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不得不共处的时候
小时候读《孙子兵法》，很诧异一本讲怎样打仗的书，却总是把“伐谋”、 “伐交”放在前面，而战争，则成了排在后面的选择。长大以后，书读多了一点儿，才知道战争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成本极高的一种行为，不仅要为当下买单，而且有时还要支付未来的费用，特别是这种行为风险极大，弄得不好，不仅亏损，而且可能蚀了老本。当下，国际社会像美国小布什那样，迷信武力，动辄用战争解决问题的越来越少了，人们逐渐相信（尽管未必情愿），不同国家的人们必须共处，必须学会共处。可吊诡的是，有时在一个和平没有战争的国家内部，人与人相处之道的策略选择，却往往是战争。
做生意的，想的往往是我全赚，而别人亏到底，零和博弈，空手套白狼，商业欺诈盛行，干的都是一锤子买卖。做官的，对自己仕途上的竞争对手，往往是必置于死地而后快，坑得越狠越好，甚至不惜收买杀手，实行肉体消灭。上学的也是这样，小小年纪，在中学时就学会了互相倾轧，互相保密，自己的排名上升，别人的排名下降，是最大的快乐。越是在所谓尖子生云集的高考试验班里，这种狼与狼的战争就越是激烈。进入大学竞争程度下降，但战争却未有穷期，毕业分配时图穷匕见，依旧是你死我活，谁要是找到了好单位，首先要防的是什么人写匿名信告他。当然，人们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除了赤裸裸的肉搏，也往往喜欢用阴谋权术加以遮掩，整个社会，阴谋丛生，《三十六计》这样的阴谋大全，居然成了古代兵法的正宗。连孙、吴这样过去号称兵学圣人和亚圣的，现在都得屈尊于那个地摊货（指《三十六计》）的作者之下。大家热衷的，无非是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浑水摸鱼这样的权谋诈术（以上所列，均是《三十六计》上的篇名），总之一句话，把对手或者别人整死了算。
然而，就算我们没有人类的感情，没有爱，没有怜悯，更没有尊重，我们大家都是狼，或者狼同志、狼先生、狼小姐，在和平的年景，将对手置于死地，或者打倒之后无法复起的可能性有多少？只要你稍有理智就会明白，这种可能性其实微乎其微。而且一旦对手没有死掉，明白过来，一个带着仇恨和报复心态的敌人就诞生了。所以，从稍微长远一点儿的距离看，人们最常见的竞争策略选择，实际上是最下策。
其实，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是一样的道理，你活，人家也得活，你死我活的事情，只能发生在真实的战争场景中。现实生活中的人，三教九流，无论是对手还是非对手，无论是同行还是冤家，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必须跟他们共处。即使是最激烈的竞争，前提也只能是共处，而不是幻想着对手哪天突然人间蒸发。
既然是不得不面对的情景，最佳的策略当然只能是选择如何应付。无政府主义者的克鲁泡特金，写过《互助论》，把互助说成是人的天性，当然有点儿理想主义。不过，一旦人们意识到共处是不可动摇的前提，互助其实不失为一种最佳的策略抉择。如果说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最佳选择是合作，那么国内社会、社区的社会，里面所有的人，共同发展的最佳策略，都只能是合作，或者说互助。俗话说，人抬人高，人挤人低，合作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比相互拆台的效果好。在这点上，真羡慕人家美国人，再幼稚的演讲，再低水准的表演，观众都能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真心诚意地将“great”、 “wonderful”相互奉送。虽然让我们看起来显得有点儿肉麻，可是人家的捧场却是真实的，合作精神也确实比我们强到不可以道里计。
现在的问题，经过太长时间的“与人奋斗”，很多人已经丧失了与人和平共处的能力。阶级斗争为纲是明令放弃了，但人间的战争却仍在继续，心里也知道不好，但碰到事情，首选的方案，还是战斗。有心一改前非者，又掉进了囚徒困境的陷阱：担心自己的好心，换来别人心狠如故，只好明知两败俱伤，依然硬着头皮干下去。每个人都把自己装在进退两难的笼子里，无论如何走不出来。原地踏步没有出路，前进又势所不能。在这个当口，甚至还有好事者，时刻准备重新点燃阶级斗争的烈火，让中国再一次陷入打打杀杀的浩劫中去。
人斗争斗得太久了，讲团结也讲得太久了。什么时候拿出自己的理性来，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囚笼，把口头的团结和实际的尔虞我诈都丢到海里去，切实地操练一把合作，尝到了甜头，也许事情还会有点儿转机。
犯了错的人也应该有尊严
报载，厦门整治街头小广告出狠招，江头社区的治安巡逻队抓了四个贴小广告的“现行”，随即用他们身上带的小广告贴满了他们的全身，然后逼着他们去清除小广告。照片上几位连脸上都贴满了“膏药”的先生，一脸的无奈。
按中国的传统，百姓犯了错，必须接受惩罚，惩罚不仅是肉体上的，也包括精神和人格上的羞辱。比如抓到衙门去褪了裤子打屁股，在站笼里罚站，判死刑的话要插上牌子游街。如果不见官，民间的惩罚也类似，在祠堂里当众用荆条抽属于小意思，重的犯奸作科者，抓来，大抵要剥光了衣服示众（如果女的比较有姿色，大家剥衣服的积极性更高），然后再沉潭。总的来说，凡是惩罚，羞辱是免不了的，属于惩罚内涵中的应有之意。
