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也深深知道伪装对于他的生存而言具有多大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就在自觉不自觉地培养着自己的作伪能力，而且为此不惜付出巨大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代价。小人在伪装的时候有各种高明的手段，这些手段都是小人依据具体情况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因而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小人作伪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脑力，需要照顾到许多方面和许多细节，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高明的手段加上全身心的投入，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小人往往是一副正义凛然、善良亲切的模样，实在是教人真伪难辨。
但是，伪装得再巧妙，小人终归是小人，他的真面目并不是绝对识别不出的，而是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只要我们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善于观察，仍然不难识别小人的伪装。
古代的两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就曾为我们做出过表率。管仲辅佐齐桓公时，齐桓公曾向他介绍身边最为忠诚的三个臣子：一个为了侍候帝王自阉为太监，一个尾随君主十五年不曾回家探亲，而第三个更为厉害，为了给皇上滋补身体竟把自己的儿子杀了做羹。管仲听说，就劝齐桓公把这三个小人赶出朝廷，理由是他们虽貌似忠诚，却违背了正常人的感情，可见居心不良。另一位名相王安石在变法期间屡受非议，有一个叫李师中的小人乘机写了篇长长的《巷议》，说街头巷尾都在说新法好，宰相好，为王安石变法提供雪中送炭般的舆论支持。但王安石一眼就看出了《巷议》中的伪诈成分，于是开始提防这个姓李的小人。应当说，管、王二人确实为我们后世识破小人伎俩做出了榜样。他们二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自然与他们渊博的学识、正直的人格是分不开的，但更多还是来自于生活中、事业上被众多小人利用、坑害的经验总结。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要提高识别小人的能力，首先必须要求自己有正直之气，自己的心术不正或是存留着某些侥幸、阴暗的心理自然容易被小人迎合，而倘若自己正义凛然就很容易嗅出小人身上不和谐的味道。再有就是要及时有效地总结戳穿小人的经验和被小人欺骗的教训，逐步积累人生智慧，这样天长日久，终归会练就一双善于发现小人狐狸尾巴的慧眼。当然话是这样说，道理是这样讲，真正能够做到的人还是太少太少，实在是因为我们在以往和现在都太惧怕、太忍让小人了，而我们也实在不乐意在琢磨小人的事情上多花一分心思，这样下去只能让小人得志更猖狂，而我们的劣势更明显，待到了吃亏的时候，又能埋怨谁呢？
好风借力，送我上青云。
——《红楼梦》
3.毒如红蜘蛛，关系罗织成网
卡耐基说：“一个人的成功有百分之二十谋自于业务能力，而有百分之八十靠的是成功的人际交往。”他这样说虽然似乎过头了些，但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从某种角度讲其实都是人际关系相互作用、综合发展的必然结果。小人对此观点深信不疑，小人是完全入世的，可是他入世的方式和一般人又不太一样：一般人都渴望做些事情，在这世上成就一番事业，同时也对这个社会有了自己的贡献；小人则不然，他没有事业心，捉摸人、依附人、利用人以实现自己的那一点私利就是他的全部事业，而如何把这点有关于人的事情操练得愈加纯熟精湛就是他对于“事业”的理想。小人不是投入百分之八十而是几乎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人际交往上，人群繁衍之地就是他得以纵横挥洒、尽展才华的乐园。小人的这项“事业”虽然对于社会群体不会有任何的益处，但小人自身却可以因此而扶摇直上飞黄腾达。
（1）只要是对他有用的人，小人总是挖空心思交往攀附，竭尽所能投其所好，博取欢心。
三十年代的著名影星阮玲玉深受小人之害，饱受谣言之苦后最终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撒手人寰。教训不可谓不惨重，不可谓不深远，可是为什么历史上或时下的名人身边小人还是像苍蝇一样嗡嘤不散呢？为什么在那些有权有钱，有名有望者的周围小人密度最大，最少不了小人的踪迹？
