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期，母亲和大姨有过一段时间的密切联系，她们在各自生活的城市里把信写到对方生活的城市里去，或者把电话打到对方生活的城市里去，不厌其烦地讨论小姨的事。她们在吃过晚饭，洗刷过碗筷，收拾好老伴和儿女们之后，急匆匆地坐在书桌旁，开始用笔和电话听筒讨论孤家寡人的、一身疾病的、脾气乖张的、不与人合作的小姨的问题。那些信件和电话带来的是一大堆被眼泪和鼻涕弄得脏兮兮的纸巾，以及对她们最小的妹妹后半生残存日子的混乱设计。
小姨生下了三个孩子，一个死了，一个送给了人，一个远走高飞了。死了的那个孩子，他已经不是孩子了，或者说，他曾经是孩子，现在是一抔没有指望的泥土；远走高飞的孩子，虽然没有变成泥土，而是一名正在茁壮成长的工农兵大学生，但他只是在要钱的时候以一份简短的冷冰冰的电报的方式出现，然后他就消失掉，消失得无踪无影，直到再次要钱的时候才出现，这样的孩子同样指望不上；能够指望的，或者说有可能指望的，只有那个送给了别人的孩子。
母亲和大姨商量的结果，是想方设法找到那个送给别人的孩子，让他来照顾小姨越来越糟糕的日子，慰藉小姨苦难的余生。
在那个年代，这种寻找丢失孩子的事情非常普遍。他们都是战争时期或者那以后的日子里打散、丢失、寄养、失踪和留在家乡的孩子。这些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分离时，所有的父母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无法克服的困难，以致他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让孩子离开自己，或者换一种说法，让自己离开孩子。孩子并不知道这一内情，他们在离开父母的时候大多年纪很小，有的还在襁褓里，有的甚至没有出生，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们和自己的父母分离后，就开始了无人知晓的生命颠簸，比如失踪、辗转、流浪或是死亡。他们中间有相当一些人，甚至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究竟是谁。和平年代到来后，不少当年的父母开始寻找自己的孩子，虽然大多数孩子就像离开了枝头的青果子一样，不可能全都找回来，即使找回来了，也不可能再把它们嫁接到枝头上去继续生长。但果子毕竟是果子，即使不能生长了，也是自己枝头落下的，涩了烂了也是自己的，所以即使寻找孩子的事难度相当大，父母们仍然为此付出着令人敬佩的努力。在这种大规模的寻找孩子的行动中，失望是难免的，找回孩子来的事情也发生过不少，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千辛万苦找到的孩子不是自己的，而是战友的或完全不相干的人的，或者找回的孩子的确是自己的，却与初衷相悖，那些孩子不愿意认自己的亲生父母，甚至对亲生父母表示出憎恨，由此引出许许多多令人不快的事情。这是后话。
母亲和大姨就像所有当年寻找孩子的那些父母一样，为此下了很大的力气。她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通过民政部门、公安局和孤儿院广为撒网搜寻，并且在经过推测可能性极大的几个省份登报寻人，终于在黑龙江五大连池找到了被一对收旧货的老人收养了的那个孩子。
母亲和大姨非常高兴，她们分别从各自生活的城市坐火车或者汽车去了五大连池，在经过小心翼翼地征询和有关方面细致的核实之后，她们肯定了那就是她们要找的孩子。
孩子是个老实的孩子，并且成年了，并且善良勤劳。母亲和大姨一走进那个简陋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院子，看见那个健壮如小牛犊的孩子麻利地把一堆废铜烂铁装进麻袋，并且轻松地扛上肩，母亲和大姨就相视而笑了。她们知道那孩子是可以依赖的。她们觉得她们来对了。
认亲的过程简单而有效率。激动是免不了的，不知所措和茫然也免不了，不过这一切都因为一件事情终于水落石出、终于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且带着喜庆的成分，很快被在场的所有人接受了。母亲和大姨轮番上去抱那个孩子，她们把那个长成了大人的孩子抱在胳膊圈里，上下打量，泪水涟涟。孩子的养父母先是有些害怕，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冲过来拦着那些陌生人，不让他们接近自己的孩子，进一步地，不让他们抢去自己的孩子，等到他们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了是孩子的亲生母亲找来了时，他们就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然后他们就躲到一边去了。