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店记
小店是2007年秋冬之际开起来的，在南理工附近一个网吧旁。那时一家人已在南京待了很久，爸爸离开家乡也已有一两年。起初，我和妹妹念大学时，姐姐们先后在南京结婚，妈妈也到南京打工，一家人只有爸爸还留在家乡种田，每年农闲时节到南京来几趟，背一蛇皮袋蔬菜，拎些活鸡活鸭、鸡蛋之类的东西，住五六天，就回乡下。一个人种一二十亩田，他的辛苦自不用说，双抢时常常没有时间烧饭，只能泡方便面吃，夜里躺在地上就睡。每一回双抢过后，都是又黑又瘦。但是化肥贵，农药贵，稻却不值钱，每年开春犁田，买农药和化肥的钱，都还要从姐姐那里拿。时间久了，姐姐就劝他到南京来找个轻松点的事做做，一家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的好。一开始爸爸不愿意——屋后还住着奶奶和叔叔的小儿子，奶奶已经快八十岁了——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在一个秋末离开家乡到了南京。
那时候妈妈在一家网吧做饭，爸爸就去网吧守夜，每月得八百块钱。时候是冬天，晚上九点半钟，他出门赶最后一班公交，中间转一次车。十一点半，要包夜的人纷纷涌到吧台，爸爸裹一件绿色军大衣，去楼下锁铁门，然后坐在吧台边一张椅子上，两手插进袖笼，默默望上网的人。他不会开电脑，也不愿去学怎样在电脑上打扑克或看电视，只是坐着，提防着有没有小偷或闹事的人。冬天的网吧潮湿温暖，因为长久没有新鲜空气流入，发酵出微弱的腐酸气息。电脑屏幕上飘着长着很长翅膀的人，手握长剑，用鼠标点一点，周身就发出一圈圈明亮的蓝光，照得日夜打怪升级的人脸上也蓝幽幽的。这些东西于他都很陌生，唯一使他感到警惕的，就是我和妹妹的大学四年是不是也是这样度过的。
妈妈在网吧做饭，以一只大电饭锅能煮出的饭为限，每天中午和晚上各卖三十来份饭菜。每个月从网吧老板那里领有限的一点菜钱，精打细算，清早去菜场买新鲜便宜的菜（她不愿买不新鲜的菜），和卖菜的讨价还价，每餐做一个小荤、两个素菜。菜做得干净，味道又好，因此很受上网的男生们欢迎，常常半个小时就卖完了。有一回饭菜已经卖完，一个男生来找她，说只想吃她做的菜，她便把留着自己吃的一点饭和雪菜肉丝拿出来，加一个鸡蛋，做了一份雪菜肉丝蛋炒饭给他，收他两块五毛钱。平常一份饭卖三块钱。她常常这样，弄得自己只能吃早上剩下的半个馒头，然后把这最后一份钱悄悄扣下来，放自己的口袋。她不识字，卖饭的钱，都是当天就报账的。
因为这层原因，大学的寒暑假，我和妹妹在网吧打过不少零工。妹妹就在妈妈上班的网吧做收银员，我则去网吧老板的妻子开的另一家网吧。网吧老板姓陈，妈妈让我们叫他陈叔叔。他的妻子我们称为白阿姨。白阿姨身条小巧，小脸，尖下巴，眼睛笑起来好看。虽然已经五十多岁，却仍然看得出从小所受的柔驯的教育。她的网吧在南大附近，大学寒假我都在那里打零工。收银员们全都回家过年去了，我每天站在收银台前，开机子，收钱，打扫卫生，卖饮料。天气潮湿阴冷，门口挂着厚厚的绿色棉布门帘，帘子掀起又放下，进来的人一面哈气跺脚，一面小跑进房间上网。每天要在吧台待十二个小时，我的情绪很坏。
下午三点，白阿姨买了晚上要做的菜和三四块烧饼来，和我一起分吃。她说：“我胃不好，饿了就要找点东西吃。”我很饿，却想减肥，百般推辞不得，只好吃一块。我们坐在吧台里一起择菜。她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我感到不好意思，猜想大概我妈妈告诉了她什么。她有些娇嗔地劝我：“谈恋爱要看准好男孩子，像你陈叔叔，谈恋爱的时候那么体贴，等到结婚就不行了，大男子主义全冒出来了。”我笑笑，说：“陈叔叔人很好呀！”