在中国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反传统，但传统却总是阴魂难散。没秩序的时候，上下各色人等互相惩罚，一起羞辱，有秩序的时候，则惩罚中的羞辱，就专门留给下等人。总而言之，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人权的理解依然一片茫然。我们似乎不知道，即使再卑微的人，也一样是有人格和尊严的，而且要尊重人家的人格和尊严。
我们的文化里，人格或者尊严这样的概念，在以前是没有的，类似的东西只有“面子”。中国人之爱面子，曾经让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很是大惊小怪，总是在书里写来写去，但也总是写不明白。不错，中国人是很在乎面子，如果一件事让他在实利上吃了亏，但却有相应的精神上的好处，即有了面子，那么他大抵是会高兴的。其实，中国人的面子有很多层面的内容，被人看得起叫有面子，替人说项成功了叫有面子，做事做成了同样是有面子，甚至被官府抓了很快被放出来也是有面子。最重要的，面子是有等级的。不同等级的人，面子的概念是不同的。面子也是有运用范围的，如果一个人的面子可以遮住有权施加惩罚的人，那么羞辱就不容易落到他的头上。一般说来，等级高的人面子大，遮蔽范围大，等级低的人面子小，遮蔽的范围也小。无论面子大小，只要伤及面子，总是令人难堪的事情，往往比肉体的伤害更加令人不舒服，除非此人是浑不论的滚刀肉。 从实施惩罚的效果角度，凡是需要惩罚的时候，往往要触及对方的“灵魂”，即羞辱其人格，要让这个人和家人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如是，效果才好。只是这种羞辱性惩罚的运用，往往强化了人们的暴虐心态，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乐于表演羞辱别人的闹剧，或者观看羞辱人的表演。过去的县太爷不会当众打缙绅先生的板子，那是因为相对于县太爷而言，缙绅的面子足够大。如果换成皇帝，而这个皇帝又足够地暴虐的话，管你是谁照样打，明朝不是有廷杖吗，意思就是即使贵为大臣，惹恼了皇帝，照样当众打屁股。那个被文人捧得很红的雍正皇帝，还干过这样的事，不打也不杀，赐块“名教罪人”的匾，叫某大臣（钱名世）挂在自家的堂上，就是要羞辱你和你的全家。宗族里游街或者沉潭，都轮不到族长老爷，即使他老人家也不免偷香窃玉，不过，一旦落到绿林好汉的手里，族长老爷的面子就不一定能保得住。只要面子遮蔽不到的地方，羞辱就有可能发生。无论你官当得多大，地位有多高，只要上级领导发了话，羞辱就免不了，清朝皇帝经常发动群臣对某个人搞大批判，群臣无不乐于响应。明朝的永乐帝将建文帝的忠臣家眷发在教坊为娼，众军汉特别踊跃地前往蹂躏。总之，羞辱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众闲人狂欢的时刻，“文革”时，无论给大人物戴高帽子游街，还是给村里的破鞋挂上真的破鞋示众，参与的人都一样的兴奋。不过，在正常年景，最易发生的惩罚性羞辱，还是在最底层的人们身上。一个社区，往往是边缘的人最倒霉，只要有点儿事，大家群起而攻之。但是他们也比外来的同类处境好些，因为那些外来的人，地位既低，又没有熟人的情面，所以，只要他们犯了事，肯定是全区共讨之，羞辱自然是其中之意。厦门发生的事情，如果那几个贴小广告的人是治安联防队一个社区的，可能命运未必会如此惨，但是，这些看上去民工一样的外地人，有谁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呢？
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社会，人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今天落在外地民工头上的羞辱，只要机会成熟，同样会落在另外的人头上，无论你地位多高，人活得多么体面。从本质上讲，对犯错甚至犯罪人的羞辱，如果说对这些人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么更可能的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暴虐，仇恨心理更加恶化。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我们常说，但自从王朔以后，这话多少有了点儿戏谑的意味，说的人好像已经不太把它当真了。其实，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这话还是有道理的。一个单位里，大家私下议论起来，哪个人有本事，哪个人不行，哪个人只是卖嘴，走上层路线，甚至于哪个领导如何，能干不能干，贪还是不贪，或者比较不贪，基本上一清二楚，比美国最牛的民意调查机构的数字还准。可是，这些只是私下的意见，是只有进到某个圈子里才能听到的意见，如果一旦到了公开的环节，事情就变了。
