。在一次战斗中，他冲入敌阵用箭射倒一人，在拍马上前准备挥刀割下该人的首级时，不料那人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
有一次，吴襄率500名骑兵作为哨探，不料与后金大军相遇被围。在中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战士和常年在马背上作战的士兵相比，汉族战士的确吃了很大的亏。骑兵交战，即使拥有比对方多几倍的兵力，明军都没有胜利的把握，更何况是区区几百名明军身陷后金大阵呢？然而此时的吴三桂却显示出了超凡的勇气，当他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阵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认为那根本没有可能，只会徒增伤亡，遂拒绝说：“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任？”三桂知不可强，大哭而去，并立即召集几十名家丁，如狂风般冲入重围，在找到父亲的队伍后大呼：“跟我来！”并带领500骑兵杀出重围、奔回宁远。这次战斗震惊全军。从此少年吴三桂“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英名辽境无人不知。
少年英雄吴三桂深受父辈重臣的器重，辽东监军高其潜就收他为义子，父辈们无不认为这个孩子就是将来保家卫国的勇将。崇祯十二年（1639年）洪承畴荐举了年仅27岁的吴三桂担任东总兵。年轻的吴三桂治军甚严，在洪承畴所部诸镇中，以吴三桂系战斗力最强。但他并不因此满足，还专门训练了一支极为精锐的千人骑兵，共分20队，每队50人。以期对抗清军的骑兵，少年时的吴三桂孝勇双全，在军中的声望也日益提高。
风云骤变后，固守在前线的英雄
自努尔哈赤起兵反明，高迎祥、李自成举兵起义后，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在长期的战争中损失殆尽，最优秀的军事人才在崇祯皇帝的猜忌和文臣党争中也逐一凋零。然而吴三桂却是一个例外。崇祯四年（1631年），吴襄在皇太极于8月发动的大凌河之役中，因逃跑而导致全军溃败，遂被削职，但吴三桂仍然被朝廷留在军中供职。《明清史料》记载，崇祯十二年（1639年），吴三桂在27岁时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至此效力朝廷更甚于前。在次年五月与清兵在杏山的遭遇战中，吴三桂一得到报告，立即出动3000人马“长驱直过杏山”，“与贼血战”。最后他奏报战斗“大获全胜”。
《明史》这样记载了此后的松山、杏山战斗中，吴三桂部“胆勇备奋，士气益鼓”，“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在锦州被围之际，吴三桂在众运粮官“惊心奴儆”的情况下，亲自“督运米车”，成功躲过清军的监视，在春节期间将粮食运入锦州。《明档》记载他自当总兵后“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松锦之战以明军惨败告终。如果说23年前的萨尔浒之败标志着后金掌握了关外的主动权，那么松锦之败则表明明朝已在整个战局上败象毕露。松锦之败使明朝丧失了大量的精兵和战将。骁将曹变蛟等被俘遭戮，洪承畴、祖大寿等投降，只剩下吴三桂在宁远、山海关一线苦撑着局势。吴三桂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招抚流亡，重振军旅。不久又组织起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坚守山海关和关外宁远等城。面对熟悉的父辈们叛国，吴三桂仍旧站在抗清的前线，强烈的爱国意识不可动摇。在原辽东战将或亡或降的情况下，吴三桂成了硕果仅存的抗清名将。
次年皇太极又发动壬午之役。派遣阿巴泰、图尔格率兵避开由吴三桂防守的山海关，由黄崖口一线入边。烧杀掳掠，兵锋直达山东。关内诸明将皆望风而逃，只有吴三桂仍敢率兵入关追击清军，并屡有斩获。1643年，吴三桂的坚决抵抗使得所向披靡的清军在宁远城下第三次苦尝败绩。
为了攻克山海关这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清朝向吴三桂展开了强大的招降攻势。由于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和恩师洪承畴以及众多的兄弟、同僚，如吴三凤、祖可法、张存仁等均已降清，故皇太极除亲自写信向他招降外，还叫这些与吴三桂有种种关系的降将写信给他劝降，但吴三桂终不为所动。
吴三桂坚守在宁远，他成了清军入关的主要障碍，也是明朝得以保存的一道重要防线。有人说吴三桂之所以没有降清是由于其父吴襄滞留京师有成为人质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抗击清军是从未停止过的事情，而吴三桂的抗清意识应该是相当明确的。
在矛盾中纠结，最终一怒为红颜的奸臣
