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武则天的宰相班子里,除了狄仁杰外,还有娄师德、武三思、武攸宁、苏味道等人。娄师德这时候已经去甘肃当军区首长了,实际上不在洛阳。剩下的人中,苏味道在总结为官经验时,手摸床棱,对弟子们说:“遇事不要决断明白,就像这样,摸棱以持两端即可。”不给出明确答案,可进可退。因为这,中国词语宝库中又多了个成语——模棱两可。
苏味道也“光荣”地被人称为“苏模棱”,虽然苏味道的官场哲学也是处世圣经,但这不是狄仁杰愿意看到的。狄仁杰也可以模棱两可,但他不会像苏味道这样胆小怕事,他是个好斗的人,而且是很讲究斗争艺术的人。
武三思和武攸宁就不用说了,完全是俩糨糊脑袋,如果不是因为跟武则天是亲戚,他俩绝不可能进入公务员行列。而且两人不具备一丝羞耻心,只知倚仗武则天这棵大树,专横跋扈,弄权害人,时人的评价是:“武三思这人帅倒是蛮帅,但心机很重,而且残忍,喜欢搞朋党,盯的是武则天屁股下的椅子。”
看看,宰相班子里就是一些这样嘴脸的人,狄仁杰想要扶李显上位,就不得不另觅人选,而姚崇,是很合适的一位。姚崇的能力,武则天是亲眼见过的,对于狄仁杰的提议,她没有异议。很快,姚崇上位。
司马光在自己的名著《资治通鉴》中,把姚崇说成是狄仁杰的门生。从年龄上看,狄仁杰大了姚崇20岁,又是他入相的引荐人,按照封建社会的传统,狄仁杰就应该是姚崇的座师,但是很奇怪的是,二人有没有师生关系,任何典籍都没有明说。
这就是狄仁杰的精明之处,从来不会把关系挑明,也不会给人留下他与姚崇交往过密的把柄。狄仁杰公开说过,他推荐人才,是为国举贤,跟私人感情扯不上关系。在官场中沉浮这么多年,狄仁杰已经很会玩障眼法,关系一定要放在暗处,绝不能给人落下你在结朋党的口实。
对于朋党的问题,唐朝中后期的唐宪宗和总理李绛有过一番精彩的对话,唐宪宗问:“听说大臣之间结党的情况很严重啊,这是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自古以来,君上最反感的就是大臣之间结成朋党,因此,小人要陷害君子的话,一定会诬蔑对方是朋党。为什么呢?因为 朋党这种情况,听上去让人觉得十分可恶,但认真考察又找不到什么实据,所以他们也就乐得信口开河。东汉末年,只要是名声还过得去的,宦官们都诬陷他们是‘党人’,全部抓起来关进监狱里面,结果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因此所谓朋党,实际上是小人诬陷正派人而妄加的一种罪名。”
另一位著名的宰相裴度也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和君子,小人和小人,各有各的志趣,自然就会有各不相同的结合。在君子这一面,可以叫作同德,只有小人们才能被称为同党。表面看上去差不多,实际上往内里深究,差别大了去了。”
后来,欧阳修从这些著名的言论中吸收了营养,写成了名扬天下的《朋党论》。
武则天一朝,小人不少,武氏子弟和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都两眼大睁,盯着狄仁杰。虽然他本身行得正,站得直,但也绝不能跟自己人把关系挑得太明,朋党这罪名不是闹着玩的,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所以,最恰当的做法是:把关系放在暗处。不给小人把柄,自己也就清闲了。
西汉著名酷吏张汤之子张安世也是如此,张安世当时的职位是国策顾问(光禄大夫),举贤荐能可以说是张安世的职责,但是张安世却从来不让他举荐的人知道自己升官是他帮忙搞定的。
有个立了大功却没有升官的郎官,在张安世面前请功,张安世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足下立了大功,明主自然知道,何必自夸呢?”不久这个郎官就得到了升迁,却始终不知道是由张安世推荐的。当有些被推荐者知道内情后,去张安世府上致谢,张安世总是闭门不出,而且从此拒绝与这个人再来往,以免给人造成结党营私之嫌。狄仁杰走的,就是张安世的路子。
推荐姚崇是狄仁杰的开始,但仅有一个姚崇还不够,李唐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在寻找接班人的道路上,狄仁杰还不会收手。
烧冷灶
在中国北方,居民常用泥土垒一个外方内凹的平台,凹陷处放一口锅,这就是北方人煮饭用的灶台。冷灶呢,就是长时间不烧的大锅,这种锅要烧起来很费时间,而且越冷会越难烧。
烧冷灶除了原本的意思之外,还有两个引申义。
一是赌博术语,比喻把赌注押在冷门上。《官场现形记》载:“还有些不相信宝路的,亦有专押老宝的,亦有烧惯冷灶的,亦有专赶热门的:于是么、三、四门亦押了不少。”说的就是这个。
烧冷灶的第二个意思则是官场术语,指挖掘那些还没有得势,或者已经失势,但仍有反弹机会的官员。《孽海花》载:“况且朝廷不日要考御史,听说潘、龚两尚书都要劝纯客去考。纯客一到台谏,必然是个铁中铮铮,我们要想在这个所在做点事业,台谏的声气总要联络通灵方好,岂可不烧烧冷灶呢?”