2006年，原先的网吧停开，陈叔叔在南理工附近租下另一家门面，仍然是做网吧。几乎与此同时，白阿姨的网吧也转让了：她检查出了胃癌。事情来得这样突然，陈叔叔请我妈妈代为照顾白阿姨一阵子，等他们找到合适的人，就还让她到网吧烧饭。妈妈只好答应了。她一定想不到，这一照顾，就是无间歇的五年。在白阿姨得病后的几个月里，我曾见过她一次，虽然已经有预想，一经照面，仍不由吓了一跳。因为失去希望，她整个人迅速地垮下来，瘦得嶙峋，衣服挂在身上，像是披在稻草人伶仃的支架上。她虚弱得几乎站都站不住，由我妈妈扶着，游丝一般回应我的招呼。这次见面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可悯与可怕的印象，使我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尽可能地避免与她见面。
网吧开业后，爸爸仍在那里守夜。过了一年多，白阿姨的病情逐渐稳定，大约因为我妈妈实际由照顾她一人变成了照顾他们全家，十分辛苦，他们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商量着，把网吧左边一个空着的小门面房借给我爸爸，让他开一个小小的杂货店。开杂货店的建议提了一个多月，姐姐们在家说起，都有些鼓舞——毕竟不要房租。大家商量着应该卖些烟酒、饮料，既然在网吧旁边，还可以卖一点零食。二姐跑了几趟工商局、烟草局，办好了应有的证件和执照，又跑去食品市场进货。终于拿到钥匙那一天，时节已是深秋。天气颇冷，南京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高大的悬铃木，树叶已完全枯脆，风一过，扑扑簌簌落下好多，人踩上去，发出清晰的碎裂声。街角卖烤红薯的香味传得很远。大姐夫从工地搞了一点石灰和几个滚刷回来，我们戴着报纸折成的尖帽子，把店里略为粉刷一遍，再拖进几个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玻璃柜，一切准备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店面，只有四五平米样子。当初完全是为了开一道直通到三楼网吧的楼梯，才多出了这么一块不规则的余地。店铺最里面，是楼梯下面一块狭小的空处，摆了一张小床，夜里爸爸就睡在那里。最外面并排摆两张玻璃柜，放展示的烟、零食，里面靠近楼梯的地方，也放一架柜子，放成条的烟和各种饮料。贴着右手边墙的空处，也放一张玻璃柜，暂时竟没有东西可放。左边墙是一个水池，下面放一只桶接用过的水。第一天开张，我们姐妹几个全都跑去，店里站不下，我们都在外面一块空地上站着。天灰得很，有潮湿的雾气，我们觉得冷，站在那里搓手。等了半天，终于有个人来买饮料，说道：“哟！这里终于开了一个小店了！”我们呼啦一下全涌到店里。
我们的小店没有名字。因为网吧硕大的招牌，后来给我们送货的人，都叫它“网吧小店”。店开得稍微久一点，来买东西的人渐多，里面才慢慢齐全一些：装了两部公用电话，有了放饮料的冰箱。夏天兼卖冷饮和啤酒，冬天卖面包。店里堆满装饮料和酒的纸箱，后来东西渐渐放不下，爸爸又请人在墙壁高处打了两个铁架子，搭上木板，专门放烟和酒。
