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北京小住12天，既有“极人生之至快”的荣耀感，也有“极人生之至苦”的受罪感。食不甘味，卧不安枕，“每日不得饱食”，因为所有请客吃饭都以为梁启超久居海外，已习惯于刀叉牛排了，“日日望得一京菜，而不可得也”。至于会客，“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云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傻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姓名，不知得罪几许人矣”。
梁启超归国抵京后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实在出于诸多原因，也是社会众生相的一次大演示。首先是梁启超自戊戌以后的威望及学术、文化成就，一个在国外艰难流亡十多年的人，没有颓废没有沉沦，而且几度成为“中国言论界之骄子”，归国时可说名满天下，著作等身，由此而言，这一切梁启超当之无愧。
其次，当总统府专为梁启超举行欢迎会之后，各部门、各团体轮番请客，则不仅是只为梁启超一个人了，也捎带着趋奉大总统袁世凯的意思在。而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旧友，也“日日来邀”，并为他举行欢迎会，希望他加入国民党，这里却有宋教仁与梁启超私交不错的因素，也有共组统一战线的味道。梁启超在北京时，正值北大学生闹学潮，罢课的学生一听梁启超来了，便连忙提出请愿，要求梁启超到北大当校长。
在京的商会、团体，包括佛教协会、八旗生计会都来上门请客，这且不说，就连“向不请人”抠门传代的山西钱庄也把梁启超请去着实吃了一顿，一时北京人“咸以为奇闻”--为梁启超，山西人居然也花票子了！
梁启超所受到的礼遇，从他被安排在贤良寺下榻即可想而知了。贤良寺，岂是等闲之地，那是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做封疆大吏入京时住的地方，据说为此项安排，北洋政要还颇费思量，最后请袁世凯定夺，袁世凯捻动胡子说：“任公够格，住贤良寺！”
汤觉顿便把这句话传给了梁启超，并问：“贤良寺小住感慨如何？”
梁启超一笑：“房间典雅舒适，惜乎钥匙在别人手里。”
演讲自然是少不了的。梁启超擅长于写而不太善于说，尤其是一口广东话，曾经让光绪皇帝听得莫名其妙。后来跟夫人学国语，流亡十多年也没有少登台一呼，北京的旧友都说：“卓如出洋归来，嘴上功夫有大长进。”
其实，归国之后的每一次公开讲话，每一篇发表的文章，对梁启超来说都并不轻松，他必须有所解释和交待，他不能不面对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及共和政体的问题，他也无法回避改良与革命这两种不同主张的存在。他不能像康有为一样死硬，也不能一变之下就完全成了袁世凯的北洋门下或国民党的新党员。于是当检索历史从故纸堆里重新聆听梁启超的声音时，便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既识时务不甘人后，同时又巧妙地左右周旋，并适时埋下伏笔，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的人物。
梁启超慷慨陈词，拥护辛亥革命．．并且对自己过去的君主立宪主张巧妙地一笔带过了：不是“不慊于共和”，只是考虑到君主专制的难以改变，不得已而图权宜，‘岂有对神圣高尚的共和国体而反挟异议者？”“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理论上必然之结果。”
