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迈进公社大门
在那个年代，知青的身份很奇特。知青，尤其是下乡久不能返城的知青，是遭人歧视的，起码说明家里没有“门子”门路、背景）。可是另一方面，知青是“革命的新生事物”，代表着正确方向，在主流媒体上，这又是个很光荣的身份。
那时凡有运动和大的宣传攻势，都要拉“工农兵”代表人物来陪绑，摇旗呐喊。农民，从整体上说，识字儿的没几个，于是知青人物往往就成了农民的代表。
1976年元旦，复刊后的《诗刊》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词二首，全国媒体广为宣传。其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有“到处莺歌燕舞”之句，这首词是1965年5月所写，当时风暴尚未起，这样写也无不可。可是四人帮掌控的宣传机器却直接把这话移过来，大谈当前形势是“到处莺歌燕舞”。
自“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全国万马齐喑，一片肃杀，居然能说成是“到处莺歌燕舞”。这种吹擂术，古今罕见。
省文艺刊物不敢落后，紧急组织一批“工农兵”稿件，赞颂“莺歌燕舞”。编辑向我约稿，字数不要求多。我心里对“知青下乡”痛恨已极，却索性说假话，高调写上“不负伟大时代，坚决扎根农村”。
吹吧，到处都是谎言，不多我这一个。
而面对现实，我只有痛下决心离开那个大队了。6年的努力，只能忍痛付之东流，一切从头开始。
我给万老师写信求助，请他帮我转户到他们县。
万老师回信应允，说只要转到他们那里一年，打包票可让我回城，随信还寄来了他们县一个大队盖了章的接收函。
拿到接收函，我就要去公社办手续了。我妈说：不能就这样就算了。
我跟你一起去，见公社书记，告大队一状！”
母亲在旧时也算大家闺秀，经过20多年的磨砺，性格已非常强悍。
之所以不敢向大队讨还债务，是因为顾忌被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帽子，对我也不利。大队正是抓住了我们投鼠忌器的心理，准备永久赖账。
到了公社，通报以后，书记出面接见。那时，对我持否定看法的原书记已经调走，新来的关书记，是从县机械工业局局长的任上调来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关书记。关书记面目和善，静静地听我陈述。我说到最后，气愤已极，眼泪夺眶而出，拿出接收函要求办手续。
关书记接过接收函，略看一眼，就递还给我，不疾不徐地说了一番话：“你的情况，公社党委已经掌握。你们大队这样对待你，是错误的。我看你还是不要转户，这样对我们公社影响不好。这样，你先回大队，一个礼拜内，我们会给你一个答复。”
母亲不相信这种承诺。
关书记说：请您相信我，一个礼拜以内，你们一定会听到满意的答复。”
出来后，母亲和我商量，就先等一个礼拜吧。有万老师的关系在，不怕这里落空。
我回到集体户，过了3天，大队果然来人通知我：“公社要借调你，叫你马上去公社党委报到。”
我收拾好行装，赶到公社，见到关书记。关书记郑重地对我说：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你从今天起，调到公社暂时做秘书工作。”
我问：是不是过一段还要回去？”
关书记说：你放心，是长期的，不会回去了。”
从这一天起，我虽然还是知青，但身份在实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事后我和家人谈起，都认为是地委的魏书记发了话，公社处理问题才能如此迅速。
我经过权衡，决定还是在公社暂栖身。万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回复说：也好。如果仍然不行，随时可以转到我县来。”
关书记叫来了常委之一、组织委员老王，交代说：他就跟着你，尽快熟悉情况。”
就这样，我一个非党员，却跟了一个分管组织的常委，要经常列席党委会了。