平常日子都是爸爸在店里。我们住在南京城另外一端，因为离得远，晚上他就睡在店里，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他关门总是关得很晚，网吧十一点包夜，很多准备包夜的人到这时候才想起来要预备一点吃的。他还要再等一会儿，把最后两三个零星的鱼打到网里，到十二点，泡个脚，沾床即睡。早上六点半，又爬起来，上楼给陈叔叔打扫一下他的办公室，然后赶紧下来，做早上第一番生意，包夜下机准备回寝室睡觉的学生，往前面土壤仪器场上班的工人。学生买饼干或者面包当早饭，工人要买包烟。这是冬天。夏天店门开的时间更长一些，晚上要到十二点半，甚至一点，他才会关门。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家待业，找不到工作，也不想找，零零碎碎看一点书，在姐姐的催逼下零零碎碎投几份简历，偶尔去面试，结果都不大乐观。爸爸缺觉，我就常去店里替他看店，让他躺一会儿，也好显得我不是那么无所事事。最频繁的时候，差不多每隔一天就去一次。我坐308转315，315路要穿过紫金山脚，经过一段旧城墙和一大片树林，然后是植物园，明孝陵，梅花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春天城墙砖缝里很多紫堇，一蓬一蓬悬在高处。树林刚刚发芽，新鲜的柔绿疏落有如薄雾，是很好看的。琵琶湖在山坡下，经过时是一个下坡的拐弯，车子冲得很快，转瞬即过，遥遥可以看见湖边新发的柳枝，绿柳之间一树开得很好的红花。这一树不知是樱花还是桃花，我常常经过，仿佛三宿桑下似的，对它也生了特别的情感，每回经过，都要特为看一眼。红花很快即落，绿叶成荫。夏天悬铃木繁茂的枝叶擦着车窗而过，燕雀湖水边风蒲猎猎。渐渐有牵牛花，大红的石蒜花，在植物园水杉林下绵延成片。冬天是梅花谷坡上的梅花。
到了店里，收拾店铺。所做的都很简单，无非是擦擦玻璃柜子，擦擦零食包装袋上的灰。店里卖的零食也简单，饼干、薯片、多味花生、鸡腿、火腿肠、辣豆干、棒棒糖一类的。隔半个月，把柜子里摆的烟都换上新的，旧烟上蒙的一层灰擦掉。这里面临大路，卷闸门打开，什么遮挡的东西也没有，是很容易落灰的。看看什么东西卖得差不多了，就上货。这种小事，爸爸是很少做的。只有逢烟草公司送烟来，他很快就把烟按价格分类理好。有些他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卖得不是很快的零食，姐姐进货如果进多了，他就很不高兴，反复向我表达他的不满。我劝他，不进零食，柜台总不能空着，慢慢卖，也是卖得掉的，放在那儿又不碍事！他说，占用我店里的成本！我实在忍不住笑了，你店里那一点东西也叫成本！他只要卖点烟，卖点酒，卖点饮料，就最高兴了。
柜台收拾好了，我卖一点东西，看一会儿书，发一会儿呆。长日无事，来买烟和饮料的人多一点。有阵子附近修地铁，常有工人来买烟。他们抽五块钱一包的，多是绿南京或黄果树。也有抽三块、四块一包的红梅。最便宜的是两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烟质很粗，地铁修完以后，就很少有人来买了。学生们喜欢的是七块钱一包的软壳红塔山和紫色一品梅，讲究一点的，抽十一块的红南京。南京人特别喜欢抽红南京。我们每个星期在烟草公司网站上能订到的红南京数量有限，爸爸就把烟留着，专门卖给学生，十二块钱一包。学生都是很好说话的，十二就十二。本地人则不行，他们要把你数落一顿，“十二！怎么能卖十二！人家店里都卖十一块五！”有的拿了烟丢下十一块钱就跑了。所以他不高兴卖给本地人。他每回睡觉前，都要嘱咐我：“眼睛要会看人，望见那本地人不要卖红南京给他！”我感到很心烦，我眼睛不会看人！心情不好时，我统统都说没有。
