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来了！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指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如此的草木皆兵，中国精英大劫难的日子到了。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忍住没能写完《正红旗下》的痛苦，悲愤地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在此之前，他曾对日本作家井上靖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穷人宁肯把一把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给富人……
在1958年，“反右”斗争刚结束，周扬还打算请老舍多管一下全国文联的工作，由沈从文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职务，只是当时沈从文一口拒绝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
没想到老舍这么快就走了，还只有六十七岁！
然而，这么快走的又何止一个老舍？仅仅一所北京大学，在“文革”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能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人，自杀的就有二十四名，全校被批斗关押的“反动学术权威”，有五百多人……。
这一回，沈从文终是躲不过去了。不过，比起许多人，包括巴金、丁玲、萧乾、汪曾祺等等成千上万的精英们来说，他又幸运许多。
尽管在历史博物馆里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把整理古典文化遗产当作一项事业来做的沈从文，还是全力以赴地考察研究着。一九五九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落成，沈从文非常激动。这年六月，他先后给大哥写了两封信，描绘着自己的工作的蓝图：
希望十月后有个像样的研究室，有两万册书，二百一十万个文物图片，三十五个得力助手，扎扎实实来搞三几年，一定会突破纪录，把文物工作引到一个正常方向上来……
一九六零年三月，文物论文集《龙凤艺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七月，改成以作家的身份，参加出席全国第三次文代会。这次开会，沈从文远远看到久违的丁玲，正走出会场。
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丁玲早年被捕的事成为周扬等人攻击的口实，曾那样夸赞过她的毛泽东这时也亲笔撰文说：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实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
当年曾经把丁玲与王实味区别开来救过丁玲一次的毛泽东，这时又把他们捆绑在一起了。
丁玲第二年便被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没想到，能在文代会上见到她。沈从文欣喜地站在路边，等着丁玲，想跟她打招呼。丁玲走过来，对迎上来的沈从文不屑一顾，理都没理他就走了。
这个曾经是那样才华横溢的优秀女人，她一直坚信她的革命理想，认为自己只是暂时被误解，不想在自己落难时受到在她看来是右翼文人沈从文的哪怕是一点关心。
沈从文毕竟是近六十岁的人，血压还一直很高，不久身体就累垮了。一九六零年冬，他的右手已经不能像往常那样运用自如，而左手也转折不灵，晚上异常痛苦，工作时间一长，心脏还隐隐作痛，体检显示，他的各项生理指标均已严重超标，历史博物馆不得不让沈从文全休。
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沈从文住进了北京阜外医院，他写信给大哥：
若一月后医生还说心脏不大健康，倒也许是另外一种转机，因为工作恐得改变。
他认为当时的歌剧、话剧及小说不够深入，认为自己有责任“试把笔用用，才是道理”。
全休了，病了，花甲之年的沈从文，还是想要写作！老将军王震知道后想成全他，待沈从文一出院，就安排他去了趟井冈山。沈从文计划是一边体验生活，一边进行写作，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然而，在处处充满尊敬与热情的接待中，他感到是一道壁障，无论与何人交谈，听到的都是一样的语言。旧的记忆不能唤醒，旧的感觉不能复活，他终于找不到创作感觉，毅然地放下了笔。
1964年，沈从文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在未正式出版前先由轻工业出版社印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让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写序，在五百多字的序里，竟无一字提及沈从文这个作者。一切都是领导安排，沈从文看了只能笑笑。
两年后“文革”开始时，沈从文的工作虽然改为每天去打扫博物馆的女厕所，这比起研究文物来说，却可以少操很多心；更何况，开他的斗争会时，也并没有人捆他打他或是朝他身上吐涶沫，最多也就冲他喊几句“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内的革命口号，或者是在他背上写上贴上诸如此类的革命标语。
