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使最狡佞的人，明智的人以其行观察其人，加以仔细分析，终会发现其漏洞之处，如易牙、开方、哨刁等人，齐桓公认为他们的言行都合乎己意，是忠于自己的侍臣，视之为心腹；而管仲从他们“杀子”、“背亲”、“自阉”以讨好桓公，是不近人情之举，他们如此自我牺牲必有所图，故得出“难用”的结论，可桓公不听这一结论，最后自取其祸。这证明管仲有知人之明。由此可见，观察其人行动是否合乎道义，是衡量人的标准之一，也是一种知人的良法。
要知人必须掌握其人全部的言行情况，这是知人的基本条件，如果仅据其人一言一行而对其人做出结论，必然失之偏颇。
察前料后
古语云：不知来，视诸往。”是说：不知未来，察看过去。
西汉时，何曾常侍奉汉武帝一家吃酒宴。回到家中他对自己孩子们说：“先王艰苦创业治国，而我侍宴时，却听不到他们谈论经国济业的远大宏图，只见他们聊些家常小事，他们的后代有灭绝的危险啊!我这一生还能平安度过，只为你们儿孙辈担忧。你们这辈犹能寿终正寝……”又指着几个孙子说：“到你们这辈必因战乱遭难。”后来，何曾的孙子何绥被东海王刘越杀害，另一个孙子何嵩哭着说：“我的祖父明察三代，真是圣明的人呵!”
宋朝时，富翁郑公从毫地搬往汝地安家，路过南京，去拜望留守张安道。坐了很久，郑公慢慢地开口说：“人真是很难以了解呀!”张安道说：“你莫非指的王安石吧?难道他还难了解吗?从前张方平主持进士考试，有人推荐说王安石有文才，应召作为考校官，张方平暂时同意了。王安石来后，集贤院里的事务，他都要一一更改，张方平讨厌其人，出公文辞退了他，并从此再未同王安石说过话。”后人在评论张安道的话时说：王安石的变法是从集贤院开始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迹可寻的，一个人的现在是从他的过去发展而来的，要知道他的现在，必须了解他过去的历史。了解了他的过去和现在，也就能预料他的将来。特殊情况除外，一般的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东周时，公叔痤知道公孙鞅很有才能，还没有来得及向魏惠王推荐，就病倒了。魏惠王前去看望他时问：“叔叔的病如果不能好的话，将来这国家怎么办好呀?”公叔痤说：“我的家臣公孙鞅，年纪虽少，却有奇才，希望主公把国家交给他而听从他治理。”魏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又说：“主公不听我的建议重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切不要让他到别国去。”魏惠王点头同意而去。公叔痤把公孙鞅召到跟前道歉说：“我是先君而后臣，所以先为君打算，后再告诉你。你快快逃走吧。”公孙鞅说：“主公不能听信你的话任用我，又怎能听信你的话杀害我呢?”便不出走。魏惠王出了公叔痤家，对左右说：“我叔叔病的重了，想事也糊涂起来。先是让我把国家交给公孙鞅治理，既而又劝我把他杀了，这不是相互很矛盾吗?”后来公孙鞅借机去秦国，劝说秦孝公实行变法，使秦国很快富起来。公孙鞅也因功大被封为商君，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商鞅。
可见，科学地分析一个人并不是无章可循，只有遵循察前料后的识人规律，才能正确全面地认识他人。
量情度义
有一句民谚：薄情者寡义，无情者无义。这就是说：缺少亲情的人也缺少忠义，没有亲情的人没有忠义。
春秋时，乐羊子任魏国将军去讨伐中山国，这时，他的儿子乐舒正好在中山国做官。中山国的国君姬窟就让乐舒去劝乐羊子退军，乐羊子不答应。姬窟就将乐舒杀死，做成肉羹送给乐羊子。乐羊子为表示对魏文侯的忠诚，便当着中山使者的面，吃掉亲生儿子的肉。打下中山后，魏文侯虽对其功劳给予了奖赏，但却从此不再信任他，并罢了他的兵权。
明朝天顺年间，都指挥使马良很受明英宗的宠爱，他的妻子死了，皇上去安慰，正碰上他已数日不出门，皇上问其原因，左右的人说：“马良正在办喜事，新娶了妻子。”皇上不高兴地说：“这个家伙对妻子如此薄情，怎么会忠诚于我。”于是，把马良招来打了一顿，从此便疏远了他。明宣宗宣德年间，金吾卫指挥使傅广阉割自己，然后请示到宫中当太监，明宣宗听后奇怪地问，“他已经是三品大官了，还想做什么?残害自己的身体想再升官吗?”于是命司法部门问了他的罪。
