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讲的故事从2009年1月26日下午开始。那天是星期一，是印度共和国成立五十九年的纪念日。尽管印度是1947年8月15日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的，但印度共和国的众位领导很英明，认为8月中旬过于炎热和潮湿，不适合举行户外庆祝活动，而1月下旬则是个好时候，更适合用来庆祝共和国成立，于是他们便选择1950年1月26日签署印度共和国的新宪法。他们宣布这一天为全民假日，命名为共和日。
每年1月底，寒冬的凛冽渐渐减弱，日出之际，浓雾弥漫的黎明转化为阳光灿烂的早晨，鲜花盛开、巨嘴鸟啼叫的时节即将来临。
共和日是印度日历上最重要的日子，因为这是印度举国欢庆的唯一一个节日。在印度，无论一个人信仰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还是印度祆教，都会庆祝这个节日。这一天，每一个邦的首府都会举行升旗仪式。此外，部队、警察和学生也会上街游行。
不过，这一天，印度庆祝场面最宏大的地方在首都，这里会展示印度的军事力量和文化多样性。坦克、装甲车、火箭发射载具驶过大街；礼炮声隆隆；海陆空三军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行进，斜挎着随身佩剑做出敬礼动作；骑兵乘着骆驼和马匹，身后的队伍来自各个邦，集中展示自己取得的各项成就，队伍周围，民族舞蹈演员在表演歌舞。大家在拂晓时就开始集合，沿着国王大道两侧排成长队。这条宽阔的大道从位于芮希那小山上的总统府开始，沿着斜坡向下延伸，斜坡两侧有两组宏伟的政府大楼，即北区和南区，大道末端通往庄严的战争纪念拱门——印度门。印度门上刻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第三次阿富汗始英战争以及1971年与邻国巴基斯坦发生冲突时失去生命的印度阵亡将士的姓名。在印度门的中间燃着圣火陈，常年不息，纪念这些为祖国献出宝贵生命的军人。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印度作为圣雄甘地的祖国，一向崇尚非暴力运动，以自己是和平使者为傲，为何会展示这么多致命武器和战斗力量来欢度国庆节。真相是这样的：我们印度人内心充满了矛盾。我们向世界宣传和平，同时也在为战争做准备；我们宣扬心灵的纯净、贞洁和禁欲，同时我们也沉迷于情欲。这让我们变得很滑稽。不过，我们的确也因此对这种庸俗的武器展示做了一些补偿——在朝着政府大楼群的胜利广场举行了一场阅兵仪式。在这里，人数众多的陆、海、空三军乐队不携带任何武器，只带着小号、长笛、单簧管、爵士鼓和风笛，在广场上往来穿梭表演。这场盛大的集会最后伴着钟鸣声。响起圣雄甘地最喜欢圣铃“与我在一起”。一天后，也就是1月30日，是甘地纪念日。这一天，印度领导人聚集在新德里的甘地陵，把鲜花撒在黑色的大理石平台上，这里是甘地遗体火葬成灰之所。你看，我们就是这种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很滑稽。
还是让我回到正题中来吧。大约中午时分，国王大道的游行结束了，人群开始逐渐四散开去。有些人前往附近的老堡垒，他们或在草坪上野餐，或在阳光下打着小盹。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古老的历史遗迹也能为大家提供休憩放松的空间，环境同样宁静，其中最受欢迎的便是离国王大道不远的罗迪公园。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的树木、飞鸟以及老式建筑。这里风景优美，可能是印度最具历史意义的公园了。这一带以前是海尔布尔村庄的一部分，散布着众多的墓地和纪念碑。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迁走这里的村民，以便保护墓地和纪念碑。
后来，印度总督威灵顿伯爵的夫人异想天开地想让自己青史留名，于是把分散的纪念碑用围墙圈了起来，在北面立了一道大门，供人出入，门上的题字为“威灵顿夫人公园”。她还建了一条煤渣跑道，以供殖民地时期的那些大人及随从骑马行进。不过，这一切都已成历史。现在没有任何人再称这个公园为威灵顿夫人公园，煤渣跑道也已经改造成鹅卵石铺成的人行道。这座公园也改称为洛提公园，因为其中大部分纪念碑是在罗迪王朝时期建成的。现在公园增加了三道入口，第二道入口仍然在北面，入口外还有一个小型的停车场。进门以后，游客们必须得先走过一道叫做“八墩”的古老石桥，石桥位于一条护城河上。这条河当时是用来保护由围墙围着的塞干达尔?罗迪陵墓，这座陵墓建成于1518年。然后，再穿过两侧栽种着西班牙樱桃树的林荫大道，就到了公园中心。公园东面，靠近印度国际中心还有一道入口。另外的一道入口则在公园南面，入口外面不远处就是一条大道，两边栽满棕榈树。这条大道通往公园里最古老的陵墓，即建于1450年的穆罕默德?沙哈?赛义德陵。
