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三夜，在乡下看到将落的弦月。细如银钩，颜色通透，仿佛灯火照耀后的橘样红。为这月亮所吸引，我仰头看天，中天上密密的冬天的星子，熠熠有光。虽不及盛夏繁茂，清冷廓落的冬夜里已足使人动情。洗过脚后，换了厚实的棉裤，一人倚在二楼阳台上看了很久。月亮颜色逐渐浑浊，隐入西天灰茫的云气，而星子依旧摇烁清明。我想起这星光也许经过不知几十万年的跋涉，到得此刻，为地球上微渺的我所眼见，眼下这一刹那它的辉光，又不知要经过几十万年，传到那时已不知如何的地球上，为何种生物所承接。时间与空间的广远使人敬畏，我的身边却只是楼下传来的邻居开门泼水声，水塘边小棚中鸭子喑哑的嘎嘎声，村犬时时一阵激动狂吠，遥处村庄几点昏黄的灯火，仿佛自从少年的夜晚便那样亮着。
隔着深蓝玻璃窗，姐姐在黯淡的日光灯下打地铺，把许久不曾睡的泛着淡霉味的被子一层一层铺展开来。阳台边空空荡荡，昔年一棵大水杉树已不复存在，只留一个半烂的树桩。这楼房在我和妹妹小学五年级时建起，如今自然早已破败，当初却也曾新簇簇的。那年冬天一个晚上，旧屋的灶屋起火，除了靠在屋外的一堆冬天烧火的柴火，并没多损失什么。这一场火却促使爸爸下定决心，将原先三间土墙瓦屋推倒，建一座水泥砖的两层楼起来。彼时地方正兴起建楼房的风气，各家都把原先的土房子换成空心水泥砖房，林家村的周姓瓦工生意繁忙，春末的每个清早，过来帮我们用一架铁锈红的机器打水泥砖，打好的水泥砖一行一行排在场基上，等待晒干、垛起。用木头模子铸水泥花窗，张着倒人字翅膀的鸥鸟，飞在两道水波上。初秋楼房终于造好，一挂鞭炮声里，照着地方建房的习俗，爸爸站在楼顶，撒下几把糖果，小孩子一拥而上，我和妹妹也夹在哄里赶去抢。
打好地平、略为粉刷后，我们搬进楼上左边的房间。正是刚刚懂得多愁善感的年纪，春天到秋天的傍晚，我们便常常坐在这水泥预制板搭成的阳台上发呆，听一支翠绿的铁蝴蝶风铃发出声响。这风铃是大姐读初三时，班上一个喜欢她的男生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后来她去芜湖念卫校，风铃便留在家中，成为我们的东西。那时灶屋门前有一棵很大的水杉树，1976年大姐出生时爸爸亲手所种。我们读初中时，水杉已有两层楼高，舒展的枝子一枝伸到二楼阳台，我和妹妹就把风铃系到这一枝水杉上，风一过嘀铃铃响，声音极清脆好听。有时风大起来，风铃响个不停，我正沉浸在多愁的情绪里，楼下爸爸却生气骂起来，他嫌这个东西叮叮当当，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吵得人心烦，不止一次发火，说要把这个东西掼掉。我们怕他当真要来掼，只好不舍地把风铃解下，收到屋子里去，挂在窗钩上，轻轻用手去摇。
在选择性的并且一定经过美化的回忆里，我记起自己少女时代坐在阳台上听风铃的日子，定格的画面总是温暖的春日傍晚，复读的初三那一年。大约因为这是我们从初中到高中毕业这漫长的七年里，妈妈唯一在家的一年，故而也最快乐明净。忧愁自然是有的，我们转去邻镇一所初中复读，在那里我喜欢一个个子高高的，头发略长，远看长得很好看的男生。我从未敢在近距离时抬眼看他，甚至连无端和他说一句话的勇气也没有，只有在上课时，从第二排微微偏过头，用眼角余光去瞬他所在的位置。午后阳光穿过玻璃窗户，照得我总疑心他头发染了黄色。他的身上透有一种莽莽的天真气，成绩一般，英语尤其差，然而我们戴着一条金项链的英语老师，偏偏喜欢叫他起来读课文，近于怜爱地希望用这种方法来使他进步，结果收效甚微。我隔着遥遥的距离看他，努力不经意地从同学那里打听关于他的一切消息：他在学校外面山上那一户卖饭的人家吃饭，和班上一群男生住在校外，就是从学校那扇小门出去的一排小平房里；他们叫他老大，没钱的时候，常常几个人凑一点钱，在租房老板那里买几根“盛唐”烟抽。诸如此类，一点一点小心淘漉而出，金子一般收在心里。偶尔上街买东西，远远经过他们的房子，也扭捏得不知如何自处。我却记得有一回路边泡桐花开了，毛茸茸白花落了一地，我故意立在树下读一封信，迟了一会儿，却又害怕真的被他看到，匆匆收起来走远了。
