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人人皆知的“王八”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几个有趣儿的乡村人物。
“王八”是什么意思？我想人人都知道。偶尔被戴了绿帽子，那不算什么，可是，在我们那会儿的乡村，就有自愿当“王八”的人。
乡村穷，文化也落后，现在的很多小文人似乎很赞美这种原始状态，似乎美好的东西都从这里来。可是，以我当知青的经验看，贫困不一定出美好。
我现在要讲的“王八”，就是经常和我搭档看青的那一位。我前面说过，他家的生活条件不错，有一间空房专门给客人用。
这位家伙，就是“王八”。
那么说，他的老婆很漂亮？很有风情？都不是。以我那时的眼光看，也就一黑不溜秋的小老太太，大约年近四十吧。除了穿着整洁，实在看不出她怎么能勾引人。
这位风流妇女有固定的“相好的”。她的情人不是一般人，是城里的工人，究竟是一个还是几个人，不清楚。那时候工人也有有钱的，８级工匠月薪能挣到８０块呢，个别“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的工人，完全可能搞一点儿钱色交换的事儿。
“王八”这一家人很有意思，那男的也算是仪表堂堂，在生产队长期担任后勤，不用下地出苦力，可就是顶着个绿帽子，人人皆知。
一到星期日，他们家就来“城里的亲戚”，一看就是工人贵族，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提着肉、蛋、干豆腐之类的。他们家赶紧做饭招待人家，到晚上，男主人“王八”就郁郁寡欢地自己溜出来，跑到生产队马圈里，去和马倌（饲养员）挤一个炕。
工人在“王八”家里抱着主妇癫狂一夜，一大早赶火车回城里去上班。每次留下多少钱，不知道，反正这家一直显得比较富足。屯子里人看待“王八”这一家的心态，很复杂。
首先，绝对没有人谴责——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肯撕破脸皮。其次，可能还有些羡慕，不管怎样，有“外快”那多好呀。还有就是，羡慕是羡慕，但自己决不肯效仿，谁愿意租借老婆给别人？
每次“王八”跑出来避嫌时，马倌就偷着叨咕：瞧那脸色儿，又阴呼啦（阴天）的了！”
所有的人，都鄙视那娘们儿。一开始，我不大相信老乡们的传言。我琢磨，乡村的女人，能那么开放吗？可是，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去公社开会，回来的时候为了走公路，绕了一下远。
一路飞驰，在田野上的一座公路桥上，远远看见一男一女两位中年人，伏在栏杆上看风景。
我拿眼睛一扫：妈呀，这不是‘王八’老婆吗！”
她没注意到我，只是陶醉地看着小河东流去。她身边那个男人，我从没见过。
这下就坐实了。
我吓得骑得飞快，落荒而逃，倒像自己做了啥坏事儿一样。
这娘们儿！不过，后来想想，在下乡8年间，我这还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农村妇女在谈情说爱。
三十一、他能听懂《山楂树》
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听说过知青下放、干部下放、右派下放，但是，听说过有“工人下放”的吗？
1960年，粮食紧张、经济衰退，城里号召工人下放，到农村投亲靠友，为国家分担困难，另外也暗示乡下可以吃饱。
当时城里粮食供应确实紧张，什么豆腐渣、高粱面（高粱米带少许糠皮磨成面）都成了食品。我们家原本是很讲究吃的，但也吃过这些玩意儿。有时候，连玉米面也不够吃，要吃玉米面菜团子。
知识分子家庭如此，工人就更难熬了，体力劳动者饭量都大。于是，到农村去投亲靠友的号召，就很有诱惑力。
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30户人家中，就有4户是下放工人。他们当年来乡下，确实也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因为困难时期东北农村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可是，仅仅过了3年，困难时期就结束了。城里的物资供应恢复了正常，下放工人想要再回城？没门儿了！
当年究竟有多少工人响应号召下放，不大清楚，估计一个省怎么也得有10万多万户吧。
在我们生产队，这４个下放工人，分属不同的家族，在队里的地位也不大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就是到死也瞧不起农民，而对我们下放知青特别有好感。
由于他们对我较为亲近，我也就从他们那儿听到了一些事情。我问过他们：过去当工人的时候，生活怎么样？”
一提起这个，他们无不眉飞色舞。
那么，工人生活好在哪儿呢？他们说：周末有舞会，经常打篮球，每周看一部新电影，女同志都穿“布拉吉”连衣裙）……
这几个人，都是解放初期从农村跑到城里，从学徒工干起的。
在他们的回忆中，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工人，过的是伊甸园式的生活，有奔头，有乐趣，有尊严。而一说到当下的公社化生活，都嗤之以鼻。
我问他们是否后悔。他们回答说：后悔有什么用？谁让当时冲动来着，要是挺过困难时期不下乡，现在不还是工人？
这种隐痛，大概要伴随他们一生。
20世纪70年代初期，除了《新闻简报》和样板戏纪录片，是没有别的电影的，所以我对过去的电影特别感兴趣，专门问了他们这方面情况。他们说起那时候看的外国电影，如数家珍，什么《巴格达窃贼》、《流浪者》、《蓝箭》……一套一套的。
我当时有点儿怀疑，他们是否夸大了当时的幸福。后来过了几年，我偶尔看见一本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的摄影画册，里面有一张《哈尔滨的黄昏》——松花江畔，有一些“布拉吉”的剪影，美如梦幻。我这才相信了，工人老大哥的50年代，的确是天堂。
他们对我，有一种故旧之感。也许，见到我们知青身上的“城市气息”，能让他们想起当年的青春，想起“布拉吉”，想起黑灯舞会。
其中有一位老高，跟我最铁，常对我说掏心窝子话。有一年秋天，他搭档跟我一起看青，一次聊到了苏联歌曲，我问他会不会，他说：听过，不会唱。”
我说：我唱给你听听。”
那天晚上，在野地里，我唱了30多首苏联歌曲，有《山楂树》、《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小杜鹃》等等，外加一首南斯拉夫歌曲《深深的海洋》。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的灯火辉煌……
在寒夜的野地里，歌词里的“工厂”是他最美的回忆，是我最美的憧憬。老高把镰刀夹在腋下，袖着手，听得张大了嘴：你怎么会这么多？”
这以后，他在屯子里见到我，总要友善地点点头：你呀，将来前途无量。”
他们如果不讲自己的历史，看不出跟老农有什么区别，只有细看他们的眼神，才能看出有一种蔑视。
他们永远蔑视庄稼院里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