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是倒霉，在我不算长的生活经历中，竟然有着三次车祸的遭遇。作为一个文化人，读万卷书不敢妄言，行万里路倒是可以夸口，因为喜欢上路。只要有机会，便要背起行囊，风风火火地奔赴，所以，遭遇车祸的概率自然不可避免地比安坐家中的人大得多。三次车祸的独特经历，在我生命的体验中，难以忘怀。
第一次车祸，发生在1985年的秋天，那时，我参加了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赴三峡地区采风团，与老作家康濯、叶楠、刘真、峻青、李士非等前辈同行，自北京出发，经湖北宜昌葛洲坝乘一条大船，沿着长江三峡逆流而上。途中昼夜兼程，大江流日夜伴旅人。我们在古老三峡的人文景观中体验着美轮美奂，在水成岩的折皱中想象着干百年的惊涛拍岸。一路欢声笑语，激动不已。
到达三峡地区的神农架后，我们开始分头行动。我随叶楠、刘真赶赴长阳、桑植、大庸、五峰等地深入采访，这一带是当年贺龙开辟的老革命根据地，自然风光绮丽，民风古朴淳厚，传奇故事很多。当时不到30岁的我，从东北基层部队刚进入专业作家队伍两年，跟随着老作家外出采访的过程本身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民风、民俗、民谣、民间故事、当地的县志，都是我们兴致无限并贪婪吸纳的东两。在长阳县，陪同我们上路的是当地宣传部派来的文化干部老李，是个土家人，热情好客，舞文弄墨的也是性情中人，他知道我们对“长阳人”风土人情样样感兴趣，便倾全力介绍所知所晓，我们每天马不停蹄地在山沟里到处跑，乐此不疲。当时县里最好的车就是一台半新的吉普，临时配给了我们这些北京来的作家使用。有一天黄昏，我们在山路跑了一天，刚准备在一个镇子上休息，突然有人来报告老李，说是离镇子20里的那个山村，今天有户土家人正筹办丧事，晚上要“跳丧”(土家族人丧事处理独特的一种方式：不哭，还连说带唱带跳，反映了他们对生死观念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火把、铳声、击鼓声，彻夜不眠，我们一听兴奋起来，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干载难逢的场面，决定马上去那个小山沟。
天不作美，下起了大雨，山路很窄又很滑。吉普车跑了一天，半路发现快没油了，老李让司机快到附近镇子加油，然后从大路追上来接。我们三人下车，徒步往前赶，路上泥泞不堪，老李想起了一条近路，大家抄小路走能更快些绕过山冈。过了一会儿，待我们回到大路，便赫然看见那辆吉普车翻倒在路边水塘！无疑是司机急忙赶路，天黑雨大路滑所致，我们面面相觑，如果当时我们在车上，后果可以想象。幸好车子速度不快，仅仅是轻伤，没有致命。否则，穷乡僻壤，没有电话加之路途颠簸，冶伤抢救也相当误事。刘真老师连连说：“真是应了老百姓一句骂人话：急着去看死鬼哦。”--以至于我们坐在土家人的火塘边看“跳丧”，看到他们十里八乡的族入围聚一堂，素衣素面，木讷且无表情，屋外雷雨交加，屋内歌踏鼓响，舞之蹈之，“跳丧”者高亢的喊声传遍远近山岭，在夜空中回荡。置身于那种神秘氛围中，我越发心有余悸，感到后背阵阵发凉。
