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曙光
初次见到魏小华的时候，王东发感觉并不好。小眼睛、小个子，黑黑瘦瘦，见了面不知道先和人打招呼，而是贼一样到处乱出溜。但听了魏小华浪子回头的非凡人生经历，王东发完全改变了看法，甚至对这个精瘦的浙江小伙子有些五体投地了。
魏小华原本生在一个幸福之家，爹做生意妈持家，井井有条，可后来魏爸爸挣俩钱后，经不住诱惑，贪图美色做了那事，魏妈妈受不了打击，投河自尽，魏爸爸羞愧难当，离家出走，也传说，是遁入了空门，反正魏小华再没见过。
没了爹妈，魏小华就被舅舅收养了，普天之下，只有疼外甥的舅舅，没有疼外甥的舅妈，舅舅经常不在家，舅妈就把他当小奴才使唤，魏小华人小骨气不小，没出两天，就不干了，炒了舅妈的鱿鱼。
离了舅舅家，魏小华没处去，就四处流浪，看百家眼，吃百家饭，饱一顿饥一顿，虽面黄肌瘦，但好坏是活了过来。因为到的地方多，见的世面广，数数还没学会，就倒腾瓜果蔬菜做起了生意，在这方面他倒是无师自通，一年下来，竟足足赚了3、4万。那一年，魏小华不到十五岁。
魏小华哪见过这么多钱，捧着红光灿灿的票子，差点高兴疯了，同时做了一个对人生弥补性的重大决定——享受生活去。
怎样享受生活？刚开始魏小华的定义很简单，天天下馆子，一个人要四个菜一个汤，吃，吃不完，就倒掉，不让服务员倒，自己亲自倒，那种感觉很得劲，很过瘾。
亲自倒菜的生活过了不到一个月，魏小华被狐朋狗友带到舞厅里，劲爆的音乐、疯狂的人群，魏小华也觉得很爽，于是也不下馆子了，就天天泡在舞厅里喝酒、跳舞。花钱总是那么简单，挣钱却是很难很难。当银行卡里再也刷不出来钱的时候，魏小华猛然意识到，幸福的生活结束了。
赤条条的魏小华没了钱就意味着一无所有。想再去卖菜，却发现卖菜的比蚂蚁都多，要想像以前那样挣钱，门都没有了。多年的社会历练毕竟有用，魏小华先后在装乞丐行乞、捡破烂、当小工、卖报纸等诸多行业尝试，虽然拉得下面子、吃得了苦，钱却没挣几个，一晃又是几年。
就在浑浑噩噩到20岁的年纪，魏小华突然开始思索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宣扬“知识改变命运”，魏小华也觉得，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到了。
20岁的年龄，除了自己名字外难认得几个字，怎么学知识，魏小华犯难了。后来看到街上一所大专学校的招生广告，惊喜地发现并不需要什么高中文凭，只要交学费就能上。
就在这种历史的偶然和必然相互交汇碰撞中，青年王东发和青年魏小华相遇了。
“现在干啥能赚钱？”碰到具有经济头脑且社会历练丰富的魏小华，王东发不耻下问。
“干啥都能挣钱，就看你怎么干。”魏小华胸有成竹。
“那你指条道道。”王东发兴致更高。
“在学校摆个摊，卖个电话卡，开个小商店，哪样都行。”魏小华教导王东发。
“那能挣几个钱？累死都挣不够棺材板。”插话的是来自河南的大个子彭云录，他对魏小华的观点不以为然，“要想挣钱，就搞大项目，知道微软吗？知道沃尔玛吗？知道肯德基吗？要向他们学习，人家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牛逼，为啥，道理很简单，挣全世界的钱。”
彭云录是个渊博人物，刚放下行李，就在宿舍天南海北讲了两个小时，中间休息的时候才顺便做了个自我介绍，说话的阵仗、口气，绝对像个走南闯北的大老板。
“大钱可不好挣。”王东发始终觉得彭云录提案的操作性不强，反过来就是说，这家伙说话不靠谱。
“当然不好挣，要好挣，全世界都成百万富翁了。”彭云录强调说，“但不好挣并不代表挣不到，咱哥几个合着找个买卖做，说不定就是下一个比尔?盖茨，下一个巴菲特。”
“那你一定要给咱们好好考察考察，项目找到了，我们鼎力支持。”魏小华不无调侃。
“嗯，咱们一定要有信心，争取挣全世界的钱，当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彭云录振臂一呼，着实很让人激动。
此时此刻，王东发觉得自己挣大钱、买大房子、养大狼狗、娶漂亮媳妇的目标似乎太渺小了，应该修正一下，朝着更大的目标前进。
青年的使命
张凡越来越苦恼了，除了李展的杳无音信外，他被自己给自己设置的一道道难题卡住了，出不来、进不去。
高中时候，张凡没有烦恼，要真说有，那就是对自己近乎到苛刻的要求，和他为自己树立的那个“NO?1”的目标，更多时候，他只是沉浸在一次次考试高分带来的强大自信中，东望高中没有人和他媲美，没有人能够影响他的自信，他那时候甚至以为，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干成世界上任何他想干的事情。
