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下命令者一定要以身作则。工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榜样效应”。
第三,下命令者一定要能换位思考,所下命令一定要是员工能够灵活执行的。因为最贴近市场、最了解市场的是员工,一切策略的执行者也是员工,上级在下达任务时,有认识上的高度,但从任务的周密性、可执行性及结合市场实际等方面来讲,位于一线的员工反而更清楚。下命令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做到了这些,领导者的管理素质就上升了一步。
道法自然
指令是否明确,决定了员工的工作方向和工作效率。领导者在下达指令时,应通过观察下属的神情和行为,敏感地发现他们是否准确地了解了指令内容;应以明了、准确的方式下达指令和提出正式要求,同时询问和检查下属了解指令的程度。
“知人善任”方可“人尽其才”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道德经》
能了解、认识别人叫做智慧,能认识、了解自己叫做聪明。
用人是管理者的基本职能和必备能力,管理者要做到知人善任,才能使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使企业充满生机,成为最终的大赢家。
“知人善任”是我国对某些当权者的赞美之词,人们也常常把它作为对领导者用人才能的一种要求。然而,要真正做到并非易事。所谓知人难,善任尤难。
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了解人,用好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能否真正做到知人善任,是对一个领导者品行修养与领导能力的检验,也直接关系到其事业的兴衰成败。
唐朝之所以出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局面,与唐太宗李世民能“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登基时,国内刚平息了太子建成的叛乱,北方边陲还面临着突厥人的威胁,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百废待兴。
唐太宗大胆启用了敢于直谏的魏征,重用以谋略见长的房玄龄和善于决断的杜如晦,派遣让突厥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名将李靖镇守北部边疆。唐太宗还曾先后五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家的强盛需要领袖的知人善用,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引进人才。人才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专家学者是人才,有特长的员工也是人才。尊重人,信任人,就容易发现人才。
要想掌握辨才的本领,就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道德经》中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用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如果人们被事物的现象所迷惑,而不深入探究,往往要犯错误。在用人上,如果只看表面,看眼前,忽视本质,便会和真正优秀的人才失之交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则进一步告诉人们:善于卖弄者未必有真才实学,领导者应该注重在埋头苦干、不比嗓门的人中发掘俊才。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每个人都是优缺点并存,长短处同在,有的人内秀而外拙,才不外露,很难发现;有的人博学多智,却只会纸上谈兵,易见而难用;有的人才智过人,但性格古怪,难以相处。而要学会辨才,首先就要从信任出发,从了解入手,知其德才学识,明其优劣长短,并从发展的前景中把握。要准确地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看文凭和档案,也不能只靠感觉和印象,而需要深入调查,跟踪考察,全面分析,这样才能辨明其本质和能力,做到合理使用。
发现了人才,还要能善任。
善任,要用其所长。人才不一定是全才,如,达尔文是生物进化理论的奠基人,可是他对化学一窍不通;陈景润研究数学有卓越贡献,可是他不善言辞,当中学教员差点被哄下台;梅兰芳艺精青衣,可是他不攻花脸;诸葛亮运筹帷幄,可他无力阵前交战……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面对性格、能力、专长、嗜好各异的人,作为他的上司,不可能把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一起,让他们按照固定的模式和思维去工作,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去认真地了解每个人,然后用其所长,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善任,要不求全责备。清朝诗人顾嗣在《杂兴》一诗中说:“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求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领导者在用人的时候,要才重一技,只有求才若渴,方能短中见长。
善任,要善于揽过。人非草木,孰能无过,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犯一些错误。下属犯了错误,不能一棒子打死,要指出不足,促使其改正。当然,善于揽过,并不是无原则地包容,而是要分清是非,分清事情的大小,对于事关大局的事情,一定不能姑息迁就。善于揽过,是一种处世艺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宽容大度的人总是使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
有的人善于发现问题,具有独到见解,敢于提出看法,但如果领导者虚荣自尊,只喜欢顺从,不爱听逆耳,就难以发现其才能;有的人勤于思考,善于探索,勇于创新,但如果领导者思想保守,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也不可能加以使用。因此,领导者只有破除私心杂念,摒弃个人陈见,才能不拘一格用好人才,使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
道法自然
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唯有知人,才能明智地用人。好的领导者要善于发现被用者的长处和优点,这样企业里就不会有遭遗弃的“废人”。
用人要赏罚分明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道德经》
老子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人们想改变是不可能的,只能顺从自然的摆布,不要去争取,不然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说不定还会有害处。
这句话后来引申的意思是:天道公平,作恶就要受惩罚,它看起来似乎很不周密,但最终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对于领导来说,赏罚分明得当是用人的根本原则,切莫随心所欲,无原则地对员工进行赏罚。
赏是为了激励,罚是为了警醒,赏罚分明是用人的重要原则。作为领导者,当柔则柔,当刚则刚。
只有刚不能成事,只有柔不能立威。作为领导,要善于体察部属的思想变化、心理和生活需要等,使其能够在一种和谐的气氛中积极努力地工作。同时,还必须用严肃的纪律来约束,使部属有敬畏之感。刚柔相济或者刚中见柔、柔中藏刚,才能做到号令如山,最充分地发挥领导才能,游刃有余地用人,最终获得成功。
永乐年间,臣僚勤于职守,出现了许多能臣和名臣,这与明成祖朱棣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
明成祖朱棣用人赏罚分明,量才适用,不拘品级,且能以诚待人。明成祖即位后,重用了一批藩府旧人。这些人随明成祖起兵靖难,出生入死,胜利后身居高位,但仍不敢骄横。明成祖即位不久,就告诫这些旧臣:“当思自保,凡人致富贵难,保富贵尤难。尔等从朕数年,万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禄及子孙,但当思保之。夫有功则赏,有罪则罚。”
后来,明成祖在授予薛禄等靖难功臣铁券时,又诫谕他们说:“位高易骄,禄厚易侈,宜思得之不易,保之惟艰。则安荣始终,传及后嗣,勉之勉之!”他经常教导这些旧日功臣,要他们擅自保全,不要重蹈历史上经常见到的骄横致祸的覆辙。
明成祖执法严厉,对那些失职造成恶果的,轻则降级或免职,重则下狱或处死。监察御史王愈和刑部、锦衣卫官共四人,误杀无罪者四人。明成祖知道后,立命刑部将王愈等四人逮捕,处以重刑。明成祖对臣下有威的一面,也有颇具人情味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恩威并施”吧。
解绪和胡广是同乡,又是同学,在朝中又同为内阁学士,明成祖居然为他们两家的子女做起媒来。后来,解绪虽下狱致死,但他的儿子仍娶了胡广的女儿。
明成祖对臣下的升降十分慎重,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须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则谁不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明成祖的这段话并不深奥,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段话也仍然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