爱儿子、爱身体、爱父母这是人的天性，如果有人连自己的骨肉也忍心杀害，连自己的身体也不爱惜，连自己的父母也不尊敬，还能爱别人吗?即使一时能爱别人，也是对别人有所图的，一旦目的达到或达不到，就会反目相害。从这些事情来看，魏文侯、明宣宗和明英宗都是能够识人而有远见的。
但在运用时，也要注意把舍身寡义与舍身取义、大义灭亲区别开来，衡量的尺度就是看是为利取宠还是完全出于情义。
日本企业巨子大山梅雄1975年就任津上株式会社社长。他曾说过：“企业经营层的年轻化是指使40岁左右的人担任企业重要职务。但这并不是讲只要是年轻就可以。那些对担任要职既不感动也不知情的人，即使让他担任更重要的工作，他也不会真诚地去做。”短短的几句话，充分揭示出大山梅雄的用人之道。
在日本，企业每年重要职务上的人事变动大都集中在6月份，对于一般职工，如果有机会被委派担任企业要职，那肯定是感激不尽。然而要问及现任的公司董事长、经理，他们当初是一般职工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时，回答通常是自己“被委任为企业要职”的时刻。当然，能够就任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应该非常高兴，但是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更为重要的应是自己的责任感。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不少人就任企业要职时，更多考虑的是高兴而不是自己该负有的责任。
对此，大山梅雄断言，对于让他担任企业最关键职位而一点也不感激的人，对他在工作成果上的期望也肯定要落空。他认为：“企业经营层的年轻化，如果仅仅是把眼睛盯在40岁左右这个年龄上，那年轻本身是毫无积极意义的。”
所以，量情度义在一定程度上，反应除人的本质如何，是知人识人不能不重视的重要因素。
间以是非
《诸葛亮集·知人性》：“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是说：故意把事理的对错搞混淆让他处置，以察看他的志向。
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少年时天资聪明，见识出众。他的父亲李吉甫常常向同行们夸奖李德裕。宰相武元衡听说后，就把他召来，问他在家读些什么书?言外之意是要探一探他的心志。李德裕听了却闭口不答。武元衡把上述情况告诉给李吉甫，李吉甫回家就责备李德裕。李德裕说：“武公身为皇帝辅佐，不问我治理国家和顺应阴阳变化的政事。却问我读些什么书。管读书，是学校和礼部的职责。他的话问得不得当，因此我不回答。”李吉甫将这些话转告给武元衡，武元衡十分惭愧。有人评论说：“从这件事上便可知道李德裕是作三公和辅佐帝王的人才。
南北朝时，北齐的奠基人高欢为试验他几个儿子的志向与胆识，先是给他们每人一团丝，让他们各自整理好。别的人都想法整理，惟独他的二儿子高洋抽出腰刀一刀斩断，并说：“乱者当斩”。高欢很赞赏他这种做法。接着，又配给几个儿子士兵让他们四面出走，随后派一个部将带兵去假装攻击他们，其他几个儿子都吓得不知怎么办，只有高洋指挥所带的士兵与这个将军相格斗。这个将军脱掉盔甲说明情况，但高洋还是把他捉住送给高欢。因此，高欢很是称异高洋，对长史薛淑说：“这个儿子的见识和谋略都超过了我。”后来高洋果然继承高欢的事业，成为北齐的第一位皇帝。
一个人身处被故意混淆对错的事情面前更容易迷乱，非有统揽全局的雄才大略是很难搞清的，这就是认识一个人过人之处的着眼点。
咨以计谋
《诸葛亮集·知人性》：“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是说：询问他计谋而察看他的见识。晋未，赵州中丘人张宾，是一个博涉经史，豁达大度，很有才能的儒生，他常对兄弟们说：“我自信才智见识不亚于张良，但可惜遇不上汉高祖。”他曾先到中丘王帐下当都督，因不合心意而以病告退。到永嘉年间天下大乱，石勒作为刘元海的辅汉将军，带兵到河北、山东一带作战，张宾对亲友们说：“我经历和观察了好多将领，惟独这位胡人将军可与我共成大事。”便提剑到石勒军营门前，大声呼喊请求接见。石勒开始并不了解张宾的才能，也不相信他，但经过询问计谋，很是惊异，加上这些计谋“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才知张宾确实有王佐之才。于是便引为谋主，并称为右侯。后来，张宾死时，石勒亲去哭丧，对左右说：“老天爷不要我成就大事啊，为何夺取我的右侯这么早呀!”
