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婚率居高不下，“闪离”现象层出不穷的今天，看看林语堂夫妇的相处之道，相信一定会让很多人受益匪浅甚至如梦初醒。
金玉缘
1969年1月9日，这样一个日子对众人来说波澜不惊，而在林语堂夫妇眼里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天的到来，意味着他们相濡以沫一起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有太多的悲欢离合，能够一起度过五十年的夫妻寥已不多见，而五十年后依旧像新婚一样恩爱的夫妻简直有资格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这一天，林氏夫妇在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热闹的庆祝仪式。仪式上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样反而有点做作。唯一的亮点是林语堂送给妻子一副早已准备好的金手镯，其上刻有“金玉缘”三个字以及若艾利（James Whitcomb Riley）的经典名诗《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林语堂将这首诗翻译成了中文的律诗：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诗中没有叶芝《当你老了》那样的炙热，却有平静如水的缠绵以及看破生死且歌且行的从容。廖翠凤沉浸在诗意的氛围里，仿佛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两人结婚时那永生难忘的一幕：
1919年1月9日是林语堂与廖翠凤大喜的日子。婚后，林语堂拿出结婚证书，当着廖翠凤的面将它付之一炬。对此，他解释道“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烧掉了结婚证书，代表了两个人永远相爱、白头偕老的决心。
这样的话语从来不是表白，不是口号，更不是煽情，而是一种大气磅礴的承诺与责任。两人结婚伊始，经济并不宽裕，经历了一段共患难的日子。
婚后不久，林语堂即携妻赴美，在美期间廖翠凤不幸罹患急性盲肠炎，林语堂在给妻子看病之后穷得连饭都吃不起，连续一周靠一罐一罐“老人牌”麦片度日，以至于后来看到麦片就反胃。这次廖翠凤在医院住了很久，直到次年二月。当时正值寒冬，漫天飞雪，车辆无法通行，林语堂设法租了一辆雪橇把度翠凤接回家里。这样心酸而又幸福的场景，比起电影中常见的情人一起撑着伞看雪又何止浪漫百倍？
而这只是当时林氏夫妇患难生活的一个缩影，经济困难时，两人常靠廖翠凤变卖首饰以维持生活。
后来，随着林语堂归国工作以及文名远扬为他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收入，一家人渐渐过上了富足的日子。但是名利双收的林语堂却没有走上“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宿命，甚至少了一点文人可以有的风流韵事。在他心里，始终坚守着当初自己烧掉结婚证书时的那份承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终于变成了老情人，但是内心深处的感情却历久弥新。
随性婚姻
林语堂和廖翠凤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一点连他们的孩子们也深有体会。林语堂好静，而廖翠凤好动，廖翠凤喜欢用美国式的精确来管理家庭，而林语堂在她眼里却像印度人一样“邋遢”。林语堂是浪漫主义者，而廖翠凤却非常现实，夫妇俩有一次一同去游览雅典山上的卫城，古希腊精妙绝伦的建筑和爱琴海美丽的风光让林语堂感动得不能自己，而廖翠凤却在一旁扫兴地说“我才不要住在这种地方！买一块肥皂都要下山，多不方便！”
廖翠凤这辈子唯一的一次不现实就是选择了林语堂，当年廖母担心女儿嫁到贫穷的林家会受苦，廖翠凤却斩钉截铁地说：“穷有什么要紧！”两人的缘分就这样一锤定音。虽然性格迥异，却能琴瑟和鸣。探访林语堂和廖翠凤婚姻的成功秘诀，“随性”二字极其重要，随性不仅是随自己的性而且还要随对方的性，随自己的性容易，而随对方的性则难矣。林氏夫妇最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就是他们在这一点上的高度一致。