为此，沈从文当时曾对黄永玉说：“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而此时，沈从文的著作在国外正越来越受世人的喜爱，仅那篇《边城》，就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后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一天开沈从文的斗争会时，有人把一张标语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走到没人处他揭了下来，展开在手上认真打量“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几个字，最后不得不摇着头说：“这书法，太不像话了，我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人们都知道作为文学家和文物研究家的沈从文，却很少知道一个颇有成就书法家的沈从文，他的章草秀美飘逸，堪称上品。
一次沈从文与黄永玉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听到公厕里有人在吹笛子，就是那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沈从文听着淡淡一笑说：“真是弦歌之声，不绝于耳啊！”
对于自己的处境，无论怎样难为情，沈从文都能泰然处之，但有件事却让他心痛难忍。
沈从文那位比他小两岁的三弟沈荃，曾跟他一样是土著部队的小兵，后来读了黄埔四期，毕业后做了国民党军队的团长，1937年淞沪战役中，“他提着一大串工事的钥匙，打开国防线上一扇扇生了锈的铁门，让士兵们钻进去准备死守，结果被日本人一枪击中。他昏迷几日，侥幸醒了过来。”
他的部下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二八师因重伤而幸存的唯一的团长，不久又率部参加抗击日寇的九江沽塘血战，用日本侵略者的血，换来他抗日英雄的荣誉，并凭战功获得了中将军衔。
抗战结束，因反对内战沈荃只能选择弃勋还乡，在凤凰一个带天井的小院子住下，他种了些萱草和月桂一类的花卉，闲时给新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做些咨询工作，还为劝说当地大土匪龙云飞投诚去做了几回说客，他一心打算后半辈子就在这里颐养天年。谁知道，“三反”初期却被以反革命罪拘捕处死。
临刑前，他指着自己脑门怒斥站在他身后的行刑者：“小日本和蒋公都没在背后对老子放过冷枪，来，站到前面来朝这打！”
“这个人的枪法曾出了名的好，把二三十根香点在墙角，用驳壳枪一枪一根把它们灭掉，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抗战中，他不知指点过多少人学习射击，而凭这能耐，又不知击毙多少日本侵略者，可从来就没有想到，最后一次是指点以自己的脑袋当靶子。”
一个民族英雄，就这么死去，他的熟人后来这么说他。
英雄终是英雄，32年后的1984年，他的沉冤得以昭雪，全部的赔偿是五百元人民币和起义人员的追认，他那伤心屈辱了多年的妻子，也因此得到县政协委员的头衔。
沈从文是三弟被枪杀的第二年才从大哥嘴里知道这事的，他当时只轻轻地“啊”了一声，然后就去了三弟家。到了1959年，又默默地把三弟的女儿沈朝慧接到身边，作为亲生女儿来抚养。可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户籍制”到“文革”登峰造极了，沈朝慧没有北京户口，被赶回原籍，刚十几岁的小姑娘，就得去过着流徙的生活。
沈从文实在受不了，他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学生——江青。
“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唯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只想留着我的女孩在北京做助手，不要国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四十多年前，沈从文曾经赏识过这个好学的图书管理员，不仅非常认真地给她改每一篇小说，还要九妹编毛线的钱给她用。可是现在，江青已成了有着那么多伟大光环的一个主席夫人，求她真让人难为情，只是这事她能帮，女儿就可以待在身边了。
沈从文绞尽脑汁委婉地把要留这个三弟的女儿在身边的意思写了出来，然后红着脸把信寄走，不安地等待着。
后来的1972年，江青在会见美国记者威克特时，虽曾大谈沈从文与她的师生情谊，说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也谈到了沈从文当年对她的关心；然而，她终是没有去理会沈从文一生中唯一求她办的这一件她举手之劳就能办好的事情。
1969年冬天，沈从文被通知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这时候，他的朋友学生们大多都比他更惨。
早在1966年夏天，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的陈翔鹤就被打成“牛鬼蛇神”，不断被迫到单位接受批斗，参加学习和体罚性的劳动，写“交待材料”，还写劳动小结：
我参加劳动不觉已经有六个多月之久了，劳动主要是扫地擦地等。但我是否可以称为扫地擦地的能手呢不能。恐怕我还只能算倒数第三呢。别的扫地的同志比我要高明得多。可见这样工作也并不简单。
