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于1931年写的《答客诮》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革命者常被要求舍小家顾大家，其实顾大家未必要舍小家，舍小家的往往更不会顾大家，从丁玲怜子、护子之举中，我们更可以照见她的琴心剑胆。
母女情深
蒋祖慧是丁玲和冯达所生，比起同母异父的哥哥蒋祖林来，她的身世黯淡了不少，一个是烈士之子，一个是“叛徒”之女。蒋祖慧的出生为日后的丁玲带来了无穷的麻烦以及可供人攻击的口实，但和“红二代”的哥哥相比，母亲从来没有因此对“黑二代”的她少一分爱。
在蒋祖慧的记忆里，母亲性格爽快，爽朗的笑声与大嗓门说话的声音几乎成为了她的标志，她没有太多婆婆妈妈的母女情长，但其强大的性格却能在女儿成长中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是一般母亲所难以做到的。
蒋祖慧出生后不久就被丁玲送到湖南老家由姥姥抚养。直到4岁时，她才在延安保育院再次见到了久违的妈妈。但是工作繁忙的丁玲并没有多少时间陪女儿，一次她把女儿从保育院接回家后又要出门，倔强的祖慧一路大叫追着母亲，生气的丁玲把女儿提着回去并反锁在家里。
在屋子里，年幼的祖慧竟将冬天取暖的炭盆故意弄翻了，火也熄了，这是一种小孩子的套路，她只是想用这个方法引起妈妈对她的注意，哪怕妈妈把她痛打一顿。没想到，丁玲回来后看到一地煤渣的乱象，她甚至没有责怪祖慧一句，只是默默地打扫干净屋子，把火盆重新收拾好。这种方式虽然没有诉诸于暴力，却让年幼的蒋祖慧感到了巨大的震撼，从此她再也不这么任性了。
等到和母亲相处的日子长了，蒋祖慧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妈妈对自己深深的爱。有一天，丁玲忽然接到保育院的消息，祖慧病了，眼睛肿的都快看不见了。当时保育院设在安塞，距离延安有七八十里的山路，幸好任弼时帮她借来了一匹马，心急如焚的丁玲才能快马加鞭地赶往安塞看自己的女儿。不巧的是，这一天正好是毛泽东同江青大喜的日子，作为主席身边的红人，丁玲早已接到了婚礼的请柬。然而为了女儿，丁玲只好顾不得对主席和主席夫人的无礼了，事后她回忆说：“从这时候开始到建国初期，毛主席似乎没有计较我的失礼，但谁知道江青知道我不出席他们的婚礼，会是个什么态度，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对领袖的忠心并没有凌驾于对女儿的爱之上，这就是丁玲的真性情。蒋祖慧长大后，成为了新中国著名的舞蹈家，而她的这一人生方向却来源于母亲一个偶然的决定，这同样是丁玲真性情的表现。
少年的蒋祖慧感兴趣的并不是舞蹈，而是化学，当时的中国对数理化的重视也远远超过文艺，顺着这个轨迹，她未来的方向是化学家而不是舞蹈家。
然而，1948年丁玲在苏联观看了乌兰诺娃主演的根据普希金诗歌改编而成的芭蕾舞剧《泪泉》，她惊叹于诗歌竟然可以被跳成那么美的芭蕾！于是，一个念头在她的脑海中产生了，她要让女儿去学芭蕾舞。这时的蒋祖慧甚至一点舞蹈的根基都没有，但是敢作敢为的丁玲并没有知难而退，第二年，朝鲜舞蹈家崔承喜来华交流表演，丁玲带着祖慧去观赏，当场就对崔承喜说：“你把我的女儿也带去吧。”丁玲真敢送，崔老师也就真敢收，蒋祖慧就这样去了朝鲜，从此她的人生就此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蒋祖慧从朝鲜学成归国后，为了让她到芭蕾舞的王国苏联去进一步深造，1953年丁玲甚至不惜放下架子，向自己的死对头周扬求助，在信中她写道：
蒋祖慧我还是希望你帮助她去苏联学习，我常常为她的十七岁十八岁可惜。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办法，我就很后悔过去为她的职业所做的决定。我觉得太对不起她了，一个学跳舞的人把大好年华都虚抛了还有什么希望呢？我听说连乌兰诺娃她都没有机会看到，我就想到我们很多人是不大为后辈作想的。只有你能帮助她，我实在觉得这孩子还是值得培养的。
此后，在周扬的促成下，1955年蒋祖慧赴苏留学，归来后终成舞蹈大家。
护犊心切