其他还如齐桓公之与管仲、秦孝公之与商鞅、汉高祖之与韩信、蜀先主之与孔明、秦符坚之与王猛、唐太宗之与房玄龄等都是先互慕其名，及问计定策之后，才互知是明主、能臣的。所以，了解一个人的见识大小的最好办法，是与他商量、谋划几件事情。
东周时，秦穆公用五张羊皮将百里奚从楚国换回后，召见百里奚说：“你多大岁数了?”百里奚答：“七十了。”秦穆公说：“可惜岁数太大了。”百里奚说：“让我去追飞鸟、捉猛兽，是老了。但让我策划国家大事，还年轻着呢!”秦穆公问：“我的国家与戎狄交界，偏僻荒凉，你有什么高明的办法，使我国不落后于东面的诸侯各国呀?”百里奚说：“大王不以我是个逃奴和七十岁的老头，而虚心下问，我能不掏出心窝来说吗?雍岐这地方，原本是周文王、周武王起家兴旺的地方，山如犬牙，原如长蛇，但周却不能守住，而让给秦，这是老天让秦国发达呀。我们与戎狄交界，兵力强壮，不与东方各国联合作战，国力必然集中。现在西戎这地方，分为数十个小国，吞并其地可以耕，收养其民可以战，这是东方各国不能与大王相比的。大王可以用仁德去感化和用兵力去征服，把这些小国吞并掉，然后凭借山川的险要，面对中原各国，等待时机成熟就出兵进取，用恩用威都由你作主，这样，霸业不就成了吗?”秦穆公听后，不觉起敬说：“我有了百里奚，就好比齐国得了管仲一样。”一连与百里奚交谈了三天，谈得非常投机，便拜百里奚为上卿，委以国政。
期之以事
《诸葛亮·知人性》：“期之以事而观其信。”是说：和他约定事情而察看他是否诚实、守信。
春秋时，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他在确立继承人时，拿不准定谁为好。于是，便将写有训戒言辞的两个竹简分别交给兄弟俩说：“要认真地学习牢记。”三年过去之后，就对兄弟俩进行了一次考问。结果，大儿子伯鲁一问三不知，连竹简也不知丢在什么地方了。而小儿子无恤却背诵的滚瓜烂熟，竹简保存的完好无缺。于是，赵简子认识到小儿子有才德，便将其立为继承人。这就是后来的赵襄子。
“仁、义、礼、智、信”虽然是旧礼教所规定的人们必须奉行的封建道德标准，但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必须考察并掌握每个部属的诚实可信程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个谎话连篇、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人无论如何是不可依靠重用的。无论是合作共事还是交友谋财，一个人不能真心实意地忠于对方的人，任何人都不应该信任他的，只有经过多次测试，确实言出必行的人，才是可以信赖的人。
秦时，张良亡命躲藏在下邳一带。有一天，他信步闲游，路过一座小桥，有个穿黑衣服老头子来到张良跟前，故意将自己的鞋子踢掉在桥下，对张良说：“小孩子，下去替我把鞋拾上来!”张良很吃惊，本想将这老头殴打一顿，但又看到是个老人，便强忍下怒火，下去把鞋拾了回来。谁知这老头又说：“把鞋替我穿上。”张良觉得既然已把鞋给他拾回来，穿就穿吧便跪在地上将鞋给他穿上。老头毫不客气伸着脚让张良穿好后，笑着走了。张良很惊讶，瞪眼看着老头走去。老头走出-里远的地方，又返回对张良说：“你这小孩子可以教育呀!五天之后天亮时，在此等我。”张良觉得很奇怪，跪着答应说：“行”。五天后天亮时，张良去到那个地方，老头已经先到，很不高兴地对张良说：“与老人约定时间相会，为什么要迟到?”说着起身便走，并告诉张良：“再过五天早点来会面。”五天后的鸡呜时，张良又去那个地方，不想老头又先来了，再次发火对张良说：“五天之后再早点来。”