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觉得有点对不住英国使者，对方不远万里跑来进贡，结果被赶出中国，此事传扬出去，倒显得天朝没有气度。于是就派人送去了一些慰问品、同时还交给阿美士德一封圣旨，让他转交给英国国王。这份圣旨内容很简单：
朕知道你是诚心来天朝进贡的，而且也很恭顺，朕很心慰。但是你的使者却不懂天朝礼仪，不肯下跪磕头，朕本想责怪于他，但考虑到你的面子，还是算了吧。你们国家离天朝太远了，远涉重洋，来一回很不容易，以后就不必再来了。
嘉庆皇帝不但赶走了使者，而且永久性地关闭了中国的大门，不准英国再派使者前来“朝贡”。可以说，阿美士德的出使全面失败，败得非常彻底，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比马戛尔尼还不如。至少马戛尔尼还受到了优厚的接待，最后礼送出国，而他则是被赶出了中国。
阿美士德非常沮丧，后来他去了圣赫勒拿岛，拜访了被关押在那里的法国战神——拿破仑。
拿破仑对中国的事情很感兴趣，当他听说阿美士德因为不肯磕头而被赶出了中国后，他哈哈大笑。他说，你们英国人真是因循守旧不知变通。你到中国去，当然要按中国的礼节，当然得三跪九叩，你偏要去搞什么英国的吻手礼，如果你们英国的礼节是吻屁股，那是不是皇帝一看见你，就得先脱裤子？
拿破仑最后说，我告诉你，中国是一头巨狮，它现在只是睡着了，如果它醒来，世界将为之震撼。感谢上帝，还是让它继续睡吧。
因为这次出使失败，英国再也没有派使团来中国。也许，中英两国的交往就要从此画上句号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英国政府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这封信是主管贸易的两广总督写的，两广总督请英国派人去广州管理商务活动。
英国政府异常兴奋，中英之间的交流又要开始了。
（注：与阿美士德接触的官员共有七八位，为了不让内容过于复杂，本文全用那彦成代替。）
大恶人律劳卑
这时候已经是1833年了，距离马戛尔尼的使团已经四十多年了，大清的皇帝也换成了道光皇帝，他是嘉庆皇帝的儿子。
道光皇帝有一项殊荣，他是史上最抠门的皇帝。据说他每天晚上六点就睡觉，原因只是不想浪费蜡烛。他还有另外一项荣誉，按中国历史的划分，从他开始，中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时期，而他的时代，恰恰是分界线。
当时中国与欧洲的商务往来都是在广州进行的，属于垄断经营。英国方面一直是由大名鼎鼎的东印度公司进行对华商贸，中国方面则是由行商来负责。所谓的行商，当时特指广州十三行，实际等同于现在的进出口商贸公司。
广州十三行并不是指十三家企业，他们是通过政府允许，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在道光时代，正好是十家，商首是怡和洋行的伍浩官。
行商与东印度公司的商贸往来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了，除了东印度公司没什么利润之外，行商的效益也是时有起伏，有的行商规模非常之大，像伍浩官经营的怡和洋行、卢茂官的广利洋行、潘启官的同文洋行等。但也有经营不下去的企业，比如雍正年间有五十四家行商，到了道光时代，也就一百年时间，只剩下十家。不过总体上还算稳定，双方都是垄断经营，又都有政府的背景，所以没有太多的纠纷。
直到美国商人的到来，才打破了这种平衡。美国商人奉行的是自由贸易，他们都是一些小公司，商业运转得非常灵活，结果让东印度公司吃了大亏，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的新形势，英国最终也决定，实行与美国相同的政策，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让更多的小公司来华经营。这一次，吃不消的是广州政府。
原本英国商人都由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经理）管理，比如斯当东就曾经当过大班，但是取消垄断之后，一大群不知名的小商人跑到广州来做生意，搅得广州乌烟瘴气，贸易争端不断。而且有很多洋人根本不懂中国的规矩，民夷杂处，纷争不停，两广总督头痛不已。
两广总督李鸿宾于是给英国政府写了一封信，说既便是东印度公司倒闭了，你们也应该派一位大班来华，管理这些不受约束的商人啊。
英国政府求之不得，于是特派律劳卑为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督，负责管理远东事务。
律劳卑是苏格兰人，在没有来中国之前，他没有什么外交经历，他是一位羊场主，在英国有很大的一个养羊场，以此为生。同时他也是英国上院的一名议员，跟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关系比较密切，于是在巴麦尊的极力推荐之下，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这些内容是根据《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对东印度公司的描述总结而来。