叶楠和刘真两位毕竟是老战士，经历过战争年代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每临大事，镇静自若，和他们在一起，让我感到很有定力。既然车子出了麻烦，修理好之前，暂时也派不出新“专车”供我们使用，我们索性在一个地方扎下来，多住上几天，仔细深入地采访和感受。应该说，较之那种走马观花式的采访更有收获，使我不仅对于人文地理的新知识增加许多，笔记记了几本，更重要的是结识了两个忘年之交的作家，1993年我的小说集《星期三，再见》出版，便是叶楠先生为我作序，他们对我的创作始终非常关注，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第二次车祸发生在1986年1月，我和女导演李小龙(电视剧《一年又一年》的导演)率领着一个摄制组一行五人奔赴云南拍摄电视片。当时，作为编剧的我与导演李小龙两个人都是怀孕三个月的准妈妈，说来也是我们俩“自讨苦吃”，本来这个长途奔波劳顿的苦差事并非要交给我们干，可我们偏爱折腾，向领导主动请缨，软磨硬泡、死乞白赖要去，领导无奈便答应了，谁知，从此我们踏上了一波三折不同寻常的旅途。
当天，我们打点行装乘飞机奔昆明。说来奇巧，一清早就不顺风顺水，送行的汽车上路便开始堵车，奔首都机场就险些晚点，我们携带的摄影器材安全检查又特别复杂。好不容易上了飞机，还没坐稳，飞机就起飞了。飞行途中，便发现女乘务员个个神色慌张，前前后后地乱蹿，敏感的乘客开始感觉不妙，议论纷纷。紧接着，飞机又开始剧烈颠簸。果然，广播中传来了女乘务员的声音，告诉大家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飞机的起落架发生故障，正在努力排除，现在飞机在徘徊飞行，请大家准备写下与亲人联络的方式……这个通知很明白--准备写“遗书”吧！当时，飞机上乘客错愕不已，对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不敢相信，开始发生一阵骚动。瞬间，我也感到绝望，不仅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腹中那来不及出生的孩子，我甚至不知该写什么，只能对腹中的孩子说着最后的祝福，我们只有默默祈祷上苍保佑。时间仿佛凝固了。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乘务员声音发抖地喊着：“现在飞机恢复正常，请大家安静。飞机准备降落！”奇怪的是机舱里依然是宁静，大家安静地等待着降落人间的实现，并不显得喜出望外。飞机可能油料燃尽险些冲出跑道，歪歪扭扭终于安全降落在昆明机场，乘客一片沸腾，我和李小龙紧紧拥抱，热泪盈眶。机场上来接我们的当地人说，飞机下不来，在上面转圈圈转得他们好怕噢，接亲人的当场有人已经晕倒了……
尽管受到惊吓，我们两个孕妇依然不屈不挠，没有打道回府的意思。在昆明休息了几天，我们俩顽强地继续率领大家前进，与昆明军区文化部交涉，在徐怀中、彭荆风老师关照下，他们提供了各种可能的方便条件。由于山高路险，还特派了两位有长途跑车经验的老兵司机和我们下去。
摄制组准备分别乘坐两辆吉普车经滇缅公路至大理、保山、瑞丽再到两双版纳。我和李小龙、摄影赵军同乘一部车，其他人和制片乘另一辆车随后。上路之后，美丽的云贵高原风光尽收眼底，让大家忘却了不快，一扫沮丧情绪，笑声朗朗，沿途买了许多芒果、甘蔗和香蕉，大吃特吃。我们还即兴发挥，指挥着摄影师顺便拍摄了许多自然风光的空镜头，作为日后剪辑的素材备用。之后，每天按照预定计划拍摄、赶路，完成得还算顺利。
