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改革，都是从“吏治”改革入手的。“吏治清、天下兴”，这一招是最管用的，也是最难的。也许是汲取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王安石变法绕开了“吏治”改革这一难关，而是以经济改革为主，兼之以军事和教育改革。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王安石的这首《读史》之作，尽管只有八句，但却写尽了几千年来改革者的心志、情怀、痛苦、无奈……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作为北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际的一根柱石，作为继范仲淹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光风霁月般的政治品格，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文，更留下了许多经济改革的有益经验和探索实践的深刻足迹。
一
古人云：“不得百利不变法度。”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代统治者对改革、对变法的慎重态度。这里的“百利”，既是他们对改革目标的一种“奢求”，也是他们启动改革的一个“条件”。为什么要对改革开列出一个如此苛刻的条件呢？其中的原因就是，改革越深彻，造成的风险越大，稍有不慎，或操作不当，就会被改革激起的巨大浪潮吞噬。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刚刚夭折不久，北宋王朝又匆匆忙忙地把王安石推上改革的祭坛呢？
1.两代皇帝的强烈愿望
前面已经讲到，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宋仁宗的改革意志薄弱，态度暧昧，不能自始至终地支持改革。用王船山①的话讲，这位平庸天子是“从善如流，从恶亦如流”。
宋仁宗死后，宋英宗继位，面对日益糜烂的局面，他发出了“积弊甚众，何以裁救”的改革信号。遗憾的是，由于以曹皇后为首的守旧派的牵制，这位皇帝始终处在钩心斗角、困心衡虑之中，不到四年便一病“呜呼”了，其改革的宏图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启动。
英宗死后，他的儿子赵顼继位，号为宋神宗。神宗算是个“有志青年”，“尤欲更新”，一心想改变大宋朝积弱积贫的局面。但君无良相不行，必须找一个有才识、有胸怀、敢担当的人来做宰相，辅佐自己，自己的改革愿景才能变成现实。找谁呢？神宗先是寄希望于富弼、韩琦、欧阳修等元老重臣，希望他们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无奈“流水”已逝，“刻舟”难以求剑，富、韩、欧等人已经从当年的改革派沦为因循派了。
这种情况下，神宗把目光投向了有志于改革的新派士大夫，最后选择了“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公元1068年，王安石奉诏进京，先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后升为参知政事。这一年，王安石47岁。
2.士大夫急迫要求
大宋朝的病势，并没有因为庆历新政的终止而缓和，相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财政危机更加严重，民生更加凋敝，边防守备更加空虚，其势已危如累卵。当此之时，不仅皇帝看到了时局的艰危，士大夫也充分意识到了改革势在必行，“争言便宜，以变更旧制”。
继王安石上了《言事书》要求改革后，司马光、苏辙、苏轼等人也多次上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意见和主张。尽管他们的改革思路和办法并不一致，但他们要求改革的意愿却是一致的。这种情形，实际上为王安石变法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铺垫，这是难能可贵的！
3.零星的改革“火花”
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没有无本之木，同样，也没有天上掉下来的现成的改革办法和措施。在王安石正式登上改革舞台之前，迫于现实的需要，许多有良知、有责任心、有能力的地方官员针对本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做了大量的实践探索，从而为王安石变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比如，陕西转运使李参，针对大量农民因为在青黄不接时不得不借高利贷而背上沉重包袱，最终导致破产的现象，创造了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组织，专为农民提供生产发展资金服务，利息远远低于高利贷。其具体做法为，“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之官，号‘青苗钱’”。这一改革举措，一方面满足了农民在关键时期对农业生产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减少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威胁。王安石后来实行的“青苗法”，就是源于此。
又比如，两浙路转运使李复圭、越州通判张诜，针对当时社会各种差役繁多，尤其是衙前役任务繁重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现象，创造了“出钱雇役”的办法，不仅把农民从繁重的差役中解脱出来，还使农民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从事生产、发展经济。王安石后来实行的“免役法”，就是从上述的创造性实践中脱胎而来的。
再比如，范仲淹在防御西夏时，针对北宋“兵不识将、将不专兵”、专吃败仗的积弊，对边防军的管理体制和应战机制进行了变革，把对军队平时的训练与战时的指挥有机结合起来，实行轮番应战制度，形成了“约束既定、总领不贰、劳逸又均、人乐为用”的局面。王安石后来出台的“将兵法”，就是由此拓展开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的变法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这一点，与王莽改制有着天壤之别。
4.士大夫“自觉精神”的萌发
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主要内容包括：
（1）这种自觉精神是在什么情况下生发的？老先生的解释是，“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2）这种自觉精神的本质是什么？突出的表现是什么？老先生的解释是，“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他（范仲淹）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3）这种自觉精神的时代作用是什么？老先生的解释是：“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二
改革家和医生是相似的。只不过医生治的是“人”的病，而改革家治的是“国”的病。一个高明的改革家，实际上就等同于一个医“国”圣手，面对国之病症，总能开出有效的药方。
就当时的大宋朝而言，其主要的病症就是“缺钱”。而一个缺钱的政权，就像一个缺钙的人，无法站起来，更打不赢敌国。因此，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怎么解决呢？常规的思路是，“官出于民，民出于土”，向老百姓增加赋税。这种办法的实质是饮鸩止渴，即朝廷越没钱，越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老百姓的负担越重，就变得越穷，越没有活路，最后不得不学陈胜、吴广。当时的宋王朝，显然已经陷入了这个恶性循环，连续几十年靠压榨百姓来解决财政困难问题，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国贫民苦”的危局。这个时候，王安石提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改革方针，无异于雨后的彩虹，令天下人为之惊叹。原来解决财政困难还有这样一种思路和方法！
作为一个医“国”圣手，王安石变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后人思考、玩味……
1.避难就易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改革，都是从“吏治”改革入手的。其基本的思路就是，治国就是治吏，“吏治清、天下兴”，把官员管好管住了，事情就好办多了。应当说，这一招是最管用、最简单的，也是见效最快的。战国初期齐威王的改革以及韩国宰相申不害的改革，都属于以“吏治”改革为主，其时二人凭借雷霆万钧的手段，确实很快收到了明显成效。
但反过来说，这种改革也是最难的，遭遇的阻力也是最大的。一旦缺乏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强有力的霹雳手段，就会很快被反对的浪潮所吞噬。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夭折，便是由此主要原因造成的。也许是汲取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王安石变法绕开了“吏治”改革这一难关，而是以经济改革为主，兼之以军事和教育改革。
2.急缓得宜
王安石的经济改革举措共有七项，按颁布的时间顺序排列为：《均输法》（公元1069年7月）、《青苗法》（公元1069年9月）、《农田水利法》（公元1069年11月）、《免役法》（公元1070年12月）、《方田均税法》（公元1071年8月）、《市易法》（公元1072年3月）、《免行法》（公元107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