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李白来到长安，目的是向唐玄宗献赋，另外，也想趁机游览一下长安，领略这座“万国朝拜”的帝都风光。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祝她入道成仙。李白还在送卫尉张卿的诗中陈述自己的景况很苦，希望得到引荐，愿为朝廷效劳。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此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极宫，不料竟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他立刻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兴奋地解下衣带上的金龟叫人出去换酒与李白共饮。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
然而一年快过去了，李白仍然作客长安，没有机会出仕，他的心情不免有些沮丧。好友诚意相邀，希望他同去青山之阳的别业幽居，但李白无意前往。这次来长安，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却毫无着落，这使李白感到失望并有点愤懑。他只有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了长安。
天宝元年（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推“诗仙”李白荐，玄宗看到了李白的诗赋，也十分仰慕李白的才华，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责是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想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向后人夸示。
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在长安时，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也经常在长安市中行走。他发现国家在繁荣的表象中，正蕴藏着深重的危机，那就是最能接近皇帝却专横的宦官和骄纵的外戚如乌云一般笼罩着长安，笼罩着中国。
与此同时，李白放浪形骸的行为又被翰林学士张坦所诽谤，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朝政的腐败、同僚的诋毁，使李白不胜感慨。他写了一首《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表示有意归山。谁料就在此时，李白被赐金放还。
天宝三年（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正在蹭蹬（ｃèｎɡｄèｎɡ）不遇的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阳。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格豪爽喜欢结交忘年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这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还没有禄位的诗人高适。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年的秋冬之际，李杜再次分手。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由紫极宫清道士高天师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此次求仙访道，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年（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李白准备重访江东。
李白在吴越之地漫游了几年，漂泊不定。这时国家混乱，情况一年比一年差。国家多事，李白力图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颇多关切，虽然仍事漫游，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居庐山。那时，他的胸中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永王李磷恰在此时出师东巡，李白应邀入幕。后来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至德二年（757年）冬，李白由浔阳道前往流放之所夜郎。因为所判的罪是长流，即将一去不返，而李白此时已届暮年，不禁发出“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的感叹。由于李白在海内素负盛名，此行沿路受到地方官的宴请，大家都很尊重他，并没有把他看做一个遭流放的罪人。乾元二年（759年），李白行至巫山，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又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各地之间，依靠朋友接济为生。上元二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21、“诗圣”杜甫“穷而后工”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35岁前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读书和漫游生活，此间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杜甫三十五岁后赴长安科举应试无果，后来加之父亲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导致生活陷于困顿。他有个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他每每前去走动，但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意，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作《示从孙济》表露遭冷落后的凄凉心境。尽管如此，杜甫依然不乏好友相助。有一次杜甫闹疟疾，被折腾得面黄肌瘦，头晕眼花，差点要了命。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心，不知不觉来到王倚家门口。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十分同情，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诗《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表示感激：“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其实从那时起，杜甫就有意无意地过起了到处乞讨的日子。后来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了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杜甫自己也有所记载：“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小儿饿得实在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父子之礼，冲着父亲一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里去讨口饭回来吃。没有办法，当过几天小官的杜甫只好硬着头皮，拉下面子，给老乡、彭州刺史高适发出求援信：“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邻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杜甫有诗为证：“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镇蜀的剑南节度使严武仰慕杜甫之名，举荐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就是这样来的。朋友尹裴冕还为他在浣花溪上游选择了一块风景不错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茅屋，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草堂。公元765年，严武病故后一个月，杜甫携妻儿乘船东下，离开了成都。六年后，据《旧唐书·文苑本传》记载，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所至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九天。当地县令用小船将杜甫救了出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穷而后工”在成语字典中的解释是：旧时以为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正因为有过乞丐一般的生活，杜甫才能够写出不少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诗来，被后人称为“诗圣”。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的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杜甫的诗还具有满腔的爱国热忱，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表现得非常显著。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描绘，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所有这一切，确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的地位。
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墨客，在沿袭着杜甫的创作道路。王安石、陆游、苏轼、文天祥等对杜甫诗中的精神实质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是真正能做到结合个人的时代遭遇和生活实践，写出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深刻现实写照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