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没有等到胡适的回信，却得到了丁玲被捕的消息。果然是那位爱她的冯达出卖了她，沈从文之前的忧虑成了现实。
就在沈从文与张兆和在苏州订婚时，丁玲与冯达搬到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这里作为一个地下党的联络点，使丁玲开始了一种新的很有意义又充满风险的生活。
遗憾的是，这样的生活还刚刚开始，冯达就被国民党政府抓去了。受审中，开始他还竭力分辩，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跟共产党没什么关系。当敌人提出要到他家去看看，以证明他不是共产党时，他尽力地拖延了一下时间，就抱着侥幸的心理供出了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这个地下党的联络地点。
丁玲很快被逮捕，并与冯达关在一起。看着冯达诅咒骂自己，承认犯了罪连累了别人，是个不可饶恕的人，但死不承认自首，反复申言自己没有自首的念头。丁玲默然无语，她想到了沈从文那句忧虑的话。对于冯达，丁玲曾在《魍魉世界》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谁知就在这寂寞孤凄的时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
如果当时的丁玲真能享有平静工作的生活，或许她的选择是对的，但在那样的1933年，蒋介石正竭尽全力要剿灭共产党的年月，她这个共产党员，又怎么可能有“平静”二字！
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捕，逮捕她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当时的丁玲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声望，加上鲁迅、宋庆龄等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大力营救，国民党当局一时不便对她下手，就将她转移到南京，秘密地软禁起来。
自己并不想投入革命中的沈从文，闻讯老朋友被捕，立刻放下眼前的所有事务，于5月23日匆匆赶到上海，在蔡元培、杨铨等三十八位文化界知名人士为营救丁玲和潘梓年而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电报上具名，要求释放丁潘二人。
丁玲的被捕使沈从文既悲痛又愤怒。在不安中等待消息，5月25日，他挥笔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寄给胡适在北平主编的《独立评论》杂志。
文章历数国民党绑架暗杀胡也频和丁玲以及用石灰袋子套头处决二百多名异己的残暴罪行，大声斥责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采用非常手段去扑灭他，残酷到何种程度”，这只会“自促灭亡，毫无其他结果”。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表达了一个有正义感作家对国民党的暴行的抗议。
胡适编发这篇文章时，应沈从文为丁玲被捕一事多方去说说的请求，特致电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
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关地方法院，万目睽睽，绝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
胡适将吴铁城的这些强辩的原文与沈从文《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同时刊出，沈从文见了之后，当天又赶写出《丁玲女士失踪》一文：
然事实上则人已被捕，且由非法律手续捕去。十几天前，她曾从另一人传出口信：“我已被人诱捕，不自由。”
除去向公众澄清事实，以正视听，沈从文还在文章中警告当局：
政府应当明白，尽把一些稍有生气的青年作家捉去秘密解决，是不成的。
在暴政时期，一个文人的愤怒，也只能是愤怒，悲愤的沈从文救不了丁玲，只能靠一支笔来写些与她有关的文章。
六月，沈从文以丁玲死难的传闻为背景，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小说中的人物孟柯，与丁玲的处女作《梦珂》谐音，即指丁玲。为了对丁玲不能忘却的纪念，沈从文又开始撰写长篇传记作品《记丁玲女士》。
在《记丁玲女士·跋》里，沈从文把胡也频的失踪与丁玲的失踪联系起来：
我们皆不应当忘记，这两个作家，是在中华民国党治独裁的政体下，因个人政治思想与政府稍稍有些相左处，两年内先后突然宣告失踪的。
他热情地呼吁读者：
你们若知道沉默是你们的耻辱，你们就应当用各种抗议方法，来否定这个现象。
这篇文章，发表在9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措词尖锐，抨击猛烈，为当时报刊罕见。