那天下午，我们行至接近菀町的山路，天下起了小雨，路面很窄，右侧是高山，左侧是万丈悬崖，逢急转弯处又是下坡，突然，迎面开来了一辆长途公共汽车，车上载满乘客，蹒蹒跚跚地爬坡，显然公共汽车司机抢了路，占据了路面。急转弯时我们吉普车司机刹车，已经来不及，下坡也刹不住，如果直冲过去，势必将公共汽车撞至万丈悬崖下。危急时刻，司机头脑清醒，紧急处理往右侧猛打方向盘，于是，我感觉车子在我们撕心裂肺的惊叫声中，撞至根又结结实实地翻了个儿，将我们两个孕妇和赵军扣在车内……那瞬间，我的大脑反应是：“完了！完了！”公共汽车和后面的吉普车都停在路边，大家赶来救援，乱成一片。我睁开双眼，“活着，活着”，有人喊着，将我使劲儿拉，我从破碎的车窗爬出来，浑身疼，但是，除了手破了，好像下身没流血。再看司机满头和手臂都流血，赵军手臂被车窗玻璃严重划伤。李小龙与我同坐后排．脸色苍白地被拽出，估计是有三件军大衣垫着，起了缓冲作用，胳膊蹭破，但无妨。我们被巨大的恐惧所慑，腿软得无法走路，如果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真想大哭……不幸中的万幸，我们孕妇都没流产！混乱之中，赵军职业习惯性地跳起来，脸部血也顾不得擦，赶快拍照现场，大有战地记者风范。也没人照顾我俩女性，接着，就是双方司机的责任事故的争吵、等待菀町公路监理人员赶来裁判．联系并等待派出拖车将撞坏、扣瘪的吉普车拉到修理厂大修，改变行程计划，大家饥寒交迫困在了山路上……
然而，下一步，我们陷入了更大的烦恼之中，军区派的司机小张同志，满脸愁苦来找我们，他说皮肉受伤没关系，乞求我们不要将事故报告给领导。因为他正面临志愿兵办理的关键时刻，拉北京总政来人翻车的消息如大祸临头，安全无事故的行车记录被打破，肯定会影响个人前途，他是一个来自四川农村家境贫寒的苦孩子，假如不能留队，十年奋斗将毁于一旦，也毁了父母家人的希望。军纪如山，我们当然明白它的严重性。如果瞒着他的领导，毁坏的吉普车所开销的修理费用就得摄带制组出！最两全其美的办法是，瞒报消息，我们悄悄在当地找一个厂家帮着修理好，然后，安全回到昆明，皆大欢喜。问题是这一笔钱，怎么解决？
不料，制片人苦着脸告知：大理自治区民委没有履行拍摄合同，剧组经费未到账；若是自己承担修理费用，我们几人的经费告罄，回到昆明的钱都有问题，回北京路费更别提。再说，钱不是小数，回到北京，我们怎么跟咱的领导交代呢？在此地人生地不熟，借钱都借不到。
那个长途汽车司机是当地人，凶巴巴蛮不讲理。望着当兵司机可怜的样子，思来想去，我们大家一致决定仗义一把，“欺上瞒下”，大家私人平摊费用，救小伙子一次，等于救人～家，帮人一生。然而，善心归善心，激情归激情，囊中羞涩是事实，凑不上这个数。还是赵军更机灵，他提出：车祸是对方违章，官司我们必须打赢，这样可以将费用降低到最大限度，何况，我们占理儿。于是，大家“揩干了血迹，继续前进”，分头行动，一方面拜访公路监理负责人请客吃饭，联络感情；另一方面，凭着我们是解放军的信用，总政话剧团的影响力，当然，也有两三位正直诚实的公共汽车乘客作证，裁决结果是对方赔偿(当时好像军车没保险)绝大多数的修理费用。那两天，我和大家省吃俭用，省钱都是为上贡“送礼”，我们又上烟，又递酒，让修理厂师傅将撞坏的吉普车修好，那车的外观处理得毫无痕迹。
我们的善良和仁慈之心，感动得那个四川司机小伙子差点给我们磕头。尽管，大家受到了轻重不同的伤，延误了拍摄，却毫无怨言。朝夕相处的日子，彼此有了很深的感情，待到分手时，同行的两个司机拉着我们的手，紧紧拥抱，泪水涟涟……
云南之行，虽然化险为夷，很久以后我还常常在噩梦中一次次再现那恐怖的场面，惊吓醒来而凛然生寒，要知道那一辆车上四人加我们腹中胎儿，是6条生命啊！ 7个月后，我和李小龙的孩子都降生了，是两个胖小子，他们跟随妈妈在腹中颠簸走了几干里路，折着跟斗来到了人间。后来很多朋友都无情痛骂我们两孕妇太冒险了，荒郊野岭的假如是流产、假如是大出血、假如是死神拉走了谁……无论如何，噩梦过去，孩子保住了，我们交了朋友，救了别人一家，义举善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之二。