很多时候没有人，我坐着翻几页书，就看不下去了。我在店里和店外的空地上晃，小声唱从前学的校园民谣，故意把声音压得哑哑的，觉得那样好听。爸爸每天困守在这里，不知道是怎样忍受这漫长的无聊的。除了买东西的，这附近很少有他认识的人。批发部送饮料的总是把水搬下来，收了钱就走了。曾经有一个自称是芜湖老乡的小伙子，和爸爸说的话多一点，显得很熟的样子。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两个姑娘来上网，问我借三百块钱。他的语气是那么笃定，那么熟络，使我觉得自己如果竟然问他借钱干什么，就是对他面子很大的过不去，于是我默默从盒子里拿出三百块给了他。这个小伙子一个星期以后就辞职跑了，剩下爸爸骂了我两回呆子。
我的呆由来是因为起初爸爸常常给人赊账。有些人来买东西的次数多了，混到脸熟，就开始记账。一些是天天来上网打游戏的男生，一些是土壤仪器厂的工人。这些学生们把家里给的所有钱都奉献到网吧了，赊账时软磨硬泡，有的甚至直接问他借钱上网，承诺家里一来生活费就还。他磨不过人家，就把账记在烟壳子背后。开始他们赊个一百块就还，渐渐赊得越来越多，记满几大张之后，终于消失不见了。这事使得他很受了几天打击，有一回我去看店，他吩咐我写几张“拒绝借款、赊账”贴在玻璃柜上。我说，语气太硬了，写“谢绝”？他说，不，就写“拒绝”！
中午土壤仪器厂的人会跑出来买酒。他们喝白酒，把酒瓶塞进外套，带进厂里偷偷喝。有一个酒鬼，整天醉醺醺的，爸爸说他在厂里有亲戚，如果不是这么每天死醉，早该爬上去了。他经常买一瓶酒寄在店里，中午拿一只带盖的小玻璃杯来，倒一杯回去喝。他说话永远带一股潦倒的酒气，似乎随时都是才刚喝完一杯起来的样子。有好几回，脸上都撞破了，还是跑过来，努力镇定住可能有的一丝尴尬，说和我爸爸很熟，忘了带钱，问我赊烟和酒。
天不热的时候，会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送面包来，每隔三四天送一次。他的面包没有生产日期，每次他来时，都会把上回还没卖掉的几个面包拿走，补上新的。我怀疑他到每家都是这样，不过是把各家没卖完的货互相换个地方而已。逢到有人买我家的面包，问我是不是今天生产的，我不好意思回他，只模模糊糊地说，“昨天送来的。”此外是一个卖水果的老人，每晚八点以后，他骑一辆三轮车来，把车子放在店门口停一会儿，和我爸爸说会话，等地铁口的城管下班了，就推到大街上去卖。隔壁旅馆的老板每天来买一包烟，两瓶酒；对门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每天过来买两包烟——这是爸爸在附近仅有的一点“熟人”了。
冬天是一年里最难熬的季节。天太冷了，除了柜台，再没任何东西把我们和外面的寒气与风隔开。我披着爸爸的军大衣，还是冻得手脚生疼，实在坐不住，只好灌一个热水袋，跑到外面跺脚。天黑以后，寒气剧侵，更是冻得人魂不守舍。爸爸不屑用热水袋，也不要电暖器，他只是坐在椅子上不动。临走时，我总要劝他，晚上早点关门不好吗？学生都放假，又卖不了几个东西！他不耐烦，手一挥，说，晓得晓得，你走！路上注意！他的脾气太固执了，我也没有办法，只好背着包走了。