在沈从文为丁玲着急愤怒的同时，被秘密绑架的丁玲也正想方设法与他联系。从上海转移到南京之后，丁玲给沈从文写过一封信：
一旦我遭遇不测，希望你能代为照看我和也频的孩子以及她的母亲。
信中这样的话语，充满了丁玲对沈从文的信任，只可惜这封信被特务扣留，沈从文并不知道。多方呼吁，八方打听之后，沈从文还误以为丁玲被害。
一面是凡用笔对政府表示不平的年轻人皆有凭空失踪的可能，一面是另一方面同样手段的报复，中国还成个中国不？
对国民党抓捕，甚至杀戮作家的恶行，沈从文愤慨地质问：
政府既尽作糊涂事于前，就不能禁止年轻人作糊涂事于后，恐怕作家尽全力提倡被治者与被虐待者用暗杀来对于政府行为作报复时，政治上将更多一重纠纷，中国也更多一种坏习气。有了这种纠纷，已发生这种坏习气，以后要和平处置，也就不大容易处置了。
从人性的角度看问题的沈从文，一方面认为有才华的作家不应该去搞革命，对左翼革命文艺不满意，另一方面更反感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认为“两方面实在皆做得极其愚蠢”。他实际上只是作为朋友来替丁玲和胡也频讨公道，情真意切，就事论事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也就没有过高地去称赞胡也频和丁玲的革命行动。
令沈从文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自认为问心无愧够哥儿们义气的一番努力，会在五十年后让丁玲觉得不快，成为他们友谊破灭而不可修复的原因。
1933年暑假到来时，沈从文果断地辞去青岛大学讲师的教职，应杨振声之邀，再回北平，与杨振声、朱自清、吴晗等一道，参加编辑了《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为使这套教材更好地落实他们对儿童教育及其改革的思想和观点，大家还亲自到师大附小去做实验。
一群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已经非常有建树的文化人，在那样动乱的年代里，毅然地放弃许多可以名利双收的好事情，聚集在一起，来编写小学生的教材，所追所求的，不过是为了把中国的文化薪火延续下去！
沈从文一边忙碌着这么一件神圣的工作，一边忙里抽闲地准备婚事。8月12日，程朱溪代他付了北平西城府右街达子营28号新居的七元定金，作为筹备与张兆和结婚的新居。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哪个朝代，中国的财富很少有公平分配过的时候，更多的钱财大都是聚集在那些善于经营巧取豪夺者的手上。
沈从文称得上一个文坛天才，又一直是那么地勤苦工作，从一九二五年以来每年都有五十篇左右的长短文章面世，只可惜他选错了行当，一个名作家的手上是很难有多少积蓄的。
世上有许多非常棒的女人，她们结婚根本就不在乎什么金钱，张兆和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看到沈从文因结婚的花费皱紧了眉头，就一声不吭地去把自己一枚戒指当掉。
张兆和的家是不缺钱的，父亲又是那样的开明大方，曾不止一次地想要支援他们一些，可是沈从文却说：“我们那儿有个习惯，儿女大了时，就不兴再花父母的钱，只能送了钱去孝敬父母。”
于是，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父亲，表示结婚不要家里给钱。张武龄见信后，十分高兴地向家里所有人夸奖这个未婚女婿：“做人就该这样！”
只是他没有想到，就在他夸奖女婿的时候，他心爱的三女儿竟会去当一枚戒指。
看见张兆和带来一叠钱，沈从文吃惊了，待明白这钱的来源时，动情地说：“真难为你了，我没送戒指给你，还让你去当。好在《女人》差不多连载完了，到时有一笔稿费，我们就去把戒指赎回来。”
张兆和听了一笑，安慰说：“别在意，一枚戒指，身外之物。”
8月25日，小说《女人》开始在《申报·自由谈》连载，分十七次到九月十日刊完。事后不久一次洗衣服时，张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拿了稿费却是忘了去取回那枚戒指。对于这种事，张兆和最多只是笑笑，而九妹一旦知道，必然会唠叨沈从文几句：“五哥，你怎么能这样啊！”
最后，沈从文哄不了九妹，待张兆和出面，九妹才扔下一句话：“五哥，这回就原谅你啦，可不许有下次。”
沈从文态度非常认真地答应下来，但如果遇上什么“状况”，这样的事还是照常发生。
当时，婚前的沈从文还寄居在杨振声家，他知道这件事之后，不仅马上给沈从文预付了五十元薪水，还以兄长的口吻责备道：“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
1933年9月9日，是沈从文由成年男子晋升到丈夫的日子，这一年，他三十一岁，与张兆和的婚礼在北平的中央公园水榭举行。
这天，沈从文穿一件张兆和给他刚买不久的蓝毛葛夹袍，张兆和穿一件大姐在上海给她赶制的浅豆色绸旗袍。客人不是很多，大约有六十人，张家的大姐张元和、大弟张宗和、四妹张充和以及三叔张禹龄一家都来了，沈家到的有表弟黄村生、姐夫田学曾、九妹沈岳萌及玉姐夫妇，余下的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的朋友。
