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可怕的夜晚，奇怪的经历不断在眼前重现。可接连几夜都无梦，这天竟睡到日上高枝，躺在床上，想起一首歌：
他们对我做了什么？
妈妈，他们改了我的歌！
也怪，这悲伤的歌曲很久未出现在我心里了。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流落这座城市真是仿效了这歌曲——为什么这座号称自由的城市对我就变了样子？
电话铃响了，在客厅响着。肯定不是我的，所以，我拉开门，对着鱼鱼的房间叫，鱼鱼，接电话。
鱼鱼没应声，可能又喝醉了。一喝醉他就不接电话，让他自己的声音和别人的声音在留话机上转悠。想必那天我到纽约时，他也是这样不理睬我从机场打的电话。
我罩上睡衣，走到客厅，他正好端着酒杯出来，电话铃却断了。我用目光打量这个对我已无吸引力的身体，他从异性恋转为同性恋，或许是表示不与社会同流合污。
“这是我的权利中的幸福，尽管我已没有幸福的权利了。”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后。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省去了滑在舌头上的词。“看来不是你荒唐，而是我竟然还指责你，这太荒唐！”
过道挂着一个纸糊的方形灯罩，上面描了几只蟑螂。鱼鱼的工作室，只有门最为干净。工作室也是卧室，紧紧闭着，但我还是闻见了一股久违的气味，比药味更苦涩，而且轻易就驱逐了他那么多年前留给我的东西。
“酒比女人好！”他对推门穿着睡衣的我举起杯子说，
“和男人一样！”
“我看比男人好，比女人更妙。”我说活这么半辈子才知道这一点，不过，还不晚，我有的是时间，如果我不再继续骗自己：我的确很倒霉地活着。
“那么我告诉你，”鱼鱼盯着手里的玻璃杯，“不是我对待你怎么样的问题。你很安静，不妨碍我画画加约会。而且分担房租——这房租被东方富商抬得太高，真他妈的！但是如果你也无法使自己挂靠一个信仰的话，你和我一样，是文化的边缘人、异己者。”
“结论呢？”我说，“没曾想到一个文化理论家就在酒中
诞生了！”“结论是，你要不就成为同性恋，要不就离开曼哈顿。”我仰起脸来，明白自己只有选择后者，同性恋的危险，在
大洋彼岸的上海早已领教了。别人行，我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