在古代的官场中,烧冷灶可谓是剑走偏锋之举,也是一种风险投资。烧冷灶的优势是,只要你眼光毒,认准了这个人能干大事,那你日后就要么跟着得势,要么让其完成你的意志,是赢面之局。
狄仁杰找到张柬之,就是一个烧冷灶之举。武则天见狄仁杰年老体衰,病魔常袭,生怕这位国老离他而去,于是让其推荐合适的宰相人选。在茫茫人海中,狄仁杰将张柬之挑了出来。
张柬之也是个比较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年轻时进入国立大学,成为太学生,广泛涉猎经史书籍,尤其喜欢《三礼》之学。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子祭酒)令狐德棻曾经非常看重他。
按理说,得到令狐德棻的赏识,张柬之的仕途之路当会相当顺利。谁知道,接下来张柬之却捅了一个娄子。当时武则天还没爬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还在宫内跟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萧淑妃失败后,其子许王李素节被贬到申州(今河南信阳南)任市长(刺史)。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又下旨命李素节不得入朝。李素节写了篇《忠孝论》为自己辩解,作为许王府幕僚的张柬之将这篇文章送给了唐高宗。
这篇文章让武则天瞅见了,大不高兴,诬称李素节贪赃枉法,再加贬黜,安置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张柬之捅了娄子,不得已回到了襄阳老家,在这儿一待,就待到了63岁。
垂拱三年(687年),张柬之参加国家人事考评,终于得了个县令的位置。县长这种芝麻大点的官,显然不能让张柬之完全施展才华。两年的工夫,他已经等不及任满迁官了。幸好,武则天大开制举,给他打开了方便之门。
制举对考试的人没有特殊要求,无论白身,还是前资官,甚至现任官都可以参加,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唯一要求是要有品官的推荐保举。张柬之的父亲有位故友李行廉在中央任职,靠着李行廉的帮忙,张柬之顺利地参加了制举考试。
张柬之应贤良方正科,在千名考生中,成绩第一。武则天授其为纪律监察部门官员(监察御史),这时候张柬之已经70岁了。
张柬之满以为老天也该照顾他一下了吧。谁知,老天爷继续跟他开玩笑,在武则天处理与默啜的关系上,张柬之一不小心得罪了女皇,又从中央被踢到了地方,成为荆州(今湖北荆州)长史。直到张柬之75岁的时候,老天爷才似乎想起了这个被自己一直玩弄的老头。
武则天想任命新宰相,找狄仁杰来商量,问他:“朕要找一个好汉任使,国老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狄仁杰:“干吗的?”
武则天:“用为将相。”
狄仁杰:“臣知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但有宰相之资,且此人久不得陛下恩遇,如果擢用他,他必定会尽心竭力报效国家。”
人选出乎武则天的意料,不是名人,也不是京官,而是年老的地方官张柬之。狄仁杰适时地烧了一把冷灶。
对于这个冷门人选,武则天一开始并没把他放在宰相位置上,为了给狄仁杰面子,给了张柬之一个洛州(今洛阳)司马的头衔。
过了些日子,武则天又找狄仁杰推荐宰相人才,狄仁杰再次出乎武则天意料地说:“臣上次推荐的张柬之,陛下好像还没用吧,怎么又要臣荐才呢?”
武则天有点尴尬,勉强说道:“朕已经升他的官了。”
狄仁杰坚持说:“臣所推荐的是宰相才,不是去地方上发挥余热的,怎么能说已经任用了呢?”
武则天拗不过狄仁杰,于是将张柬之升为司法部副部长(秋官侍郎)。张柬之到了实现自己使命的位置(虽然时机还不成熟),这个使命,是狄仁杰推荐张柬之的重要原因。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曾说:“故狄公与张柬之,皆有古大臣之贞焉,故志相输,信相孚也。”也就是说狄仁杰与张柬之有共同的志向,能够互相信任。
张柬之在从荆州长史调任洛州司马期间,杨元琰曾代他担任长史之职,二人在进行工作交接时,曾一同泛舟于大江之上。二人划到江中没人的地方时,谈起了武则天革命,以及武则天以周代唐的事,杨元琰愤愤不平,张柬之也持有同感。从这里可以看出,张柬之对武则天不满已久,他是想匡复唐室的。
狄仁杰洞若观火,把张柬之看成是自己同类。早年张柬之担任中央秘书(中书舍人),负责诏书的起草工作和审议表章,而狄仁杰任职宰相,从职责上来讲,两人应该经常接触,大概就是在这时,狄仁杰从张柬之身上嗅到了匡复唐室的味道。
其时,“二张”深受武则天宠爱,出入宫禁,权倾一时。诸武及其党人纷纷结交“二张”,共求富贵。谁都知道他们勾结在一起能干出什么“好事”。狄仁杰此时年迈不堪繁务,他只有荐引贤才,把那些倾心李氏的人纷纷拉入朝堂,凝聚成一股力量,以便在武则天死后,能反制住诸武及“二张”,保证太子顺利即位,不要再生波澜。
冷灶就是这样烧上的。
烧冷灶的关键点是找对人,或许有人会说,只要是那些没有得势的或失势的就全是冷灶。但是,谁又敢保证,那些没有得势的不是半瓶子醋,那些失势的不会一蹶不振呢?