这位老王其实只有28岁，豪爽、乐观，是个很有个性的年轻干部。他一见我，就很对脾气，拍了我肩膀一下：跟我走吧。”
九十、刀锋一样划过的歌声
就在那时候，有一部电影上演了，就是大名鼎鼎的《决裂》。
这是一部关于“教育革命”的八股电影，但在所有的八股电影中，算是很冲的一部。故事大致的意思是说，只有“泥腿子”才配上大学，上了大学就要向工农学习有用的知识，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只有一肚子没用的知识。
扮演可怜的知识分子的演员，是葛优的爸爸葛存壮，当年的葛存壮还不算老，戴一副黑边眼镜，给“共大”的学员们讲课。这位葛教授的形象，被导演做了刻意丑化，酷似日军小队长，在讲台上只会讲“马尾巴的功能”。
我绝不相信知识分子就这副德行。我出身于科学之家，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点儿科技产品，都离不开科技知识分子付出的心血。早年，我母亲还是年轻人那会儿，就参与仿制了日光灯管，打破了“帝国主”的封锁，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在全国推广。我的父亲，更是在刚到中年之时就创立了一个科学定律，在世界化学界，这个定律以他的姓氏命名。
但在“革命”年代，这都不算数了，只要是“臭老九”，就是只会讲两句“马尾巴的功能”的废物。
这电影，还有极其雷人的一幕，曾经饰演过“李向阳”的那位演员，在片中演了一位大学书记，他义正词严地举起一位农家子弟的手，对众人说：只要这手上有老茧，就有资格上大学！”
这话，要是抽去了当时的背景，也还可以商量。可是，在当时的前提下，就等于宣告：上大学，就是要靠潜规则！”
我没见哪个无权无势的农家子弟上得了大学的。
我只见过无数渴望知识的知青，被“出身”或“表现”门槛挡在了校门之外。
“李向阳”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我们做了宣判。
我在看电影时，就像在听末日宣判。
这表面上堂堂正正的电影，我听出了它的潜台词：想上大学，做梦！”
这部电影，诸位可能不大相信，竟然萦回在我生命中30多年。除了它的拙劣之外，还有一个难忘之处——它的主题歌和插曲非常好听。
电影插曲由名家创作，带有浓厚的江西民歌元素，由当时的顶级歌唱家郭兰英和吕文科演唱。
我从未听过如此高亢的歌曲。
“共大花开分外红，教育革命起东风、起东风(啰)……”
歌声是美丽的，但又像刀锋，划过我的心头。
在沮丧中，我去校园找若兰。以往我去找她，都是在晚间，她只有晚间才有时间。那一天，我忽然撑不住，等不到晚上了，我就想见一见她，见一见，哪怕什么也不说，我就回公社。
“濒死之人想抓住一根稻草”，我那天中午，就是怀着这种心情。
若兰见到我，很惊异，放下了手中的事，陪我出了校园。
我对她说：看了《决裂》，心里很难受。”
她也看了《决裂》，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永远断了回城的路，不能像她那样通过大学的通道，回到这城市了。今后，就连我们之间的交往，也是极不平等的了。
她不知该怎么安慰我，就只默默地陪着我走。我们一走，就走到了很远的湖边公园。公园没有什么人，大地仍是一片枯黄。很干的春风，猛烈地吹着。
街头的喇叭里，正播放吕文科激昂的歌声：“激流滚滚（哎）——浪花翻，一架竹排过群山（啰）……”
干燥的春风中，歌声又如刀锋划过我的心。我逃无可逃。
我们很忧郁地走着，在整个中午。
她下午有课，我送她回校园。在校园门口，我们分别。我告诉她：下午，我就要回去了。”
她迟疑地看了看我——这样的时刻，是幸福，还是苦难？
若兰转身走了。我没动，望着她渐渐走远，最后，被干枯的树丛遮没，她没有回头——也许是不敢回头。
九十一、思想缴械
应该说，迄今为止，我还是没有走出那段历史。吕文科的歌声，至今仍会令我有突然的刺痛。
即便是在近10年来，我也起码有3次，在梦中被人告知：你虽然已经生活在城市，但你的户口是有问题的，并未迁入城市，你迟早还要回去。”