在上任之前，鉴于前两次使者的结局，巴麦尊还是郑重告诫律劳卑，来到中国之后，一定要跟广州政府搞好关系，严格管束英国商人遵守大清的法令；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要想办法与北京建立联系，最好能够增加几个通商口岸，以便促进两国之间的商务活动。但无论如何，绝不可以激怒中国政府，因为这会导致中英两国交恶，也会严重影响正常的商务活动。
史上第一位英国驻华官员就这样上路了。他不知道前途有什么样的风险，在他的心里充满了期望。律劳卑认为，工作很简单，搞好关系，管束商人，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工作成绩却非常值得期待，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这里有四亿人口，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就像英国商人们说的，只要中国人的衣服长上一寸，那么整个曼彻斯特的工厂就要忙活好几年。
律劳卑根本没有想到，矛盾从他上路的这一刻就已经存在了。因为两广总督让英国政府派的，是一位大班（公司经理），而英国却派了一个驻华商务监督（官员）。看起来似乎都是管理商务活动的，但大班只是公司的代表，必须完全听命于总督，官员就不同了，官员需要的是洽谈和交流，并不直接归总督管辖，商务总监督的使命，其实更像是驻外大使。
1834年7月，律劳卑经过四个月的航行，终于抵达了广州郊外的商馆区。到了商馆之后，他立即派他的秘书拿了一封信去求见总督大人。
没想到三个多小时过后，秘书阿斯迭垂头丧气的回来了。别说是见总督，根本连广州的城门都没进去。城门官的意思很明白，任何洋人都不能进广州城，任何大清的官员也不能接受洋人的信件。不要说是总督，就是城门官本人，也不能接收信件。如果洋人有诉求的话，必须通过行商们代理，这，就是大清的规矩。
紧接着，行商的首领伍浩官也来到了商馆。他告诉律劳卑，今天城门递信的事，总督卢大人已经知道了（李鸿宾被撤职，卢坤接任），大人很生气，从来也没见过这么不懂规矩的洋人。你一到广州，就违反了数条规定。首先，凡是洋人来中国，是不能与官员会面的，所有事情都要由行商负责，有信件或是有请求，也得由行商们代递。像您今天的这个信件，也不符合规矩。这信的封面应该写一个大大的“禀”字，只有“禀”帖，总督大人才会浏览。其次，您应该住在澳门，有事要来广州的话，得先禀告总督大人，总督大人同意了，发给你红牌，您才能来。再有，就是您也不能在这信里写什么中英两国。这中英之间，怎么可能是两国的关系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能有任何的国家跟大清并列。还有就是 “禀帖”也得先由行商们过目，没有违逆字样，才能呈交总督大人的。伍浩官的一番话，说的律劳卑有些不快。很明显，不领红牌擅自来广州，确实是自己不对，但自己是英国官员，如果使用禀帖的话，那伤及的就是英国政府的尊严，如果再通过行商代递公文，那就无法跟广州建立联系，巴麦尊那里也无法交代。他对伍浩官说，改动封面没有问题，但我是英国官员，是应总督大人的邀请，由英国政府派来管理商贸的，所以我这是公函，绝不是什么禀帖，你这个规矩我不能遵从。
伍浩官开导不了他，只好回去复命了。但是卢大人因此很生气，这个律劳卑不奉总督谕令，擅自来省，这是明摆着不把总督当回事。既然伍浩官的劝导不管用，那就再派些人来，好好劝导。这一次，他把广州全城的行商们，全都派来“劝喻”律劳卑了。
广州城外的英国商馆里，挤满了十三行所有的行商，他们集体前来，的确把律劳卑吓了一跳。行商们说的还是那些话，不能直接寄信总督大人，像您的这种信件，名称叫什么“密封并直接致总督阁下”，完全的不合体制，不但密封不可以，这些信件必须由行商拆阅，直接呈送总督，那就更加办不到了，哪里有洋人直接给总督写信的啊。
至于您信中的内容，别说是总督大人，换成是谁也受不了啊。因为您这信里竟然说什么大英国与大清国友好往来。试问这天下，难道有谁可以和皇上平起平坐的吗？你还真以为这大清与英国是国与国的关系啊。
律劳卑也犯了牛脾气，他跟行商们抬起杠来。他说我们大英国享有四海，在全世界都有领土，有些你们中国人没到过的地方，我们都去过。我们还有先进的军舰，一艘战舰上装载一百多门大炮，我大英国的国王怎么就不能跟大清皇帝平起平坐？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行商们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卢大人下发了一份谕令，严饬律劳卑。卢大人是这么说的：
大清准许英国通商已有百年了，经皇上批准，这里的规矩已经成为法律，只有服从的洋人，才准许来这里经商。洋人只准在澳门居住，来广州时必须申请放行的红牌，而且来广州不得超过四十天。现在有个夷目叫律劳卑的，不领红牌就擅自跑来广州，目无法纪。考虑到他来自蛮荒之地，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念化外愚蠢），刚来天朝，也没有法律意识，就先不治罪了。但是必须立即离开广州，以后不领红牌不许来广州。洋人来做生意，我天朝官员从来都不干预，但是要是想变通规矩，那就得先跟行商们接洽，然后由本大人奏请圣旨，不奉皇命，谁敢变通？天朝大臣，向来不准与洋人通信，你这个夷目既然自称英国官员，自然懂得管理的道理，要是没有规矩，你又怎么管理众多洋人？