年纪大了，又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的陈翔鹤，虽然劳动小结写得认真坦白，终是还得去挨那一次次的批斗。无法承受时，他对批斗他的人说受不了，得到的回答是：
“受不了就死在这里。”
“我无论如何不能死的，第一我是共产党员，第二我有六个孩子，我要为孩子们在政治上负责，一个人死了影响全家和后代，我还要为党工作。”
陈翔鹤这样对妻儿说，但他终不能熬过“文革”，1969年4月22日在去单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间倒下，送往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最终去世。而当时的“革委会”，竟宣称陈翔鹤是“畏罪自杀”，在他死后还召开了批斗“反党分子”陈翔鹤大会。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陈翔鹤才得到平反肯定。
得到陈翔鹤离世的消息，沈从文欲哭无泪，只轻轻地说：“他只比我大一岁，不该这么早就走。”
“文革”后，沈从文又多次与人提到陈翔鹤，有一次竟老泪纵横地说：“如果没有‘文革’，他不那么早过世，凭他那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写作态度、旺盛的创造精神及涉笔成趣，倚马可待的才华，定能在历史小说领域内开出一簇簇鲜艳的花朵，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继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翔鹤选集》终于出版了，沈从文高兴地把陈翔鹤赠杨晦的一首诗写成条幅：
时代推轮毂，腐朽岂能长。
含悲忘征尘，黾勉休自伤。
录老友翔鹤赠杨晦兄遗诗一首，开第侄留念，沈从文时年八十、一九八二年大雪中1966年6月7月巴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亚非作家在北京、武汉、杭州等地召开的会议，参加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到了8月时就受到了上海市文联“造反派”的批斗，然后是被抄家、强迫劳动、关进“牛棚”。他的爱妻萧珊也频遭批斗。
以后，不断挨斗、被关成了巴金夫妻的生活常态，甚至被押到人民杂技场参加上海文化系统召开的“斗争巴金电视会”，《文汇报》《解放军日报》都发表多篇批判巴金的文章。到1968年9月，巴金被押送松江县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除了繁重的劳动，继续挨“田头批判”。
好在，巴金靠了抄录、背诵但丁《神曲·地狱篇》，在灾难的日子中熬着。1972年时，巴金在上海作协的楼里总是不言不语地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屋里看书写东西，出小屋的时候，就低着头去打饭，然后再回到小屋继续看啊写啊。一个叫窦达的人知道他是巴金后，马上告诉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沈从文不久便从儿子嘴里知道了巴金的消息，非常激动马上给巴金写信。
这天，巴金正要送病重的爱妻萧珊去医院，临出门的时候，发现信箱里有封信，揣进怀里就去了医院。
“我精神还挺好，体力比这里熟人似乎也还强些，只要有事可做，把别的什么通通忘了……曹禺闻也患心脏病，住协和医院，卞诗人和健吾或尚在河南漯河。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何其芳等虽已回来，似乎还不会把研究工作提上日程。”
信中，有沈从文自家现状的介绍，更多的是向巴金介绍作家朋友们的消息，在信的结尾，沈从文渴望地说：“便中也希望告之我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并愿一家大小安好！”
重病的萧珊含着眼泪，翻来覆去地看着这封长信，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
20多天后，萧珊离开人世，巴金泪汪汪地说，“在她最寒心的时候，是我那位三十年代的老友给了她人世间的温暖！”
至于汪曾祺，他有幸躲过了1957年的“反右”，结果却在1958年夏秋之际被划为一般右派，十月下放到河北省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汪曾祺之所以晚别人一年成为“右派”，是单位为了完成上面给定的“右派”指标任务而补划的。
中国人的命运，在那样的年代，就这么被政治任务无情地玩弄着。到一九六零年底，汪曾祺总算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组织一时却没有工作分配给他，于是他再来写作。积蓄了停笔十年的创作能量，一夕爆发，汪曾祺很快写成了名篇《羊舍一夕》。小说写成，他立刻寄给沈从文。
当时的沈从文，正因为高血压病重住在医院里，一口气从头到尾看完这篇近两万字的小说后，万分欣喜地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兴冲冲地给汪曾祺写信。张兆和心痛地劝他，别因激动又使血压升高；他说自己不吐不快，结果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近六千字的回信——