2008年初，南方下了几场罕见的大雪。地上积雪一尺多厚，小区里广玉兰被压倒了好几棵，绿得发黑的叶子埋在雪里。下大雪的日子，我们的店仍然开着，爸爸回乡看奶奶，被雪阻在家里，他要我待在店里，说店里烟太多，没有人看着不放心。已是过年前后，哪有什么生意呢？我在店里待了好几天，每天中午妈妈从附近陈叔叔家送一点菜、一点饭来给我吃。切得很细的土豆丝，配着辣椒丝，用菜籽油炒得黄黄的。夹着很多青椒的青椒煎鸡蛋。烧得酥烂的鸡爪子、鸭翅膀。漫长的午后和傍晚，我读一本考研的书，趴在柜台上记笔记，隔一会儿就停下来发呆。我隐约想念一个很远的人。雪随时又下起来，落在门外悬铃木白色的枝干和街对面枫杨黑色的枝干上，很少有车子和行人经过，到处的寂静。灰色麻雀落到门前空地上找食吃。我把吃剩的饭撒在地上，它们呼啦一下全飞回到树上，隔了很久，才有一两只大着胆子下来。我躲在玻璃柜后面，悄悄看它们啄食。大枫杨树下是几个环卫工人住的小屋棚，积雪覆盖了蓝色铁皮屋顶，把它显得几乎矮到没有了。一个很瘦的驼背工人从屋棚里走出来，穿过马路来打电话。他驼得很厉害，因此显得很小，像只是一团橙色慢慢移过来，近了才使人看出是一个老头。他用方言打电话，说过年不回家，寄两件毛裤过来。打完电话，他从腰间掏出一只发黑的旧塑料袋，抖抖索索解开，拣出四毛零钱。他的手皴得太厉害了，手指上贴满边缘磨得发黑的胶布。我想说不要给了，却说不出口。才不过几天，我觉得自己已经坐得太久，太孤单了。
后来我终于重新去学校读书。平常要上课，要看书，周末才从学校坐地铁去店里换爸爸回家。姐姐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和工作要忙，妹妹不大在南京，也唯有我能脱开身去。有时候我觉得忙，或者累，犯了懒不想去，给他打电话，让他周末把店门关一晚自己回去，他答应得好好的，下回再去时，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根本没回去。他固执得让人生气，如果没有人去换，他就不回家，哪怕胡子长得老长，头上全是头屑。我没有办法，只好尽量每周都去。每个星期六下午四五点到店里，换他回家，第二天一早，他七八点就到了，为的是去陈叔叔办公室打扫卫生。我其实也可以去，但他就是要早来，也许是不想我错过早上那一番生意。打扫完卫生，他问：“想吃什么菜？”我说随便，他就去附近一条巷子买两个菜回来，通常是应季的蔬菜，加四只鸭腿，或一块肉。店里有一只电磁炉、一口铁锅、一只小锅、一只电饭锅。我卖东西，他在水池边把菜叶掰开来一片片洗净了，做饭给我吃。从前在家里，他和妈妈是常常被人请去办酒席的。
有一回刚从家乡回来，带了家里菜园里的青菜薹。爸爸把青菜薹掐成半拃长，下到滚热的油锅里炒。菜薹油光碧绿，非常好吃。我很好奇，他们炒出的青菜都那么绿，也不生，不知道是怎么炒出来的。有一回是炒茄子，茄子的味道很厚，很下饭。有时候他做一种清肉汤给我吃，把肉剁得细细的，捏成小丸子，在水里氽熟，碎碎洒一点小葱在上面。小葱的颜色很漂亮。肉汤里有薄薄一层透明的油，浮在碗面。大清早怎么吃得下这么荤的东西呢？这肉汤其实是小时候我们难得做的，那时候我们很喜欢吃。
饭做好了我们一起吃。店里只摆得下一张椅子，我们把菜放在一箱酒上，爸爸坐在椅子上，我就随便拖一只纸箱来坐。他一边慢慢喝酒，一边看电视。他喝白酒，几乎是但凡吃饭就要喝酒，因为要看店，喝得不多，一餐二两。他店里的“老村长”，简直有一小半都是给他一个人喝掉的。电视是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捡来的，没有用，就送给他摆在店里。这电视能收两三个台，通常都是抗日片，我实在不要看，只好悄悄把声音调小一点。饭吃过了，他把四只鸭腿腌上，睡觉去了。