最让律劳卑受不了的，不是卢大人的“驱逐令”，而是清朝官员对他的蔑视。因为此时律劳卑已经得知大清的翻译把自己的名字（Napier应该译成纳皮尔）译成律劳卑（意思是一个劳苦卑贱的人），还把自己的官职——驻华商务总监督，翻译成夷目（野蛮人的眼睛），他怒不可遏。这简直就是对他本人的侮辱和对英国的形象攻击，这比逐客令更加让人气愤。
律劳卑很生气，他坚决不走，偏要留在广州。在接下来的数天里，他每天唇枪舌剑，不停地跟行商们大战，不断地描述英国如何如何强大，他对自己所受的待遇非常不满，他觉得他应该得到大清的尊重，也应该受到礼遇，但现实的场景让他非常窝火。
律劳卑这种行为也让卢大人很生气，大清自开国以来，不领红牌擅闯省城的事情何时发生过，再就是书写大英国字样，事关国体万万不能马虎，一个处理不好，只怕其他国家的洋人也会轻视天朝，而且这里面还夹着皇上的尊严和儒家的传统。此事要是被御史知道参上一本，别说自己性命难保，就是整个家族，恐怕也要受到牵连。
但是这个律劳卑不听训令，坚决不回澳门，要是出动官兵，又怕引来洋人们不满，虽然驻扎在澳门港口的二百名洋鬼子（随律劳卑来华的海军）不足为虑，但要是酿出对峙事件，倒好像是我大清寻衅，皇上那里还是少不了惩罚。
卢大人左右为难，他把心中的怒气撒到了行商们的头上，首先就是为律劳卑提供担保的兴泰洋行严启昌，他被卢大人抓进了大牢。
卢大人对行商们下达了严令，如果不能把律劳卑“劝”回澳门，那就按畏葸故纵忽视国家尊严罪，把所有行商集体斩首。
畏葸故纵忽视国家尊严罪是个什么罪呢？从字面上理解，大概就是说，事儿没办好结果让国家丢了面子之罪，也就是丢了天朝的面子。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律劳卑如果不回澳门，那么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个中国所有外贸商人的人头。如果把这些商人的资产全加在一起，大约相当于现在深圳交易所所有上市公司的资产总和。卢大人的命令非常直接，你不回澳门，大清就再也没有外贸商。
所有来华的洋人必须由行商进行担保，为律劳卑提供担保的就是严启昌。
这回劝导工作，彻底与自己的生命挂钩了。中国所有行商的身家性命，将完全取决于律劳卑听不听劝。行商们劝导工作，已经从天朝法制转变为地理人情和气象预报。他们劝律劳卑，这澳门啊，天气实在是太好了，非常凉爽，您不是嫌热嘛，住到澳门多好啊。再说您妻子女儿不也在澳门吗？她们可有多想您啊，还是回澳门吧。
律劳卑还是油盐不进。
首先倒下的，不是行商们，而是英国翻译。著名的汉学家马礼逊先生，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被生生累死的。
马礼逊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华25年，其间翻译了全本《圣经》，编撰了第一本《英华字典》，创办英华学院、医院、报刊等，为人谦逊而知礼，救治了无数的华人，为中国培养了很多近代思想家。但他本人却在这样一场吵架当中，被活活地累死了。
行商们没有办法，律劳卑是英国任命的驻华官员，他们无权命令，只能劝导。另一方面卢大人已经快要动怒了，这是要斩首啊，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商总伍浩官。为了保全自己，行商们最终决定，单方面采取行动，断绝跟英国的一切贸易行为。这个举动一方面是向卢大人表明姿态，绝不当汉奸；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英国商人去影响律劳卑。因为这一年刚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专营权，来华的大部分是一些资本较小的散商，停止贸易对他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当时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查顿为首的强硬派商人，他们坚决支持律劳卑，希望通过抗议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派是以颠地为首的温和派商人，他们资本较小，希望能够冷静地处理这些矛盾，不希望变成全面对抗。到目前为止，强硬派商人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在获得了查顿等人的支持后，律劳卑变得更加强硬起来，他想通过这件事，逼迫卢大人接收自己的公函，或者逼着卢大人派官员来处理，只要达到这个目的，他觉得自己就算是胜利了。而且律劳卑也觉得这件事并不难，只要卢坤接收了公函，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地位，就算卢坤坚决不接收，那他也必须派官员来处理，那么也就相当于两国之间的官员进行交涉，一切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说白了律劳卑的目的很简单，他要逼着广州政府来跟他交涉，哪怕是逼着广州政府来收拾他，也在所不惜。
他的倔犟终于惹怒了卢大人，卢大人命令整个广州彻底停止通商贸易，另派广州知府（市长）潘尚楫等三名官员前来责问律劳卑。
当律劳卑听说有官员要来找他，非常高兴，他想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终于有广州的官员来跟他接洽了。
中英争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