梁启超还指出要推翻一个政权，离不开“报馆鼓吹之功”，这固然是意在提醒人们对言论界从而也是对他自己的不可小视，却也道出了不少真谛，舆论之作用实芷非同小可。“去秋武汉起义，下数月而国体不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次之功最高。”
他对革命派与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间的功过评价，显然打上了自己这一派的烙印，但也不能说毫无见地，“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事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平心论之，现在之国势改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
梁启超开始小心翼翼地重返中国政治舞台了。
梁启超在北京天天应酬，不仅是体面而且是荣耀之极了。袁世凯不时派人送菜来，这大约是前清遗风，皇帝一高兴就把饭桌上吃不完的菜装上盒子，赏给某个心腹大员，以示恩宠有加。
这一天傍晚，梁启超离京在即，无论如何摒退了所有的餐会，与夏穗卿、杨度约在前门外大栅栏致美斋小酌。这才是梁启超渴望的，前门外，大酒缸，当年落魄时发过狠心，如今名满天下荣归故土，能不快哉！谈政治，难免畏首畏尾，客套和应酬也更是千篇一律，只有和旧时文友把酒临风，才能稍得心安。
夏穗卿先到，还是落魄的样子更加瘦骨嶙峋，梁启超由致美斋老板陪着正在门口迎候，两个人一拱手，不觉相依在一起了，夏穗卿平时不说话，这一见面却说了一句热得火烫的话：
“国人盼君归，如梦之长，弟亦在其中。”
梁启超心头一热，眼眶里却是湿漉漉的了：
“穗卿，想你想得好苦啊！”
夏穗卿复归于沉默，梁启超：“生活如何？”
夏穗卿：“有钱沽酒足矣。”
“身体如何？”
“能饮酒便好。”
“佛经还在研究吗？”
“无聊便读书，有酒即开怀。”
“常与皙子和文友们聚聚？”
夏穗卿摇摇头：“常去菜市口，想谭嗣同的那一副眼睛，砍头而犹不瞑目，敦对复生说，‘昨日之日不可留’，便狂饮想匆匆了此残生到地下一会。”
梁启超：“复生寄望于我辈，兄当珍重。”
夏穗卿摇摇头：“世界之不可救，乃人心之不可救也，兄亡命十数年体面荣归之日，即已陷落政治之泥潭，而无分派别，从今往后弟只有一言相告，‘毋忘谭脯同’，如是则尚可保得良知清白，余皆身外之物惜它何用？”
梁启超：“弟当铭记。”
夏穗卿还正想接着说话时，杨度翩然而至，满面春风地打招呼，到雅间落座，侍者端上“一品大夫八珍香片”茶，并轻声说：“这是老板特意配制的，老板说三位先生不日就是当朝一品了！”
杨度朗声一笑。
夏穗卿把盖碗一推：“温酒来。”
梁启超知道夏穗卿的脾气，绝对只喝江南绿茶，最好是龙井、碧螺春，而且，曲是讨厌官场和政治。如今夜这样的聚会，要是没完没了地说立宪论共和，他就会只顾自个儿喝闷酒，差不多了，踉跄着扭头便走，连个招呼也不打的。于是便一边招呼侍者换茶，一边把话题引开：“皙子兄近来写什么文章？”
杨度叫苦连天，说是大总统那边时有“垂询”，国体初变，宪章典制，无不待建，累死人了，“哪还有时间写文章？”
杨度的话音刚落，夏穗卿便道：“皙子兄，今儿晚上你就不必太正规，致美斋也不是总统府，袁世凯便袁世凯，什么大总统小总统的？”
梁启超知道夏穗卿还有大不敬的话在后头，赶紧插上，说实在想吃几个家常祟，比如木须肉、锅塌豆腐之类，最好再加一碟王致和的臭豆腐。
话犹未了，老板引着大厨把菜单交给了梁启超，引见之后介绍说大厨刘九蛇是粤邦菜系的祖师爷之后，所以称为九蛇，是料理一蛇九吃炒爆烹烧羹汤外加蛇血豆腐、蛇胆泡酒、蛇皮春卷冠绝京城，从雍正爷吃起一直吃到光绪爷，没有不是吃了还想吃的。