1957年6月的一天，莫斯科火车站，在苏联留学的蒋祖林利用难得的休假机会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早在一年前，蒋祖林就风闻母亲丁玲“犯了错误”，却又不知其详，这使得他忧心忡忡，归心似箭。
1954年底，丁玲曾应邀出席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受到热情欢迎，在苏联掀起了一股丁玲热，连蒋祖林学校门口传达室的苏联老太太都知道丁玲的大名，这让蒋祖林也引以为豪。然而，时隔三年，当蒋祖林从苏联回到北京后，同样一个母亲，却从当红作家变成“反党头目”，这让他简直不知所措。
在这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作为当事人的丁玲并没有因此六神无主，她预感到自己将来的处境，决定未雨绸缪，解决自己一直牵挂的儿子的婚姻问题。在丁玲的牵线搭桥下，蒋祖林和后来成为上海音乐学院老师的李灵源确定了恋爱关系，这也让丁玲了结了一桩心事。
暴风骤雨降临的速度甚至比丁玲自己预料的还要快，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文章，丁玲已无路可走，尽管如此无助，但看着心爱的儿子，她还是狠下心来，只有让他尽早出去，才能帮助他躲过这场政治风暴。
在丁玲的坚持下，蒋祖林提前离开了北京。丁玲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此时蒋祖慧也在苏联留学，一直以来丁玲从来不跟女儿谈政治，希望她专心从事艺术。丁玲知道三四天后莫斯科就会看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从而知道这个消息。蒋祖慧现在已经是个预备党员了，为了不让远在苏联的蒋祖慧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以至于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问题，丁玲要求蒋祖林提早到莫斯科。为此蒋祖林必须改乘飞机，这得花费一笔800人民币的巨额数目的钱，蒋祖林感到很为难。为了儿女的前途，丁玲坚决地告诉蒋祖林，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临行前，母子泪流满面地拥抱告别。多年后，蒋祖林回忆起这次离别的场景，说：“这生离，犹如死别。”
第二年，丁玲奔赴北大荒参加劳动改造。然而，丁玲没有想到的是，即使远在苏联，无助的儿子也无法抵御政治的洪水猛兽。在苏联，中国留苏学生中开展了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整风学习，作为“大右派”之子的蒋祖林自然难逃被重点关照的命运。在一次又一次检查过不了关的情况下，蒋祖林的心理崩溃了，他终于遵从组织的意愿写信给远在北大荒的母亲，在信中写下了“决定在一个时期里不同她有任何联系和关系”的字样。
刚接到信时，丁玲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用“致命的打击”来描述当时自己的感受：“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会是最爱我的儿子此刻写给我的判决书吗？”丁玲呆住了，她的泪往上涌，但是久经风浪的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她转而替儿子考虑，甚至开始为他的“英明”决定而高兴了，在回忆录中她写了此时自己的心理转变：
这能怪你吗？不能！不能！你是对的，你早就应该这么做。你只是过了很久，为了不使我伤心才等待着，等到这时才下了决心。你也是受害者。你的冷静只是为了使我冷静。我很理解儿子的处境、心情和为此而经历着的痛苦与折磨。
昏昏沉沉睡了一天之后，第二天，丁玲提笔写了封信寄到列宁格勒，说：“完全支持你，同意你的决定，你是对的，放心妈妈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