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放假回家。如果坐车，时间又恰好，便有可能坐上同一辆公交车。有一回是如此，我们在路边遇到，妹妹和他打招呼，他的座位就在妹妹后排的后排，妹妹的性格又开朗如男生，因此聊得十分愉快。我站在一边，默不作声，难过于自己无法这样顺理成章、没有负担地开口。后来车来了，十分拥挤，我们都站在座位中间，妹妹和他靠得很近，车子忽然摇晃时，几乎就要若有若无地碰到一起。他穿一件橙色的、胸前织着鹿纹的毛衣，我远远隔着，心里一时充满嫉妒，甚至恐惧。我怕他是喜欢妹妹的。到了澄桥他便下车，从一条掩映着杉木与毛竹的土路走进去。这条路在我眼里于是也变得非同寻常起来，以后每回我经过这路口，便想着他会不会忽然从路口走出来，感到又害怕又开心。
在修饰过的回忆里，我怀着遥远的单相思，坐在阳台上，两脚垂悬空中，为一种想象的忧愁浸润。那时我看到什么？风铃翠碧如盛夏青草，上面是两只贴在一起的蝴蝶，四片翅膀呈九十度展开，下面缀四支长短不齐的细铁管，铁管中间结一片圆铁片，最下面仍是两只贴在一起的小蝴蝶。为了表示珍重，我们给风铃系上两条鹅黄的丝带。水杉从春天发芽，长出篦子般可爱的叶子。此外是田畈，水塘，杨柳，邻村的村庄，西天的山影，太阳将落时红黄的天。或许还有妈妈炒菜下锅的尖香，公鸡阔亮悠长的一声打鸣，晒干的杉木刺在锅灶里烧着，断裂时发出噼啪的细声。还有女人呼唤小孩家来吃饭，燕子相将归巢。但这些，那时候的我都不在意，我只是看过听过，就那样而已。我着意每一片风吹过风铃，圆圆的铁片敲击铁管，发出细碎流动的声音，长长的丝带逐风而起，我觉得很美丽。我一面静静听，一面小心翼翼估算这声音的大小是否超出了爸爸能忍受的范围，随时准备在大风来临时，将它取下收进屋子里去。
高中在离家三十余里的县城，爸爸独自在家种田，妈妈则照旧例往上海打工。我们住校，一周或两周回家一次。这是一所以很高的升学率和严厉刻苦闻名的学校，高一时我们在三楼，高二搬到二楼，高二暑假补课将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悄悄跑去一楼高三的教室里看。天亮后这里便将成为我们的教室，而此时四下散落着踏了脚印的纸片，桌上刻着从前人的名字，不知谁人打开的风扇空空荡荡刮着。我们有些兴奋，却又仿佛害怕，在桌子上躺一会儿，又跑到宿舍楼下的草坪里坐着说话。学校信奉的条律是看书时间越长越好，故高三时我们晚自习下课的时间是十一点半，而班主任犹在教室徘徊，十二点前，即便是住在城里的同学，也不敢轻易离开教室回家。十二点半，住寝室的同学陆续离开，渐渐时间已是一点，班上只剩下几个人。那时我们寝室楼关门的时间是凌晨一点五十左右，我便常常在一点四十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关上灯，掩上门，手里仍抱一两本资料。在回寝室的大路上，有时遇见从理科班出来的妹妹，若觉得今晚寒风太劲，或有余钱，便一起去学校外面买一块钱春卷吃。卖春卷的男人穿一件蓝布长褂，煤球炉子上架一口油锅，炸春卷和糍粑。裹好的春卷和切得方方正正的糍粑盛在一只木匣子里，用一块白布遮着。他的春卷比别家略大，味道很好，里面真正有肉丝、韭黄、切成细丁的豆腐干和粉丝诸物。故别家卖两毛五或三毛一个的春卷，他卖一块钱三个，来买的学生仍络绎不绝。我们买三个春卷，一人一个，用纸包着，趁滚烫时咬下去，第三个拗成两半分吃。这样回到寝室，洗漱过后，仍要坐在床上翻一会儿书，方始睡去。寝室五人，莫不如此。屋中间一只白炽灯泡，因为拉灯的灯绳坏了，高三一年便没有熄过。
那时我数学很差，自高二起，便常常不及格，及至高三，考试纷如雪片，若能偶尔及格一次，已属侥幸，要在心里十分欢喜。发卷子常是在晚自习中间休息十分钟时，教室灯火通明，我拿到卷子，瞥一眼分数，赶紧反扣起来，用一本书压住。为怕看到周围人的快乐，也不知该如何领受日复一日的同情，便一人躲到四楼楼梯上发呆或小声唱歌，将上课时再回来。我们有一本厚厚的红壳子数学资料，叫做《数学ABC》，老师每天都要讲解。我用很多时间来订正卷子和资料上做错的每一道题，虽然因为愚顽，相同类型的题目下回遇见时，多数仍是不会。那时我的英语也颇勉强，见到政治便觉头痛，至于语文，则不会写议论文，常常不能在考试时间里把一篇作文诌完。如此压抑之下，心灵转觉抑郁，宛转幽徊，无处可泄。因为缺少睡眠，下课时同学都抓紧每一分钟埋首苦睡，而在这样一片万马齐喑的沉默里，有时我竟忽然大声唱起歌来。所唱多是当时喜欢的许美静的情歌，或是为着歌词多悲伤晦暗，曲调又高，可以放声宣泄吧。我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有那样的勇气，虽被目为神经质已不可免，然而从没有一个同学从疲倦的头疼里抬起头，对我大吼一声“不要唱了！”已是我极大的幸运和被照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