当我在焦灼中醒来，每每需要两三分钟时间，才能辨明自己身在何处。
“只要手上有老茧，就有上大学的资格！”
——“李向阳”的宣判，是我们历史中无法磨蚀掉的刺青。
我们当年是有原罪感的，深为自己的父母早年没有“去延安”而愧疚。千千万万“出身不好”或“表现不好”的知青，没有谁，会想起来向“李向阳”质问：难道我们手上没有老茧吗？”
在那个春风猛烈的中午，我和若兰在临别前约定，在一个时期内我们不要来往了，也不要再通信了。因为我们现在的状态，已不是在“抱团取暖”，而是互相攀扯着往下沉。
我们恐惧没顶之灾。
我和她相约，在一个我们都能像亚瑟(小说《牛虻》中的主人公)那样坚定地面对生活时，再相见。
回到公社后，5月如期而至，从自然的意义上说，大地重光。我此时做了一个抉择——要想不被重压搞成精神分裂，我必须服膺目前的“主旋律”，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否则，我将每天都在进行痛苦不堪的精神自杀。
我跟了组织委员老王之后，有些非常微妙的感觉。因为笔头好，我迅速被党委班子认可，又因为跟的是公社实际上的“第三把手”，我的身份也随之提高。
组织安排我住在公社办公室的一间空房里，有一铺炕，有办公桌椅，院中有水井、公厕，吃饭到与公社平行的镇机关食堂“借吃”。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我有了一个独自的空间。
我把载有重头文章的报纸留下，又买来上海“四人帮”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决心好好研究一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看它有何等的“金玉”在内。
原来，这是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的一句话“创造”出来的一套体系。这个理论认为，“按劳分配”也有不合理之处。人的体能、天赋有差别，因此“按劳分配”就意味着对天生的弱者不公。这种小小的不平等，就有可能滋生出巨大的阶级差别。
“四人帮”的理论说：目前所进行的一切喧嚣和折腾，就是要缩小“三大差别”，最终是要削平一切差别。
但是这个理论的吊诡之处在于，他们闭口不谈如何提高弱者（农民、体力劳动者）的待遇水平，只说要拿掉高端人群的“资产阶级法权”。
当一个人沉浸在纯粹的逻辑思辨中，会罔顾事实。我就是在无数静夜的阅读中，开始了“思想缴械”。
夏天时，我收到了小珍寄来的一个邮件。小珍被借调到当地县知青办，办了一个知青小报。在寄来的一卷报纸中，我看到了小珍的新作，文彩略输，但“斗争精神”极强。我给她去了一封信，虚心讨教，问她：我的作品以及我本人的思想方式，究竟有什么问题。
我们之间大概通了两三次信。小珍是“根红苗壮”的人，没有思想负担，她对我说：你的问题，是过去的东西残留得太多，这样对你前进很不利。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她说：我是不相信那些书本子们（大学教授们）的！”
在反智主义的氛围中，这话掷地有声。我被深深震撼，诚恳地向她道了谢。
那个春夏之交，我在“缴械”之后，获得了思想上的新生，沮丧之感渐渐消失。
5月初，我又参加了一个剧本讨论会议，这大概是我最不应该参加的一次会。参会的人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个是工人业余作者。这个人，其实是“识俩字儿”的空疏之辈，他在多年以后，给我带来了一场无妄之灾。正如若兰的父亲所担忧的那样，写作，会误闯命定的“白虎堂”。
我当时并不知人世会有如此险恶。夏之时，每天黎明即起，在朝暾初升中，到小镇郊外的原野上散步。
镇内大喇叭放着激昂壮阔的合唱声：东海扬波红日升，南岭起舞飘彩云，珠穆朗玛雪峰献哈达，草原上赞歌唱不尽……”
我长久地驻足。
大地清新，绿色无涯。
青春，毕竟是值得留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