这恐怕也有名人自身的原因。人最初求名的动因里潜在地也需要着、欢迎着别人的赞美、艳羡乃至于吹拍奉承，这些滋长在心灵深处的需求不是凭着精进专业和道德修养就能轻易拂去的，小人正是善于满足这些需求的，于是小人当然就粘附上来了，至于到底是不是利用了你、坑害了你就不是小人能够负责的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有个叫熊式辉的人物，曾经作了长达十年的江西省省长。在蒋介石时代，能够坐稳省长的交椅长达十年之久，绝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从熊退职后自编的《赣政十年》来看，他在位子上时倒是颇干了些大事，可这本书是他编印出来准备留芳百世的“自我赞美诗”，不可太信。不过，从第一夫人宋美龄亲赐给他的雅号“最称职的副官长”的因由里，倒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933年到1935年，蒋介石为了“围剿”江西革命根据地，亲自坐镇南昌，并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当时任江西省省长的熊式辉兼任行营主任。委员长亲临江西，对熊式辉而言可算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巴结机会。在此期间，他侍候蒋介石夫妇殷勤周到得活像蒋府的佣人，仿佛“剿匪”已经降为第二等事，每天能让蒋氏夫妇眉开眼笑才是头等要紧的大事。从设计委员长官邸用的折叠沙发，到购买什么牌号的抽水马桶，熊氏都煞费苦心，亲自料理。就是因为这个，宋美龄送他一个雅号叫“最称职的副官长”。第一夫人赐号，熊式辉当然高兴，为了进一步拉拢关系，他干脆让妻子顾竹筠认宋美龄之母为干妈，这样顾就成了宋氏的姐妹行，而他自己也就成了宋老夫人的干女婿，这关系已经很不一般了，蒋介石就算有天大的权力，也不能不顾宋老太太的面子拿自己的连襟兄弟开刀吧。
1937年初，蒋经国刚从苏联回来，暂时留在杭州。熊式辉知道蒋介石为了给儿子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颇有为难之处。于是他马上赶到杭州去，谒见蒋介石，要求将蒋经国派到江西去。委员长的长子留在了自己的辖区之内，这自然又是吹拍的好时机，于是蒋经国在江西不仅吃住顺心，而且官职也是一路飙升，不久就被任命为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后又被任命为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掌了赣南大权。这样，熊式辉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更加密切，官位越坐越稳，官运愈发亨通了。
抓住人人喜欢奉承这一人性基本的弱点，挖空心思交往攀附对自己有用的人。竭尽所能投其所好，博取欢心，这正是小人交际“天才”的最好表现。像熊式辉这样的人物，求官位安稳以保证自己和后代子孙安享荣华富贵是他的终极目的，至于说治理什么的，这些事情之所以要做而且要做好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但是，一旦主子来到近前，最重要的事情就不是做事而是阿谀奉承了，多让主子高兴比费劲巴巴地做事情有时更有效果。
4.编织关系网，舍得金钱和时间
俗话说“放长线钓大鱼”，为了达成某种亲近或信赖的关系，使自己最终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从而实现个人强烈的私欲，小人在人际关系上绝对是不吝投入。这种投入一方面表现在金钱等物质利益的暂时舍弃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时间、体力和脑力的倾注上。当然在更多的时候，这两者是需要双管齐下的。
民国初年的一天，安徽将军倪嗣冲带了两个部下在天津的一家茶馆里打茶围。正要走的时候，天上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几个人没有雨具，一时走不了；腻烦得无聊，就要打麻将消磨时间，不巧又是三缺一；正骂骂咧咧地嚷嚷着，突然门帘掀开，进来一个中年人，躬腰笑道：“倪将军，在下奉陪如何？”
倪嗣冲又喜又惊，只是不知来者是谁。女掌柜的这时赶紧上来介绍：“倪将军，这位是王郅隆王老板……”
原来这个王郅隆是天津本地人，本在一家粮店作店伙，因为舞弊，被掌柜发觉后辞退了。从此，他没了正业，就在粮行里凑合。有一年，他抓住机会，投机倒把，发了一笔横财；以后就花天酒地到处混，找机会结交有势力的军阀，以图将来出人头地。这天晚上，他正在这家茶馆里喝茶，忽听隔壁有人叫嚷“三缺一”，就问女掌柜的是谁。当他听说隔壁乃是安徽的倪嗣冲将军时，眼睛禁不住一亮，心想机会终于来了！这倪嗣冲是段祺瑞的心腹，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巴结到他自然有说不尽的好处。于是，他就壮着胆子，毛遂自荐走了过去。
倪将军见有人陪他打牌，自然很开心，于是命人收拾桌子摆好麻将，四人展开大战。一夜下来，倪嗣冲输给王郅隆四万元，他开了一张支票给王郅隆。
王郅隆见状连忙笑着摆手，说：“倪将军，您这是故意让我的，这钱我怎么能收！”
倪嗣冲听了这话，输钱的尴尬一下子消除了，心里十分舒服，但嘴上还是说：“这怎么行？赌场无父子，输了就得给钱！”
王郅隆的脸笑得像朵莲花：“您别故意为难兄弟啦！兄弟今天有福份陪将军打牌就是万幸了，哪还能收钱！”
话说到这个份上，倪嗣冲也就不再客气，把支票塞回口袋，就要与王郅隆交个朋友。这当然正合王郅隆的心意，便高高兴兴地答应了，而且当天晚上又陪倪将军打了一夜麻将。
对于王郅隆来说，在麻将桌上损失千把银元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够讨倪嗣冲的欢心，得到他的信任，他王郅隆就绝对有出头的那一天，到时候还愁什么银元吗？于是，在长达几个月的交往中，王郅隆把几乎全部的时间、精力和心思都花到巴结倪嗣冲这桩事上来了，结果把个倪将军拍得滴溜溜转。功夫不负有心人，倪嗣冲终于把王当作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