我看店的时候，陈叔叔有时候会过来拿报纸。他已经有六十岁，头发还染得很黑，梳得很精神，常常穿一件黑外套。他抽一种很便宜的石林烟，四块钱一包，抽得很凶，一天要两包，用一根烟嘴套着抽。他住得离网吧很近，却买了一辆车，每天上午开车到办公室，和几个老搭档一起打麻将，中午回去吃饭，下午继续打麻将，或者按个摩，晚上再回家吃晚饭。看见他的样子，谁也想不到他的妻子已经病了三四年。偶尔他跟我多说几句，问我什么时候毕业，知道我是学中文的，就说可以去考一下公务员。
下午两三点，我准备走了，就喊爸爸起来。他把鸭腿洗洗，加清水和姜片用小锅煮熟，切成片，要给我带到学校吃。他似乎不大相信我说的不想吃肉的话。我拗不过他，最后只好带两只。这两只鸭腿我要慢慢吃两天才能吃得完。如果这一天是月初，我还要给他做完账才能走，因他同时还兼管网吧里卖零食、烟和饮料瓶的钱。零食和烟都是从小店拿过去的，在网吧卖掉的这些算陈叔叔的钱。我把陈叔叔应得的利润算出来，一笔一笔记在纸上，由他交给陈叔叔。
我走了以后，他又开始为期一周的一个人吃饭看电视卖东西的生活。秋天有人折一枝桂花从门前经过，丢在柜台上，他把花枝捡起来，插在酒瓶里。桂花的香气像水。有时妈妈下班回家，会绕到店里，给他送一点菜。店里最麻烦的事是上厕所，要把店门锁上去网吧，他于是很少喝水，只有酒精把脸浸得红红的。他渐渐比才来南京的时候胖一些，因为老坐着不动，肚子上长了肉。他有时候看起来像一个老人了。每天晚上七八点，他要打好几个电话，一个给奶奶，只问她睡了没有，有没有什么事；一个给三姐女儿，问她作业做完了没。后来大姐和二姐都有了孩子，宝宝刚会嗯嗯呀呀的时候，他就又多了两个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叫他们喊他。
我从店里回家吃晚饭，再回学校。妈妈总要烧不少菜，末了也装一饭盒给我带走。她很辛苦，因为离得远，每天早晨五点就要起床，把家里女儿们的早饭准备好之后出门，七点钟到陈叔叔家附近的菜场，买一天所需的菜，然后做早饭，做家务，侍候白阿姨起床，喂饭。白阿姨一餐只能吃很少一点，一天要吃六七顿。中午做午饭，除白阿姨和陈叔叔外，他们的女儿女婿也会过来一起吃。下午继续做家务，做晚饭，再赶回来给自己家里准备晚饭。晚上她还要洗衣服。可以让她不做吗？不能的，因为她不能忍受女儿们早上要花钱去外面买早饭，又贵又不好吃；也看不惯女儿居然不用热水泡搓衣服，只是直接丢到洗衣机里。她就是偷偷地抢也要把衣服洗掉。
吃完饭后我给她捶一会儿背，揉一会儿腿。她的小腿静脉曲张得厉害，站了一天，又肿又硬。我们说给她做手术，说了两三年，也拖着没做，因为白阿姨一家离不开她。她有浅表性胃溃疡，因为白阿姨的胃癌，她变得有些疑神疑鬼，老说自己胃痛，胃镜照了两三次。大姐很生气，照胃镜是很伤食道的。我给她捏手，发现她的指腹全都开裂，右手的手丫也烂了两个。问她怎么回事，她说白阿姨家洗碗不能用洗洁精，一定要用碱水，还要用开水烫，衣服和床单也是，三天两头洗，在碱水里泡的。我很生气。她说：“女儿啊，你以为在人家做事容易的？”隔了一会儿，说，“要不是你爸爸的店，我真不做了。”
有时候她跟我们说陈家的事。有一阵子陈叔叔天天去健身房锻炼，白阿姨在家忍不住哭，疑心他在外面有了相好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是这样病着的人了。那后来我见过白阿姨一次，妈妈扶她出来散步，她比初病时气色好了很多，脸上略微长了些肉，眼睛笑起来时还是弯弯的，头发整齐梳拢到耳后。她其实还是好看的，她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他们原先住在梅园新村，后来为了离网吧近一点，在网吧旁边租了一所房子。白阿姨一定要在附近小区买一栋房子，哭着说自己不想死在租来的地方，要死在家里。后来他们就把梅园新村的房子卖了，给女儿买了婚房，又添了点钱，在网吧附近买了栋房子。