《明史》中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七天后，李自成就率领百万大军出西安，渡黄河，分兵两路长驱北京。此时关外清朝数十年的袭掠已经让明王朝北部边防摇摇欲坠，而1641年明朝又遭遇“三百年来未有之饥荒，父子相食”的境况。
1644年4月7日，李自成带领的农民起义军已进至宣府城，距京城仅有两三百公里。这时，是勤王，还是定宁远，崇祯皇帝必须作出决断，经过前思后想，崇祯作出了招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四将入京勤王的决定。此时，吴三桂被封为平西伯。
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而奉旨前来勤王的四支队伍中，山东总兵刘泽清托词坠马伤脚，拒不奉诏；吴三桂与蓟辽总督王永吉因路途遥远，一时间到不了京城，只有蓟镇总兵唐通带了8000人马到了北京。崇祯皇帝封唐通为定西伯，命他把守居庸关。不想，唐通却投降了农民起义军，居庸关不攻自破，农民起义军直逼北京。
吴三桂当时拥有精兵四万，加上辽民数十万，他4月12日受命，16日便率军民抛弃宁远，向山海关进发。庆幸的是，清兵直到4月22日才得到吴三桂撤离的消息，而这时，吴三桂已带领军队到达了山海关，李自成军也已攻至北京郊外，各种消息传到了吴三桂的耳中，他有些犹豫。但君命难违，吴三桂还是领兵向北京进发，4月26日到达丰润。在这里，他打败了投降李自成军的原明降将白广恩、唐通，并收降了8000人。但是北京已于4月25日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灭亡了，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寿皇亭下。
明朝灭亡了，李自成登上了金銮宝殿，吴三桂一行人处在了矛盾之中，前是反贼后是清兵，何去何从？就在此时，吴三桂收到了来自李自成的招降书，李自成“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并在三月底令人携带四万两白银前往山海关，赏赐已经14个月没有军饷的吴部；此后又再次派人“携带万两白银和千两黄金给吴三桂，并发书封侯”，同时还令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
对李自成的招降，吴三桂曾表示:“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益以死报国。”但他最后又故意问手下将领是否愿意和李自成一战，在所有人都不敢表态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逼问下属，当诸将在他带着暗示和压力的追问下终于回答“今日死生唯将军命”时，吴三桂才终于决定“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在两难的境况下吴三桂还是选择了大顺政权。
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但还是全军缟素为崇祯举哀。吴三桂在投降李自成后，按说已经进行了一轮政治抉择，但戏剧性的是，又出现了刘宗敏抢劫陈圆圆的变数，也就出现了后人讽刺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件。
据《庭闻录》和《小腆纪年附考》中的记载：吴三桂投降李自成后，便将山海关交付给了李自成的手下，前往北京，在上京途中的西沙河驿站，吴三桂相继见到了逃出京的家人以及父亲派出的亲信傅海山，他们向吴三桂说明了吴襄以及吴三桂爱妾的情况。听到父亲吴襄被捕时，吴三桂以为这是李自成为迫其投降所采取的手段，他一投降，父亲必被释放；当听到父亲被拷打将死，交了5000两银子还不顶用时，吴三桂的头发便不禁竖了起来；及至听到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抢走时，吴三桂十分愤怒，他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于是马上下令，停止前进，掉头返回山海关，并一反常态，直接率兵杀回山海关。并复信吴襄，声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这一段话与其说是他写给自己父亲的，还不如说是说给李自成听的，这也就表明了吴三桂决意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决裂。从此他的队伍变成了一支自由却又矛盾的军队。起义军必然容不得他，而清军又怎能轻易投降！
借兵演变成降清的事实