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地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信中不但有对小说、对人生、对历史的独到见解，更有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拳拳的关爱与期望之情，使汪曾祺读得泪流满面。
让人遗憾的是，没几年“文革”就来了，一开始汪曾祺就同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大师级的“反动权威”“戏霸”一起，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但不久就被时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江青派人接到甘家口外的钓鱼台国宾馆。
汪曾祺在第十七号楼的办公室被江青召见，要他修改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今非昔比，被江青召见后的汪曾祺，只能同所有有幸不去“劳动改造”的文化人一样，随时听从“文艺旗手”的呼来唤去，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每一场排练，汪曾祺都小心翼翼地陪着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的江青，看着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地唱、做、念、打，随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修改，其间的紧张委屈和痛苦的滋味，刻骨铭心不堪回首。
然而，在一个完全没有“个人”的时代，汪曾祺是没法选择的。他虽然是在江青的控制使用下搞了长达十年的创作，亲历了“样板戏”的兴衰，因为受到江青的重用，“文革”之后，他又受到了长时间的审查。
萧乾似乎比汪曾祺倒霉一些。1957年的3月，他在中南海听了毛泽东关于整风的动员报告，仿佛如梦初醒一般。自1948年被郭沫若批判之后，回北京后的萧乾写了大量趋时应景之作，现在毛主席呼吁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萧乾这才想到早年一直奉行的“独立思考”的原则：
可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过程。既然说消化，就一定得有营养，也有排泄。这样，我们的文化血脉才能舒畅，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
作为中国现代最出色的记者和翻译大家，萧乾实际上是喜欢说真心话的，于是他把心中的积郁一吐为快，诚心诚意地给亲爱的党提了不少意见。没想到，一夜之间却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当时的萧乾，曾十分痛心地说：这辈子，“我曾真悔恨，没能安于当个技术干部，多么懊悔重新拿起那烫手的笔啊！无论是挑担子、摆地摊、推小车烤白薯，在这个社会，干什么也比握笔杆子保险！”
熬到1964年，萧乾总算摘掉“右派”的帽子，可还没缓过气来，1966年“文革”又开始了，他这个“摘帽右派”首当其冲地被揪斗、抄家、关押。
北京豆嘴胡同41号是萧乾当时的家，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突然就拥进一帮十来岁的红卫兵，把可砸的都砸得稀巴烂，还扯碎了萧乾多年辛苦搜集的欧洲版画，勒令他烧掉他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写作卡片及几百封友人书信。待他1966年9月4日从牛棚里放回时，看到妻子被暴力批斗得脱了人形，彻底绝望，第二天夜里吞食了一瓶安眠药，还灌了半瓶白干。
结果因不能死，被发配到咸宁干校养猪。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确认“右派”为错划。
1969年初冬，七十岁的沈从文在被造反派弄得满地凌乱无从下脚的屋中，找出了珍藏着张兆和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他把它放在怀中温热许久，又小心地放进衣兜里，口中喃喃着：“这是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
有了这封信，快到古稀之年的沈从文，可以安心去乡下的湖北干校看菜园子了。
每天，他要提着一个饭盒去附近一个小学食堂打饭，路上看看天空的大雁，再望望水中的游鱼，心中百感交集，回到独居的草棚，就用毛笔把这些写下来，然后用书信的形式寄给远处同样命的朋友。
“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他把自己的感受写给黄永玉，使得这位博学的著名画家欷歔不已，引用《圣经》中说：“神常用痛苦来造就一个器皿，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痛苦叫人有益，所以，沈从文还是幸福的。”
一辈子做人做事认真的沈从文，早些时在北京打扫女厕所很认真，这下子到乡下来看菜园子还是非常认真，他在交给干校领导的总结中写道：
“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象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
悲剧有时也很美，关键是剧中人对人生世态的看法与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