很难想象，崇尚一丝不苟的廖翠凤竟能允许林语堂在床上抽烟，林语堂对此极为得意，把它视为婚姻成功的标志。林语堂有时候还会作弄一下老实巴交的廖翠凤，在他女儿的日记里记道：“父亲有时故意说东西不见了，或是钱袋遗失了。但母亲总很诚挚地相信着，直到父亲笑出声来，于是她说：‘顽皮的孩子，想来愚弄我吗？’”这样的把戏屡试不爽，到了后来，廖翠凤心里已如明镜，却仍假装糊涂，牺牲自己的认知来配合丈夫的孩子气，这样的爱蕴含了很高的耐性与智慧，为常人所不及。
这使我想起了周星驰电影《大内密探零零发》中刘嘉玲扮演的零零发妻子，每次吵架后都要藏在老地方。零零发责怪她没有新意，她却说：“我怕你找不到。”多么温馨的场面！
林语堂对此也颇有感触，他说：“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反过来，林语堂对廖翠凤也是一样。
廖翠凤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林语堂，她整天告诫林语堂鼻毛该剪了，牙齿被烟熏黑了该刷刷了，西装的领带歪了该扶正了，一般的男人长年累月地听这样的话早就厌倦了，但林语堂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乐趣，甚至是一种需要，他以此判定妻子是个贤妻良母。尽管廖翠凤对孔子、老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压根没有兴趣，不理解文人雅事，有时候还自作主张地劝林语堂把文章写得简短一点以免读者看了打瞌睡，但这些并不妨碍林语堂对她的感情，他甚至感叹地说：“女人都是天生的哲学家！”
林语堂对怎样做一个好丈夫有精辟的见解，他说：“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在多年的夫妻生涯中，他和廖翠凤也有过矛盾和争吵，林语堂的绝招是沉默是金，这样对方就像一个出拳后无人招架的拳手，尴尬之余很快也就心平气和了。
婚姻及气球及羹匙及狗皮膏药
有一次别人问林语堂对自己妻子的看法，林语堂感慨万千地说：“我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若不是她拉着，我还不知要飞到哪儿去呢？”
对于这样的比喻，我觉得不妨辩证地看待。对于气球来说，其天性就是要飞翔，否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了。所以，一个完美的坠头儿应以能够得体而适当地约束气球为标准。既不能太宽容，让气球飞得过高，也不能太苛刻，让气球飞得太低。飞得太高容易缺氧，更可怕的是高空中空气稀薄，使得气球壁内外产生较大的压强差，气球容易因受不起巨大压力而发生爆炸，一命呜呼；飞得太低则容易碰上地面上的障碍物，长期走在坎坷的路上容易使人意志消沉。完美的坠头儿应该懂得让气球在最合理的高度飞行，而自己亦可以在气球的带领下随风飘舞。
然而生活中的现实却往往不是这样，作为“气球”的男人往往只顾自己飞行，而忽略下面的“坠头儿”，而作为“坠头儿”的女人又总是毫无节制地想增加自己的分量以便牢牢地抓住男人，其结果往往两败俱伤，“坠头儿”坠地，而“气球”高空爆炸。
林语堂的老乡，有“民国怪杰”之称的辜鸿铭曾经就夫妻关系发表过一段著名的“茶壶茶杯论”，他认为：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可以配几个茶杯，所以男人纳妾天经地义；而每个茶杯却只能配一把茶壶，所以女人应该从一而终！陆小曼闻听此说法后赶紧告诫徐志摩说：“你不能拿辜先生的茶壶理论作借口，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却只属于个人。今后我只用你这把牙刷刷牙，你也不许向别的茶杯里倒水。”
而林语堂对此则另有一番说法，他借《金瓶梅》中潘金莲之语表明自己的主张——“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不冲撞的”。
相比于辜鸿铭的“大男子主义”和陆小曼的“大女子主义”，林语堂走的是一条中庸路线。在他的提法中，碗和羹匙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双方彼此尊重，互相依存，各有所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婚姻长久之道。
蒋梦麟曾经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轻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是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轻气球。”
林语堂的婚姻就是狗皮膏药的婚姻，虽然不一定好看，但是却最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