等到第五天时，张良不到半夜时就去到那个地方，过了一回儿，老头也来了，高兴地说：“应该如此。”并拿出一套书交给张良说：“读好这套书，可以作帝王的老师。”说罢就走，再也没出现。张良等到天亮看这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后来，张良投奔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为建立汉王朝立下了不朽功勋。
委之以政
《周书·苏绰传》：“彼贤大士之未用也，混于凡晶，竟何以异?要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是说：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把有才能的人与庸夫俗子区别开来呢?关键是让他们担任一定的工作，检查他们完成的情况，这样就把两者不同的地方看出来了。
三国时，庞统带着鲁肃和诸葛亮的推荐信去投刘备。但去后他并没有把信先拿出来。刘备不了解庞统的才能，就把他派到阳当县任县令，庞统到任后，不理政事，终日饮酒作乐。有人将情况告刘备后，刘备就派张飞去察看。张飞去后，果如所言，就责备宠统说：“你终日在醉乡，怎么会不耽误事呢?”庞统便让下面的人把所积公务都拿来，不到半日，便批断完毕，而且曲直分明，毫无差错。张飞大惊，回去向刘备具说庞统之才。这时，庞统才将推荐信交上。信中，鲁肃称赞庞统不是个只能管理小县的人才，建议刘备重用。诸葛亮这时回来也称庞统是“大贤处小任，以酒糊涂。”刘备这才认识到庞统确是个有杰出才能的人，便委以重任，作为诸葛亮的副手，共同参与军机大事。
委之以政，任之以事，既可通过实践检验一个人的才能，也可检验用人是否得当。如胜任其职务并且才智有余，就应予以充分信任和尽快提升。如不胜任，就要坚决撤职。对庸才照顾情面，使其尸位素餐，对能人论资排辈，使其龙困浅池，实在是误人、误己、误国。
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土光敏夫主张对人才实行“工作压担法”，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东芝”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当一个人能挑100斤，而你只让其挑80斤或50斤时，不仅其能力难以发挥，而且会使其感到你不信任他，从而丧失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当承担的担子超过其负载能力时，一方面使其必须全力以赴，另一方面，也迫使其想方设法提高自己和克服困难，更主要的是，被压担子、委以重任者感到领导对其信任，精神振奋，可以激发“士为知己者死”的献身精神，从而推进工作，促进事业的发展。
汉武帝时，霍去病18岁挑起“侍中”重担，20岁担当领导数万军队的骠骑将军，结果大败匈奴。三国东吴的周瑜、吕蒙、陆逊郁在年纪不大时被委以重任。被认为“太嫩”的“黄口孺子”陆逊在火烧连营七百里中，大败刘备，为东吴建立奇勋。
拿破仑率部获土伦大捷，被晋升为准将时，不过24岁。这些人在“重任”面前，不仅未被压垮，相反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建立了丰功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