夏穗卿看着老板问：“慈禧吃不吃？”
“不吃，老佛爷说一想蛇的样子便害怕，吃不得。”
夏穗卿开怀大笑，对梁启超说：“任公，当初你们造反，往颐和园仁寿殿弄一万条蛇就好了，想不到她也有可怕的。”
最后的菜单算是定下来了，一蛇九吃之外，加木须肉、锅塌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还得临时上街去买，好在致美斋对面就有杂货店。
老板并且不容分说地有言在先：
“三位贵客，请都请不到，小店请客，本人作东。”
夏穗卿长叹一声：“我带了钱的，怎么办？”
杨度：“沽酒去！”
夏穗卿：“尔本官场人，我乃酒中仙。”
杨度倒也不见怪：“事出无奈，以后任公大约也不会有时间陪你喝酒了。”
梁启超：“那还了得，就是不回家，也得陪穗卿喝两杯，倘不人生也太无乐趣了。”
夏穗卿举杯：“我满饮三杯，一杯为任公归来，一杯为复生等六君子，一杯为皙子兄的一篇好文章。”
夏穗卿喝酒能喝出声音来，“滋溜滋溜”的，“从舌尖上淌下成一条线，可以牵动你的心”，这是他亲口对梁启超、谭嗣同说的经验之谈。梁启超估摸着这一条线差不多已淌下了，便也一饮而尽：“穗卿，谢谢你！”
杨度却茫然地问：“还有我的一杯？”
夏穗卿：“你那折子。”指的当然是《奏请赦用梁启超折》。“你写了好文章自反而忘了，什么狗屁垂询却记得清清楚楚的。”接着，夏穗卿闭目吟哦：“臣闻处葬不以恩怨，用人不以亲疏者，人君之德也。穷达不变其通，荣辱不易其心者，臣于之义也。别嫌微明，表不白之忠以告君父者，朋友之责也。”稍顿，这雅室里却睦满目悲凉之气，杨度从侍者手中接过酒壶，默默地替夏穗卿又斟满一杯。
静极了。
梁启超入京后天天热闹，唯有此刻，是真的静极，静到像一片黑色的云一团白的雾一片秋霜之后的黄叶子。
享受这静便是享受生命。
静静地呼吸，静静地回想，静静地默视旧友，如同静静地面对历史。
这静却又总得打破，声音像雨滴穿过云穿过雾让黄叶子发出秋声。
梁启超：“总是前程渺茫！”
夏穗卿：“好文章都写完了！”
杨度：“天下谁人不识君？”
夏穗卿一挥手：“那有什么用？誉满天下必定谤满天下，任公才具举世无匹敌者，一旦从政则文坛少一主帅，政坛多一政客而已。”
杨度：“何出此言？”
梁启超：“此言不谬。然政治于我，总还是诱惑较大。”
夏穗卿：“六根未净也。”
杨度：“总得有人做事吧？”
夏穗卿：“总得有人饮酒吧？”
梁启超：“穗卿兄，今晚只是叙旧，不谈这些如何？”
夏穗卿：“怕皙子兄不允。”
杨度：“倒是真的，袁世凯问起多次，任公何日离京，是否前往告别一下？”
夏穗卿：“不去！不去！有这时间还不如跟我喝酒。”
杨度：“怕有要事相商。”
夏穗卿：“无非是给派个次官，任公几曾作过次笔却只能当个次官？”
梁启超：“烦皙子兄转告一言，说我以后再去拜访。目下政事起伏，险象环生，说话亦多有不便。”
杨度：“任公如何看目下政情时局？”
梁启超：“与前清末年相比较，不惟不进步，甚至有退步之象。”
杨度：“共和其实就是一块招牌，任公先前所提之开明专制实在是符合中国匡情的。”
夏穗卿已经按捺不住：“今晚的酒喝完了，好文章已经没有了，共和、专制教均不感兴趣，就此告辞。”梁启超知道夏穗卿的独往独来，便执手送出门外，叫了一辆人力车，付好车钱，扶着夏穗卿上车坐稳当，一握手，互道保重，夏穗卿抹一把眼泪却不回头径自去了。
重新落座，杨度小声地：“大总统于你恐有重托。”
梁启超略一思索：“毕竟归国不久，北京圈内圈外的人物俱皆浮躁，容我想想再作判断。”
杨度：“倘若社会一切皆为美妙，何苦流亡何苦著书立说呢？”
梁启超：“回国后袁世凯待我不薄，若投身政治，则组党为一途，可以聚集瓦道磨砺思想，中国社会最易消磨人物，此种污浊空气今就胜昔，如不抵抗，仍是病国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