为了进货方便，我们买了一辆小面包车。回家乡从此也变成一件较容易的事，我们可以自己开车，只要两个小时就能到家。此后每逢清明、五一、中秋、过年，或其他村里有什么爸爸觉得应该回去的红白喜事的时候，他就要求开车回家。他带很多条烟回去散人，和很多人喝酒，说话，坐在酒桌上舍不得下来。他要对他寂寞得没有回音的看店日子略作弥补。每到这时候，我就要去店里待两三天。白天还好，到夜里睡下，竟然感到轻微的悲伤。我总是睡不着。夜深以后，有些声音像是吸了水的海绵，膨胀开来，清晰得令人崩溃。门前街上时时开过渣土车和汽车，夜里上网的人咚咚地踩着床上方的楼梯，凌晨两点以后，门外空地上卖炒饭的人，叮叮当当地炒饭。偶尔有失恋的女生在门外大哭，我知道她必是坐在空地边缘的台阶上，还有缺少女友的小青年，拿着大功率山寨手机播放凤凰传奇。他们都是不需要睡眠的人。
时间长久，每到周五，想到周六下午又要去店里，我就忍不住焦虑起来，觉得自己处在努力恢复与不断破坏的循环里，找不到平衡的方法。我努力恢复起来的读书的秩序与感觉，一到周末，就又被重新打破了。直到毕业前写论文，已经是最后几个月，我跟爸爸说，实在没有时间去换他了，他才慢慢肯每周自己回家一趟。每个星期天晚上十点以后，他关了店门回去洗个澡，第二天一大早又回店里。后来一切都来得很快，有两三天妈妈都回来得很晚，说白阿姨觉得身上痛，陪她在医院检查。过了半个月，再给妈妈打电话，她就说，白阿姨走了。
晚上我回家吃饭，看见妈妈，大吃一惊。她的眼窝乌了很大一块，说是扶白阿姨下车被她的手肘撞的。爸爸说，你那是给鬼打的。妈妈在床上躺了两天。她不能想白阿姨走的时候的样子。直到最后几天，始终在医院守着白阿姨的，还是只有妈妈，陈叔叔和她的女儿每天只来待一小会儿。目睹了白阿姨的过世，妈妈总觉得自己胸闷、心疼。有一天她躺在床上说自己喘不过气来，大姐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第二天我去看她，她刚刚做过心脏照影的检查，这种检查要用一根细如发丝的导管，从右手腕插入动脉，直到心脏，我看见她时，她躺在床上，虚弱得不能动弹，手臂肿得老粗，只有两条静脉曲张的腿因为躺了好几天，细软了很多。下午我推她去做心电图彩超，屏幕上的图案像深海里的一道光，沙沙地晃。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隐约意识到，这是妈妈的心跳。我忽然有点感动又有些害怕。
幸而她没有事。
后来漫长的几个月里，都没有人再去换爸爸。我离开了南京，开始上班。他自己看店，自己回家，我猜想店里柜台上一定落满了灰尘，很多吃的卖完了他才拿出几包补上。但这种担心很快也成为多余，因为店要关门了。传闻这一片要拆迁，到时连网吧也会关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着关门的那一天。我恢复了读大学时的习惯，每个星期给他打一个电话。没有特别的话可以说，照例是早点睡，不要太晚关门，说不到一分钟就挂了。有一天他忽然给我打电话，我说怎么啦？他说没事，今天重阳节，给你奶奶打个电话。我问他店哪一天关门，他说，十月三十号，还有几天。在关门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决定给他打个长点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