1644年5月18日，李自成带领刘宗敏、李过等一班大将，亲领精兵7000，出正阳门，向山海关进发。他将崇祯帝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带在军中，希望吴三桂还眷恋故主之情；并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押在军中，希望吴三桂还顾虑父子之念。山海关距北京仅350公里，农民军却走了九天。李自成一边亲率大军来征讨，一边仍对吴三桂抱有幻想，希望吴三桂不战而降，他在行军路上几次写信给吴三桂劝降。吴三桂为了迷惑李自成，派了手下六个将领前往大顺军诈降。李自成虽对六将心存戒备，但仍对吴三桂存有侥幸心理。5月26日，李自成率领大军抵达山海关，吴三桂知道自己打不过李自成，他又再次陷入了矛盾当中。
他心里清楚，自己既然已经决意与大顺政权决裂，那么就必须要考虑退路。自己的五万人马绝对不是大顺政权的对手，那么唯一能抵抗李自成大军的就剩下关外的清军了。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作出降清的决定。投降与之交战了十余年的清朝，这绝对与他誓死做明朝忠臣的初衷相违，投降异族也与他浓厚的儒家忠孝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再说这样的决定使他可能成为千古罪人，他能担得起这个骂名吗？
因此，他作出了一个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决定——向大清王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借兵。根据《清世祖实录》中记载，吴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向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请兵的信，他在信中写道：“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从信中的遣词我们可以看到，吴三桂根本没有降清的想法，这仅仅是一封“借兵”的信。
首先，吴三桂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以图明朝“中兴”，恢复其统治。类似于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借兵，无意降清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在称谓上，吴三桂也称清为“北朝”，与“我朝”、“中国”相对应。泾渭分明，即使明朝已亡国，他仍属明朝，与清无涉，这又明确了自己的立场。第三点，清军进兵路线，一从“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口等处入；一从“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入。这两条路线是清兵经年屡次入口征明的旧路，而吴三桂则牢牢地控制着“东协”，即山海关与界岭口等重要关隘。从山海关至京师便捷，独当正面进兵。从西协、中协走，已属侧翼，要绕路，误时日。显然，吴三桂把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从吴三桂的这个安排中也看不出他与清为一家之意。另外，从这个安排来看，他还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坐山观虎斗的意思。实际上他想通过自己的安排达到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火并、以此恢复大明江山的意图。最后吴三桂还多次声明借得兵的话将会报答清兵“兴亡继绝”的扶助之功，不只给予清军财物，还将割让领土酬谢。吴三桂俨然是明朝的代言人，此与降清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可见，这个时候，吴三桂并没有降清，只是说向清朝借兵而已。
但多尔衮也不是一般的人，在吴三桂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多尔衮又怎能错失这个降服他的机会呢？
这个时候的多尔衮已经亲自带领多铎、阿济格等一批猛将，于5月14日从沈阳誓师出发，参加逐鹿中原的战斗。5月19日，进军途中的多尔衮接到了吴三桂的信。多尔衮未敢轻易相信吴三桂，他决定：第一，派人到山海关探看虚实；第二，改变行军路线，以一日一夜行一百公里的速度直逼山海关；第三，调取攻城用的红衣大炮，发往山海关；第四，给吴三桂复信。信中说：“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
多尔衮此信抛开吴三桂所提的具体条件而不论，而是向吴三桂昭示了大清出兵之本意，并打出了“期必灭贼，出民水火”的旗号，从而与吴三桂提出的为君父“报仇”，与“流贼”不共戴天的呼吁完全取得了一致。但这封信的主旨，还在最后几句话，也就是劝吴三桂“来归”（投降），并以“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的最高奖赏来诱其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