但大学不同，尤其是这个以培养青年政治家和国家干部著称的学校，那真可谓高手如林、大侠云集，张凡在这里没有可资骄傲的本钱，他曾经几乎爆棚的自信也大打了折扣，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几乎无所适从，但适从之后，他高瞻远瞩的意识到，自己的任务还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图书馆里呆的时间长了，张凡也生出无端的烦恼。这些都是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在折磨着他。他弄不懂“五千年强盛无比的泱泱中华何以一朝沉沦，蛰伏百年”、他弄不懂“小小日本尚能欺侮中国半个世纪，倘若国土对换，我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杀戮”、他弄不懂“美国为何胆敢炸我使馆、撞我飞机……”这是张凡的心结，他不知道，在同龄的青年中，多少人有着和他同样的苦恼，他只知道现实生活中，打开电视到处都是晚会，到处都在选秀，那些歌者舞者的出场费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他们莫名其妙成为我么这个民族最顶层的掠食者，住大房子、开好车、通吃社会资源，并不断炫耀，刺激着底层人民的感官神经，给社会传递一种莺歌燕舞的人生观、价值观。导向决定未来，长此以往，我们民族的青年几人还愿仰望星空，几人还能关注民族、几人还愿关注民生，他们的梦想只是做一个能站在舞台上收获掌声的舞者或者歌者。张凡并不盛赞古书上的三教九流之说，但现在他却着实想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把一群群戏子推向社会顶端，他们能给国人带来盛世的欢笑，那么大厦将倾之际，他们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民族强盛的希望谁可担当？这是青年张凡给自己设置的课题，也是给自己设置的槛。
思索这样的大问题，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但张凡别无选择，他把这当成了自己理所当然、义无反顾的责任。翻阅一堆堆书籍，他看到了文天祥的影子、曾国藩左宗棠的影子、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子、孙文的影子，以为这些人是民族的拯救者，但错了，即使权倾朝野、武功盖世，又能如何，他们作出的仅仅是努力，历史还在按照它原有的面目朝前发展，凌辱不可避免、苦难不可避免。
“中日再打一仗，后果会是怎样？”又在图书馆里苦苦钻研一天后，张凡回到宿舍，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未来的青年政治家们。
“攻到东京，血债血偿！”刘一第一个踊跃响应。
“攻到东京？我们拿什么攻，难道游泳过去不成？”张凡看着一脸戏谑之情的刘一，心中有些不美气，他觉得自己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课题，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现在怎么可能打仗，你看都什么年代了？”刘一这次变了强调，郑重参与讨论。
“怎么不可能打仗？”一旁看书的贺亦飞也参与了进来，“国家是典型的利益集团，他存在那一日起，就至始至终以为本国人民谋取利益为出发点，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仗完全有可能打得起来。”
“就是，马岛之战英国和阿根廷不是打起来了嘛，科索沃被打了、阿富汗被打了、伊拉克被打了，这不是打仗吗？只要对方觉得能打得过你，什么时候打，怎样打，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张凡对贺亦飞的话表示赞同。
“没那么简单吧。”
“你以为多复杂？”贺亦飞继续说，“说白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和人跟人一样，谁厉害谁说了算，比如美国，就是打架厉害，家里又有钱的那种，他还不是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对方比拳头比不过，比金钱比不过，怎么和他斗。”
“现在又不是原始社会，能弱肉强食，不是还有警察吗，不是还有联合国吗？”刘一不赞同贺亦飞的观点。