记得是1990年7月我上西藏雪域高原采访3个月，我遭遇了第三次车祸。那次我和作家张卫明、金辉、摄影家唐念祖一行四人乘坐吉普车，自拉萨出发，准备到林芝地区的“山地旅”采访，再徒步进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
从拉萨出发之前，吉普车是进行了认真的检修的。尽管那车有点儿破。能派一辆吉普让我们—F去”，在当时，是最好的待遇了。
司机的技术不错，那么窄的路，一边是高山，一边是吓人的激流，他镇静得很。20世纪90年代到过两藏的人，都知道那路是怎么样的难走，车在那如同搓板似的路上不停地颠，颠得头晕腰痛屁股疼，再好的车也会颠零散的。高山缺氧加上太颠，让人胃里翻江倒海似的难受。一连颠了两天车子便颠出了毛病。我们的吉普车行驶在苍茫的雪山之间，常常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影。
黄昏，行驶爬坡到了敏拉山口，海拔四千七百多米的高度，大家下车修整一下，喝水、吃压缩干粮，伸展肢体，在附近解手，再继续行军。风中，敏拉山口的五色经幡令人肃穆。
当司机发动了车，吉普车在公路上开始往山口下滑，那公路的坡度很大，公路很长，一直通向远方望不尽的山下。司机开着开着，脸色大变，鬼使神差，他发现刹车制动失灵了！
吉普车下山，刹车制动失灵比狂放的野马还可怕。
我们的吉普车凭着惯性往山下滑，无法停止。下山的路一侧是山根，一侧是波涛翻涌的尼泱河。西藏的河水即使在夏天也是冰冷刺骨，掉进去几分钟就可能会让人冻僵而窒息。假如对面来车交会，路面很窄，闹不好就可能会撞上车毁人亡，沿途路边时常能够看到翻倒的毁车遗骸。西藏跑长途的常常是大解放货车，车体宽大，拖斗长。我们那司机惊得汗流浃背，早已魂不守舍，我们眼睁睁看着车子失控地疯跑，听天由命。干钧一发，司机死死把住方向盘不要偏离中心，我们既不能帮助他，更不能有任何影响他注意力的丝毫表示，我们的渺小的性命再次交给了上苍，唯一的期盼是对面不要来车，让我们的车滑行，自然而然滑到下面平地，再想别的办法。经历了云南车祸之后的我，再次被死神蹂躏摧残，冷汗湿透了羽绒服，我紧紧咬着嘴唇不发出声音，耳边听那滔滔河水如同惊雷震撼心灵。那一刻，每一秒钟都觉得太长太长。幸好，长长的山路前后都没车，任一辆破吉普晃晃悠悠，恣意地疯跑，渐渐地从山上一溜烟地滑到了平缓地带，司机找到～侧有大草根的地方，一把拧了方向盘，吉普车卡在了一簇草根处，停止了，尔后，慢慢倾斜，倾斜。车上人脸色苍白无言，我几乎虚脱……
西藏高原之行3个月，历经磨难几乎丧命，是我生命于世界最高处的极其重要的一次洗礼。然而，我领略了大自然的新奇、博大，完成了自己与两藏的生命之约、心灵之约。所以上苍厚爱我，使得我受益匪浅。回来后，经过沉淀，我创作的话剧《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公演成功，获得曹禺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大奖；与卫明先生合作写的报告文学《雪域战神》获得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长篇纪实文学《血对西藏说》亦成为当年畅销书，获得社会各界好评。后来还陆续写了许多散文。
如果你的精神永远向往高度，人生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讲亦可谓因祸得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