因此烧冷灶考验的是眼光。
狄仁杰的冷灶烧得好不好,目前还看不出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柬之会坚定不移地按照狄仁杰的既定路线走下去。不仅是张柬之,还包括其他一些人。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貌合心不合,同僚不同心,这是历代官场上人际关系的最大弊端。同为一朝之臣,聚首在朝堂,就会有敌意,一个个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啃了我,这期间也许有些作风不同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权力之争。
荀子把大臣分为忍臣(佞臣)、篡臣、功臣、圣臣四种。西汉的刘向更是把大臣分为六正、六邪十二个品种。其实按照一般人的意见,主要还是分为忠正、奸邪以及依违于二者之间的不忠不奸、亦忠亦奸的中间派这三大类。彼此志趣不同的话,是很难合作的。而狄仁杰推荐的人的共同点就是,有相同的志趣,他构建起来的这个组织是同心的,而且绝无异类。
狄仁杰推荐的人,还有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等人,这些人日后的表现说明,他们都是名臣,狄仁杰没有看走眼。
桓彦范的身份也是官二代,年轻时依靠关系成了禁军将领(右翊卫),从此走上仕途。据载,桓彦范小时虽然斯文,但却喜欢结交侠客,豪爽而不拘小节。为此,狄仁杰相当赏识桓彦范。圣历元年(698年),桓彦范还在司卫寺担任秘书(主簿)时,狄仁杰对他特别照顾,而且提拔他做了纪律监察部门官员(监察御史)。
狄仁杰没有看错桓彦范,此人虽心机不深,但是敢斗。而且,桓彦范也是个拥李派。桓彦范曾经上表将光宅元年(684年)以来的罪人,除徐敬业、李贞、李冲等罪大恶极的之外,全部昭雪。武则天最终答应了这个请求,尽管武则天是被动的,但也说明了武则天有把政权和平过渡给李家子弟的意思,桓彦范在这儿功不可没。
敬晖前面已经交代过,在卫州干得很出色,得到了狄仁杰的赏识,将其推荐到朝中,成了国防部副部长(夏官侍郎)。敬晖敢作敢为,带兵有方,是个人才,一旦朝中有变故,手握军权的他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关于袁恕己,史书记载很少,他和狄仁杰是怎么认识的,找不到史实根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袁恕己此人必然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狄仁杰的赏识,不然狄仁杰也不可能把袁恕己拉进自己的“组织”。
狄仁杰推荐的除了以上几人外,还有前面提到的狄光嗣、姚崇等人,之后都成了那场惊天动地大政变的主要人物。在权力运行的任何一个阶段,组织力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旦成为孤家寡人或者独夫民贼,权力的丧失也就为期不远了。狄仁杰能将这些同心同德的人扭在一起,确实能力非凡。
楚汉相争时,刘邦逼得西楚霸王项羽在乌江自刎后,自己成为中原之主。建立汉朝以后,刘邦在洛阳请客吃饭,席上,刘邦问道:“今日设宴,各位列侯将领不用隐瞒我什么,都说说自己的真实看法吧。我夺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项羽失去天下的原因又是什么?”
高起、王陵短暂思考后回答说:“陛下性情随便,而且爱羞辱人,但是陛下使人攻占城池夺取土地,打下的城池土地就会封给有功的人,和天下人共同享受利益;项羽虽然仁慈而且爱护人,但嫉妒有才能的人,有功劳的就杀害他们,有才干的就怀疑他们,打了胜仗却不给人记功,夺得土地却不给人好处,这就是他失天下的原因。”
刘邦摇摇头,说:“你们两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论运用计谋策略,我不如张良;论镇守国家,安抚百姓,我不如萧何;论组织指挥百万大军,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的豪杰。我虽不才,但是我善于使用他们,而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就是我得到天下的原因。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给予他足够的信任和重用,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应该说,刘邦道出了他夺权成功的真谛。他是一个善于组织一切力量为己所用的人。正是张良、萧何、韩信这“三驾马车”,把刘邦扶上了皇帝的宝座。用现代军事组织的话来说,张良是总参谋长,萧何是总后勤部长,韩信是总司令,这是任何大规模夺权斗争中必不可少的三种力量。
狄仁杰凝聚起来的这股力量,比之刘邦毫不逊色,若干日子后,他们也将掀起一股滔天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