领导到基层作调查研究了，开座谈会。明明私下里意见一堆的群众，到这时候，一下子都规矩了起来，大家说的，净是领导想听和爱听的，稍微有点儿不一样的声音，也大多无关痛痒，于是主持者总结，领导讲话，圆满结束。许多年前，我在一个很小的学校教书，某年不知怎么就被选成了教代会的代表，在讨论校长报告的时候，大家议论纷纷，意见大极了，可是轮到表决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手高高举起，表示赞成，只有我一个人投反对票，在黑压压的一群人中，只有一只手，从来不知道害怕的我，感觉到了压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群众变成了两面人，只要不是活不下去了，决不在公开场合说实话，成了一种金科玉律，所有的人，包括刚出校门的学生，都无师自通地遵行着。在所有的公开场合，无论是开会还是喝酒，领导听到的，都是他爱听的，当然喝酒的时候，马屁拍得一定特别露骨而且肉麻。就是这些肉麻的拍客，只要换个地方，对同一个领导，嘴巴里就会冒出一串又一串特别恶毒的语言来，转换之快，连开关都不用摁。
其实不是所有的领导只要听好听的，他们有时候也需要听一点儿“建设性意见”，他们也是人，也知道自己的施政，未必十全十美，也需要下面的人提个醒，也好弥补缺陷。但是可惜的是他们听不到，听到的只是赞美，如果真的要提意见，最多不过是太不注意身体之类马屁性批评。久而久之，领导习惯了自己的正确，如果地位足够高，还会习惯自己的英明伟大。
当然，群众害怕，害怕领导打击报复，害怕领导给穿小鞋，害怕领导不高兴，领导一高兴，什么危险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咱还是算了吧。尽管，现在已经没有了批斗大会，没有了群众专政，而且，也早不是一个单位定终身，可以人员流转，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大家还是怕。只是怕的同时，意见还特别多，绝不肯学金人三缄其口，于是，我们的世界就变成了私下怨气冲天，明面里风平浪静，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只不过，私下里的怨气，有时候也会变成一封又一封的匿名信，或者更加险恶的玩意儿，让领导时不时地陷于麻烦中。
雪亮的眼睛，对于个人的利害极其敏感，但却往往被眼前的东西撩花了眼，所有的人，只看见眼前的丁点儿蝇头小利，为了这点儿小利，可以不顾是非，不问善恶，只要需要，立即可以把亲朋好友扔到火里去，只要眼前有好处可以捞，哪怕吃下去的是未来的毒药，也照吞不误。只是所有的倾轧拆台，都在当面恭维的烟幕下进行，害得每个人每天都得琢磨别人对他讲的话的真实意义，会错意的时候，笑话也就出来了。
显然，这样的群众，也是领导喜欢的。虽然匿名信之类的麻烦会有点儿，但这些人比较容易操纵和控制，因为这样的人群，群众最容易斗群众。有好事的时候，虽然大家都知道单位里那些人真的有本事，而且出力最多，但遇到好事，需要评选的时候，即使让群众投票，无风险的不记名投票，大家也未必能把该选的人选出来。群众的眼睛虽然是雪亮的，但群众的选择却是由肚子里那点儿意气决定的，越是表现突出的人，大家对他的气很可能越多。在学校里，学生当然也都知道哪个老师最有水平，但每年学生匿名给老师打分，并不见得那些有学问而且认真的教师分才高，因为有相当多的学生不喜欢这些老师的严格。领导总能让他希望得到的人得到（包括他自己），于是，领导的“工作”就起作用了，用不着费太多的精力，几个暗示，一点儿说服，多半可以大功告成。同理，碰到麻烦的时候，也容易化解，每当领导伤及了面比较大的群众利益的时候，往往三拳两脚，就分化瓦解，四散东西。在单位体制下，只要不是让大伙儿一起下岗，就闹不起什么群体性事件。
我经常担心，这样群众，这样的文化，如果有一天真的要能普选了，选出来的会是些什么人。
群众的眼睛虽然雪亮，但雪亮的眼睛却是高度近视，奈何？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中国人喜欢扎堆，一旦成群结队，举止有时就会有点儿乖张，一起欢乐的时候不是没有，但一同愤怒或者同仇敌忾，甚至假装同仇敌忾的时候，往往更多。当今之世，扎堆起哄的机会不多，往往很随机，而且不合法，官方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多少有点儿合法的，是针对外国的事儿，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理直气壮，官方即使想阻拦，也顾虑多多。网络时代，按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应该加强，彼此了解增多，但实际上却未必，人们上了网，了解的机会多，误会的机会也多，更要命的是，乐于在网络溜达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反而不乐意见人，彼此隔膜更厉害。
现实中的乖戾，往往跟网上的暴烈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要某人某事大伙看不上，被揭发出来，就一阵叫打喊杀，如果成了阵势，接下来也许就是“人肉搜索”，非得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曝光而后止，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现实中的直接行动——直接的暴力，从打爆电话到门口泼粪，不一而足。反过来，不管行为多么恶劣，只要网上没多少人呼应，少数几个激愤者无论多么激愤，多半没人会采取下一步行动。
暴力，需要群威群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