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领取稿费。薄薄的青绿色的中国邮政汇款单，翻阅千山万水，在一片惊羡与欢呼中递到我的身前。终于，我有了“小作家”的称号。
那时候，我还不曾从艺，也不明白钢琴到底有多少黑键多少白键，仅是无由地爱极了郑智化，那样负有责任和无畏世俗的当红歌手。我渴望，能与一样，即便双腿无法撑起整个胸膛，也一样可以唱着“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的悲壮歌词，历游世界。
于是，15岁的时候，我用积攒起来的零花钱买了一把青灰色的红棉吉他。背着它，就像自己已经是一名脱离尘俗的歌手，傲然地享受着人流中惊羡的眼神与匆匆的回眸。
后来，父亲早早离去，我有了绝对的自由。我开始肆无忌惮地让我的头发疯长，从中间分开，在叮叮当当的自行车上随风飞舞。学校明文规定，所有男孩儿不能穿奇装异服，我就偏要买一套有着背带和月亮的黑色帆布衫，整日在校园里游逛。
当我鼓足勇气，将那把青灰的吉他背进校园的时候，楼上立刻起了一阵盖过一阵的欢呼。在那时，吉他不像此刻那么普遍。很多时候，往往找遍一个小镇的校园，都不曾看到一名吉他手。
那些平日里对我忽冷忽热的伙伴们，迅速涌动到我的跟前。他们即便听不到我的歌声，听不到清脆的弦音，可只要能摸摸这把别致的吉他心情也会霎时爽朗。
他们央求我，在课余的时候来上一段。我成了万人瞩目的焦点。不到一个下午，校园里便传遍了，在三楼尽头的那个大教室里，有一位才子，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擅长动人的吉他弹唱。
一夜间，我收到了十几封陌生的信件，他们无不渴望要与我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我坐在明朗的月光中，握着墨黑的钢笔，慢条斯理而又心存幸福地给他们逐一回信。彷佛，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批崇拜者。因为他们，我寻找到了生命的价值。
第二天，我将花花绿绿的信纸亲自送到他们的手中，并与这一批相信轻浮与虚荣的同龄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我开始了创作的道路。周末进城买很多的信封和邮票回来，坐在暖光中慢慢书写，而后誊抄在一张张薄薄的信笺纸上，投递出去，等候佳音。
振奋人心的时刻总是少之又少。往往一两个月过去，我精心构思的小说依然没有半点音讯。与此同时，我对人生有了不明所以的惶惑。文与艺，我最终该走哪一条路？踌躇了很多个日夜之后，我终于选择了艺术的道路。
当夜，我与母亲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家庭战争。在她的印象中，学艺之人皆是对高考无可奈何之辈。她说，学理无用之人，便从了文，从文再无用之人，只得投艺。似乎，我这个所谓深思熟虑的决定的背后，也有着那么点后怕的味道。我生怕，自己从文多年，最后一无所有。倘若从艺，即便没了高考的荣耀，人生就此与求学殊途，至少也可以依靠音乐来养家糊口。
直到那时，我心里仍幽幽地惦念着流浪歌手这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市里预备举办一场校园歌手大赛。那些平日里对我热情至极的朋友，未进过我的允许，便将我填了报名表。回执上，擅长乐器一栏里赫然写着，吉他。
我在一片欢呼与涌动中，背着青灰色的吉他去了现场。那些给我写信的伙伴，几乎无一缺席，均举手投足站在台下要为我喝彩助威。
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有了庞大的负罪感，在心间，像一块坚毅的磐石压得我无法喘息。我站在凉风徐徐的后台，看着一脸希冀的伙伴们，恍然觉察到了自己的无助和愚昧。
在无人顾及的时刻里，我落荒而逃。站在松涛阵阵的山坡上，泪落如雨。
当我回到家中，城市已陷入一片黑暗的泥沼。我不清楚该如何才能缓解内心的盘踞不去的愁伤。最后，在一棵茂盛的槐树下，我将那把象征荣耀和梦想的吉他摔碎。
我以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我所说的一切均是谎言。譬如，我根本不会吉他。譬如，我对音乐一无所知。可奇怪的是，他们仍旧与我保持着真切的友谊。
毕业前，有人悄悄写信向我道歉，希望得到我的谅解。原来，他的父亲并不如他初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常年出差在外的老板。事实，仅仅只是一名困苦的打工仔。他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出于年少的虚荣和多疑。他生怕，我们会因此而看不起他，冷落了他。如今，各奔东西，他终于陈述事实。
那一瞬间，我除了感动，再无其他。这一封简短的信件，不仅解开了那个在我心底纠葛多时的伤疤，也让我懂得深藏在成长背后的许多疼痛和无奈。
原来，每个少年都有过不同类别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