婚礼似乎太过简单，没有仪式，甚至也没有主婚人，但却有诸多真心纵情的欢笑和情真意切的祝福。新房就一个小小的院落，正房三间外带一个小厢房。院里因有一棵枣树，还有一棵槐树，后来被沈从文称它为“一枣一槐庐”。
就在婚前刚把几件必需物件搬入“一枣一槐庐”的当天晚上，张充和发现一个小偷正在院子里解网篮，大声惊呼：“沈五哥，起来，有贼！”
沈从文听到惊呼，顺手抄起一件“武器”高高举着大叫：“强盗，哪里走！”在俩人的呼叫声里，小偷被震慑住了，吓得丢下网篮，爬树上房一溜烟逃去。
俩人虚惊一场之后，相互举手庆贺，张兆和突然发现，沈从文刚才顺手抄起的“武器”，竟然是一把牙刷，忍不住一直笑得痛了肚皮。
用作新房的正屋，原本四壁空空，很快因沈从文夫妻的入住填满了各种的书籍和沈从文近几年收集的陶瓷漆器。只有那婚床上，因罩了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罩单，才显出些喜庆气氛。
因沈从文的那封信，加上张兆和的父亲本身就十分欣赏儿女们有独立精神，因此也就不客气了，娘家唯一留给张兆和的一份嫁妆，是一本王羲之的《宋拓集王圣教序》，这是当初张兆和读书成绩好，父亲欢喜时送给她作为奖励的。
两情相悦的婚姻，实在能比过那千千万万的财富嫁妆，婚后幸福的生活使得沈从文精神大振，才气更加逼人，一气呵成写出诸多传世的经典之作。
据张兆和的回忆，他们的这次婚事，前后用去一千二百元。
巴金因事未到场，但给他们发了“幸福无量”祝福贺电。沈从文看了很高兴，给他回信时，照例邀请他来新家做客。
巴金对于意气相投的沈从文，为了彼此能相聚一聊，还真是有请必到，办完手中的事，也不管沈从文的蜜月期还刚刚开始，就在九月还没过完时，拎着个藤包，悠悠然地敲开了府右街达子营沈从文新家的大门。
新家不大，但非常安静，经张兆和的手一收拾，又变得非常整洁。这时候的巴金和沈从文，心里都涌动着一些想要表达的人生事相，这些个东西搅得他们灵动魂急，甚至不愿浪费一点时间去闲聊，就自顾自地攒足了力气，想把它们赶紧用文字展现出来。
沈从文的达子营28号新居，除了住进巴金这位不速之客，还留住了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她与家人一道从苏州来北京参加三姐与沈从文的婚礼，因为要考北大就留在姐夫家作考试的准备。这位幼时便得到吴昌硕的高足考古学家朱谟钦为塾师悉心栽培的才女，不仅天资聪颖悟性甚高，而且颇有独立精神。
她后来考北大时，因不想让别人从真名联想到姐姐兆和而与当时已经是著名作家的姐夫沈从文扯上任何关系；又担心万一考试失败，让家人和自己蒙羞，便特地请她弟弟宗和出面，利用与在宁夏当校长的朋友关系，为她开了一张以“张旋”为名的假高中文凭。这次四妹张充和在沈从文家住了将近一年，直到第二年考入北大后才住进学校公寓。
新居房少人多，除了沈从文夫妻、九妹，再加上张充和、巴金，自然是住得非常满了，沈从文便又像以往那样，把自己的书房让给巴金，自己每天在院子里的树荫下，先写《记丁玲女士》，而后又创作《边城》；巴金则在沈从文的书房里，埋头创作他《爱情三部曲》中的《雷》。
有客人来的时候，他俩就都会同时放下手中的笔，一起去会见客人。每到这个时候，张兆和总会热情地与客人搭讪，九妹也会端上香茗，然后在旁边静静地听，间或插一两句话。
从单个的人生来说，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基本上是个恒定的规律。一个人如果专心致志于某项工作，到了十年左右的期限，要想不有所突破似乎都很难。这时的沈从文，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已经走了近十年，在写作上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时期，能够创造性地运用不同文体，来表达自己心中的那份感情。在《忆丁玲》中，他非常朴实地将自己的情感融进与朋友的交往过程中，那难以掩饰的真诚而热烈的情感，使人动心，也使人惊奇。
这部全文约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女士》文章，从与丁玲初次相识开始，一直写到丁玲失踪。在开始写作全书之前，沈从文写了一篇《记丁玲女士·跋》。跋的字里行间，跳跃着一个湘西军人的强悍，透出一种扑面而来的湘西人的侠义之气：
一个前进作家他活下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较遥远的理想，为了接近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在一般人记忆中，初初留下一个鲜明活跃的影子，一堆日子也慢慢地把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尽了。可是，他们却相信，他们强悍的生，悲惨的死，是永远不会为你们年轻人忘掉的！