倒是那个孩子，他也不惊慌失措，也没有太多的言语，在被告之整个事情的原委时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端茶倒水，招待客人，自始至终，脸上露出些微害羞的神色。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有些麻烦了——孩子不愿离开他的养父母。他没有对亲生母亲为什么在他幼小的时候抛弃他而又在这个时候想起他来并且要把他接回到身边去这些复杂的问题提出任何质疑，却说什么也不肯离开他的养父母。他的养父母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从一个牲口贩子手中花十八个铜板买下了他，把他从小带到大，为此吃尽了苦头，如今他们老了，再也干不动活了，他一旦离开他们，他们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要不，你们让那什么过来，跟我和我爹妈一块儿过，我有力气，我能养活咱家四口。那个孩子有些腼腆地说。那个孩子很高大，也很朴实，他站在那里，下意识地搓着一双粗糙的大手。任何人一看他的那双粗糙的大手就会相信，他说的话不会有错，他确实有能力养活“咱家四口”。只是有一点儿，他不知道怎么对付突然出现的生母，他管他的生母叫“那什么”。
母亲和大姨当然不会把小姨送到那个堆满了废纸旧布破铜烂铁玻璃渣滓的低矮棚子里去，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母亲和大姨还是希望那孩子搬去和小姨一块儿住。
那孩子非常为难，皱着眉头，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高兴地说，要不，我把我爹妈带上，去那什么那里，咱们一块儿住，咱们还是一家，热热闹闹的一家，那什么也不用过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他这么说着，用力搓着他那双粗糙的大手，眉开目散，喜气洋洋，好像他真的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问题真的解决了似的。
母亲和大姨相互看了一眼，没说话。
毫无疑问，这个办法和先前的办法一样，也不行。
当地陪同的领导不干了，对那孩子说，你这个小同志，讲什么条件，这又不是买根萝卜搭棵葱的事，是要你去照顾你亲生母亲革命母亲的事。话再说白了，是要你去享福，你还有什么条件好讲？
孩子的养父母慌了，他们躲得远远的，但他们一直在留心听着这些人说的话，他们害怕孩子得罪了人，连忙过来，拉扯着孩子的胳膊，说，满地呀，可不敢和人这么说话，人家是领导，占着理儿，再说人家帮你找到了亲娘，你该磕头才是。满地呀，你就跟着这两位大婶去吧，你去享福，我们不要你管，我们能对付自己。满地你磕头，你磕完了头就去，去服侍你亲娘。
叫满地的孩子一下子就火了。他不光是火，他还犟。叫满地的孩子说，我干吗要去享福？我干吗不管你们？我磕头行，但不管你们，我还是满地不是满地？我还是人不是人？我现在就磕头，我磕完了还留下，守着你们，给你们养老送终，让别人享福去。
叫满地的孩子说完转过头来，对母亲和大姨说，两位姨，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你们留下来吃顿饭，吃完饭我送你们去车站。那什么那边，我亲娘那边，要么我去把她接来，要么我带上我爹妈一块儿过去，她来还是我们一块儿过去，老人们我都管了，粗茶淡饭，谁我也不怠慢，但我不能一个人跟你们走，要我丢下我爹妈，除非我满地没了。
叫满地的孩子说完这话，扑通一声跪下了。他跪下了，粗糙的大手撑在地上，给母亲和大姨通通磕了三个头，转了方向，又给当地的领导通通磕了三个头，磕完头，起身，拍干净膝盖上的泥土，去屋里淘米做饭，再挑了一担旧报纸，去卤肉店换了一块酱肉，去小卖铺换了半瓶烧酒，收拾出一桌饭，让母亲和大姨在小桌边坐了，把养父母扶到上首坐了，自己端了一碗饭，拈一块咸菜疙瘩，蹲到一边去，大口往嘴里扒饭。那以后他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母亲和大姨空手而归。她们怎么去的，仍然怎么回来。她们回到各自的城市，又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在见过侄儿满地之后，母亲和大姨冷静多了，纸巾也用得少多了，这样反而加快了商量的速度和质量。她们商量的结果是，寻找满地侄儿这件事，找到满地侄儿这件事，没有把满地侄儿找回来这件事，就她俩知道，只限于她俩知道，嘴封严了，谁也不告诉，死也不告诉，这是一；在她们自己的孩子当中挑选，挑选出一个老实的、听话的、乖巧的、知道疼人的，过继给她们的小妹妹，让这个孩子来做她们小妹妹的儿子，照顾她剩余的日子，这是二。
她们决定要过继的那个孩子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