后来倪嗣冲离开天津到蚌埠，再到北平，都带着王郅隆，不但让他负责一些事务，而且带他交结各路朋友。到民国七年，新国会成立，王郅隆居然被指派为参议员。第二年内阁改组，王居然又做起财政总长来了。
从社会的混混儿一跃而为内阁财政总长，王郅隆当初耗费数个月专门巴结靠山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值得！在一个权大于法的不规范的社会，个人的命运会因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是在法治的社会，对人的勘察也未必都能够做到像机器数据一般精准，人的感情因素还是要起很大的作用，这就仍然免不了给小人提供了空子可钻。小人一旦不惜代价跟人产生了某类感情的牵扯，那么就算你识破了小人的真相也往往毫无办法，许多小人就是凭这些扯不断的关系被提拔、被捧高的。
5.依附有势力的靠山，以图将来办“大事”
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最终取得了辉煌的科学成就，小人则一样也需要凭靠有钱有势的“肩膀”来实现他不可告人的个人企望。只不过牛顿所说的“巨人的肩膀”是抽象的，泛指前辈科学家留下的深厚的知识积累；小人词典里的“肩膀”则具体而明确，选择起来也需要慎之又慎，假若攀错了“肩膀”可不是闹着玩的。而小人一旦认定了攀附的目标，那么其专注投入的劲头绝不亚于在半空盘旋最终发现了可口美餐的鹰隼。当然，“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前提是“青山依旧在”，而“一朝青山变荒岭”，则小人又另有高枝可攀了。
无论对于其本人怀着怎样深厚的成见，轻易将蒋介石定性为“小人”都是不能服人的，不过蒋在其发迹的过程里肯定没少使用“小人伎俩”，这一点恐怕也是不会有人怀疑的。因此，分清“小人”和“小人伎俩”的界线对于读者阅读本书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1916年5月18日，沪军都督陈英士遇刺身亡。当时蒋介石正是陈英士府中的一个团长，虽说是团长，却不过像是古代官僚家中的门客，没有一点实际权力。陈英士一死，诸团长、旅长们都如风吹云散，各自谋生去了，蒋介石此时也只好脱下军装，进租界混碗饭吃。
租界里倒是一片繁华景象，店铺林立，生意兴隆，可蒋介石却茫然无措。他本是有大志向的人，刚从日本学过军事归国，本指望能在军界一展鸿图，可万万没有料到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再去当学徒吗？”笑话！蒋介石很快打消了这些灰色的想法，他清楚现在最重要的是打起精神来，投奔新的靠山。可是投奔谁呢？
一天，他正在街上逛荡，忽然遇见了自己在都督府时混熟的酒肉朋友陈果夫。陈果夫推荐蒋介石到股票投机市场去发财，可蒋介石此时已是身无长物，哪有资财入股。正懊丧着，忽听陈果夫答应帮他引见上海滩的大人物虞洽卿，蒋介石眼睛一亮：“这不正是我所巴望的吗？”
第二天，蒋介石理了发，又换了身新衣服，在陈果夫的带领下去拜会虞洽卿。虞洽卿知道他曾在陈英士手下做过团长，但从探询中知道他在帮会中并没有地位，因此虽然提携，但也并不重视，给了蒋介石一个商行小职员的位子就算打发了。
蒋介石虽极力讨好虞洽卿，无奈在帮会里没有个辈分，总不能受重视；加之在商行里每日累得要死，薪金却只有区区十五块大洋，过去作团长时花天酒地挥霍惯了的蒋介石哪里受得了。千思量万考虑，还是要想法进入青帮，拜个过得硬的老头子，这样才能在上海滩打开局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特意备了厚礼，准备借看望虞洽卿之机求他帮这个忙。
虞洽卿和蒋介石有过一些交往之后，知道这个后生虽然浪荡，但却颇有自知之明，将来真说不定会有个大前程。再加上蒋介石的巧言令色，态度真诚，虞洽卿终于答应把他介绍给上海滩的青帮大亨黄金荣。这一下子可美坏了蒋介石，连声为虞洽卿老前辈的恩情道谢不止。
有了虞洽卿的电话和推荐信，黄金荣自然不敢怠慢。不久蒋介石就拜过牌位，成为黄老太爷门下的弟子，从此事业也就兴旺起来。
也许连虞洽卿、黄金荣之流自己也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这个落魄失意的蒋介石竟成了威风八面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虞、黄二人已成为蒋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作恶工具了。
蒋介石拼力攀附青帮势力，果然为他的前程打开一片光明大道，这是蒋介石的过人之处。蒋介石所具有的眼光与执着劲儿也绝对要胜过那些和他一样渴望在官界、军界发家的同辈人。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小人往往就是具备着这样的眼光和执着劲儿，借助人际关系的力量轻而易举地站到了权势与名利的更高阶层。
四、小人产生与存在的根源
同一粒种子，放在不同的环境中就会长成不同的形状，在冰雪寒冷的极地它会长眠或灭亡，在土壤肥沃、水份充足、气候温暖、空间开阔的地方它会茁壮成长为栋梁之材，而在岩石夹缝中它会长得奇形怪状、扭曲丑陋。可以说，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物种、一个生命的生存模式。小人的产生、存在与发展也有其一定的环境，我们只有弄清小人产生、存在的土壤，才能追本溯源，找到对付小人的妙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