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后来被不少人多年来斥之为生性懦弱，带市侩气，胆小书生的沈从文，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嘲讽。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未必就要拍案而起，怒发冲冠。关键在于他应坚持时能坚持，该说话时就说话，当时除了赞美，沈从文还坦坦荡荡，完全如同一个战士那样慷慨激昂地呐喊：
……这样年纪轻勇于写作者，并不是没有人。然而这种人，幸而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饿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杀死，教授与战士，则唯各自以偏持的诚实，致慨于中国文学之无望……书店中人使她活下来，社会的统治者当想方设法毁去了这种难得的作家时，包括教授与战士在内，一切人皆仍然沉默着，如对于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种蠢事一样，不发一言。中国将来若果真有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照我想来，则这作品是应当不要忘却写到这一件事情的。
这么大胆地为一位被国民党当局迫害的共产党作家歌颂呐喊的，出自一个被左翼文艺严厉批评的文人。他能够不带任何偏见，来塑造自己认为美好形象，这就是沈从文！更难能可贵的，就是此刻，在他的心里，仍然以为丁玲与胡也频这样的革命青年，勇气和理想可嘉，对现实的冷静考察缺乏；激烈有余，对事业未必有益。
何等的宽阔包容与坦诚和坚持！如果搞政治的能如此，他一定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如果搞文学的能如此，他也才会与崇高与伟大结缘。
作为一个有正义感有思想的天才作家，沈从文不站在任何政治立场，而只是站在人性的高度，以自己对传统道德的理解，来展示自己所钟爱的印象中的人物。
很明显，在当年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国民党正在调集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围剿”，欲将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一举全歼的生死搏斗时刻，从共产党革命政治的需要角度来说，沈从文的一些说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沈从文又是站得住脚的。
一个文人，他不可能像一个革命者那样直面强权政治，只要他能站在正义和善良的人性立场发声，就是崇高，就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表现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触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发光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才华，他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巴金后来回忆说。
《良友图画杂志》对《记丁玲女士》作出这样的评价：
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作者沈从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书从丁玲的故乡和她的父母写起，作者特有的那支生花妙笔把一个冲破了旧家庭束缚到大都市里来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现在读者的眼前，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部最完美的传记文学。
不久，沈从文的大姐前来北京看望他的二弟和弟媳这一对新婚夫妇，巴金才挟着已经完稿的《雷》，非常坚持地拒绝了沈从文的挽留，搬出了他的书房。
五十年后，巴金对这段往事回忆说：
在青岛他把他那间屋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他比我讲得多些，他听说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便告诉我他第一次在大学讲课，课堂里坐满了学生，他走上讲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望着他，他红着脸，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
其实，当时巴金在沈从文家也有每天都感到拘束的事情：就是大家围在客厅里就餐，沈从文总是要按照湘西人的礼节，非让巴金坐上座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