“对，人与人之间还有警察约束着，但联合国在国与国之间的作用顶多算个和事佬，听你是尊重你，不听你，你又能如何？”贺亦飞直截了当，“冷战后美国打的这几场局部战争，高兴了把联合国的大旗扯过来遮羞，不高兴了管你什么联合国，老子干了再说。”
“说的更白一点。”张凡补充发言，“联合国秘书长是不是领导干部还得需要大国说了算，所以你看每次世界上有点风吹草动，联合国秘书长都是只有呼吁权，没有决定权。”
“那照这么说，世界上没有公道了？”刘一反问一句。
“错！这个世界上不但有公道，而且有约定俗成大家一致认可的公道。”贺亦飞说。
“什么？”刘一看着贺亦飞。
“拳头！”贺亦飞回答，“哪个国家的拳头硬，哪个国家就说了算，哪个国家的话就是公道。”
“所以我们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练拳头，把自己变成那个说话能算数的人，而不是整天莺歌燕舞练嗓子，嗓子练得再好，也只有取宠别人的份。”张凡又愤愤不平了，“但你们看现在，都是些什么人站在中国这个大舞台的中央，有唱歌的、跳舞的、拍电影的、甚至有专门造绯闻的。”
“有需求才有供给。这说明人民群众喜欢这些东西。”刘一说。
“喜欢就是合情合理的理由吗？那么有人需求毒品、有人需求色情，为什么我们却要大张旗鼓地扫黄打非？”张凡反问。
“这不一样，毒品色情危害社会，唱歌跳舞又不危害社会。”刘一觉得张凡有点钻牛角了。
“毒品色情是能看得见的危害社会，全民莺歌燕舞歌盛世是看不见的危害社会，你不知道商纣是怎么亡的嘛。”张凡越说越激动。
“行了，我看你们这个问题也别争了，今天肯定争不出来结果。”一直在打游戏的尹江南别过头来打圆场，“这样吧张凡，我给你介绍一个在这方面有研究的师兄，你们有时间可以讨论这些国家兴亡的问题。”
“谁？”
“陆斌！高咱们一级，我们一个大院长大的，那绝对是这方面高手，你们应该切磋一下。”
“陆斌？”张凡自言自语，“这个名字有点熟。”
不知道算不算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但明显的，张凡已经在自己偏执自负的忧虑中有点不可自拔了。
孙敏正是《世界外交》课的老师，据说曾经多年游学欧洲，后来还做过一段时间中国驻欧洲某国大使馆的参赞。许是受了欧罗巴风气的沾染，便也有了西式的味道，不论春夏秋冬，总是一尘不染的西装打扮，课堂上，不让学生们唤他孙老师或者孙教授，而是叫孙先生，有点民国的味道，但大家总感觉怪怪的，有时忘记呼他先生，而叫老师或教授时，竟不答应。
就是这么一个怪老师，却因怪闻名，成了学校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起张凡所在大学，别人总要充满好奇地问一句：“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个孙先生。”
也因此，每次孙先生教授《世界外交》的时候，学生们早早就占满了座位，甚至许多外系、外校的学生也来凑热闹，不为学知识、仅仅是想见识一下孙先生的芳容。
张凡爱上《世界外交》课不是因为孙先生的“怪”，而是喜欢他讲的一些外国风情，以及所见所闻的小故事、小典故，就算是对欧洲一无所知的人，在他的授课里，也能轻而易举体会到欧洲的生活。
“听我讲欧洲，你们也要去欧洲，否则欧洲怎么个好，你们是想象不出来的。”这是孙先生惯用的语言方式，也是讲课开头结尾的常用语。听得多了，张凡便不舒服起来：“欧洲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吗，说得容易。”
后来，常听孙先生用中国类比欧洲，总说中国如何如何不好，欧洲如何如何好，心里就更不高兴起来。
一次讲课的时候，孙先生提及自己到某地级城市讲课，看到城市干净漂亮，和内地许多城市相比，有天壤之别，不仅啧啧称赞，不想负责接待他的人却说，这些干净是用4000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孙先生听完此话吃惊不小，一个小小的地级城市，就要4000名环卫工人，同时他又反想，如果没有这4000名环卫工人，这座城市不知道要脏成什么样子。再说欧洲，这么大的城市顶多十多个环卫工人就处理的井井有条。又是一次活生生的对比，在孙先生的课堂上，中国人再次完败给了欧洲人。
不知其他学生听完此课做何感想，总之张凡心里愤愤然：“你这个假洋鬼子。”
从此以后，他再不喜欢孙先生，有一次课堂上的自由提问时间，他甚至还递上去一个别有用心的纸条子：欧洲的月亮是不是比中国的圆。
意料之中的，孙先生并没有做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