罗迪公园里有一座很重要的清真寺，建于1494年，称为迦米清真寺。清真寺南面有一处极为宽阔的草坪，是公园里人们最喜欢待的地方。清真寺吸引人的原因是它的凸圆屋顶，看起来就像年轻女性的乳房，十分逼真，有乳晕，还有乳头。大部分清真寺和陵墓都有圆屋顶，但屋顶上面都有金属尖塔，毫无女性的妩媚可言。不过这个大圆屋顶则截然不同。你可以目不转睛地望着它，连续看上几个小时，惊讶于它与处女乳房的相似度。你会注意到，那些躺卧在草坪上的男人，都面朝着它，而他们的女眷则都背对着它。还有一条长凳也面朝这座清真寺，常来这座公园的人叫它老人凳，因为很多年里，有三位老人在步履蹒跚地绕着公园散步之后，就会一直坐在这条凳子上。他们闲聊时，目光就一直凝视着那个大圆顶。会英语的印度人说，这几个老人组成了“日落俱乐部”，因为每天的日落时分，他们都会看见这三位老人坐在老人凳上，而他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已处于生命的日落时分。
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日落俱乐部”的几位成员。首先我想介绍潘迪特?普里坦姆?沙玛，因为他在这三个人中最为年长。沙玛出身于旁遮普邦的婆罗门家庭，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曾担任印度驻伦敦和巴黎的文化参赞；退休前，已是印度教育部的一号人物。他保养得不错，前半个脑袋虽然谢顶了，但后半部的白发从头顶倾泻而下，在双肩上卷起，这让他看起来有一副学者派头。沙玛身体很健康，只不过看书需带老花镜，听人说话需带助听器，吃饭需戴假牙而已。他相信阿育吠陀医学和顺势疗法。沙玛一生中有过很多女人，有外国的，也有印度本土的，但他十分侥幸地躲开了她们，没有迎娶其中任何一人。他一直和自己的老处女妹妹苏尼塔住在一起。苏尼塔比沙玛年轻几乎二十岁，在一个民间组织里工作。他俩在靠近可汗市场的公寓楼里有一套房子，位于一楼，包含两间卧室，两间浴室，一间兼做餐厅的大客厅，一间书房，还有两个阳台。
客厅有一面墙壁靠着一个装满书籍的书架，那些书沙玛没有读过，也没打算读，这样摆设只是为了让人觉得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其他几面墙上挂着一些画，都是沙玛退休后自己画的，除了他本人，谁也看不懂那些画想传达什么意义，不过这些画作的确能让人觉得沙玛是个文化人。他还写诗，都是长长的素体诗，他到可汗市场找人把诗都印了出来，一旦有客来访，就免费赠送。由于他做官已做到教育部长一职，他也就水到渠成地成为很多文化机构、社会机构和学校董事会的主席。他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主席，能讲出很多深刻的道理，诸如“文化没有边界；一切宗教都在教导大家真理和爱的信念”等等。他没有敌人，无论男女，所有相识之人都颇为喜爱他。他有几条做伴的狗，分别取名为达布一号、达布二号和达布三号。沙玛还拥有一辆小车，有一个司机，这是某所学校配给他的，因为他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会主席。每天小车载着他及仆人帕万和某条达布一起来到罗迪公园北门停下，接下来他身后跟着帕万和达布，一起绕公园一周，最后他在老人凳上就座，仆人和狗则坐在他身后的草坪上。
“日落俱乐部”的第二位成员是穆斯林显贵纳瓦布?巴拉卡图拉?贝格。他是伊斯兰逊尼派教徒，祖先是阿富汗人，早在英国占领印度之前就已在德里安居乐业。贝格的祖先把做军人和销售希腊药物结合得很好。他们当初分到的土地靠近现在新德里的尼桑木丁，贝格的父亲在老城创建了好多家希腊药物连锁店，但老人更喜欢住在自己位于尼桑木丁的大房子里。那是一座宽敞的别墅，叫做“贝格之家”。别墅有很多房间，数个阳台，前面有一座大花园，后面则是家仆的住所。贝格不喜欢积攒书籍，在大学毕业以后就与书本无缘了。他收藏了几本乌尔都语诗人写的诗集，此外他也收藏了不少工艺品，令人印象颇为深刻，因为那些都是古印度莫卧儿王朝时代的物品，贝格把它们摆放在自己的起居室里。贝格身高六英尺，体格魁伟，头发花白，嘴唇上方留着八字胡，下巴那儿蓄着修得短短的山羊须。
与出身富裕家庭的所有虔诚的穆斯林一样，他也就读于印度北方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毕业后子承父业。在父亲去世后，又继承了房产。他娶了表妹莎吉娜，生了一大群孩子。他在年轻的时候偶尔会去妓院找找乐子，也会与妻子的女仆上上床。不过，若不考虑这些，他一直算得上忠诚的丈夫。1947年，英属印度分裂，他留在印度，加入了国大党，是尼赫鲁-甘地王朝的支持者。四十多年来，他一直每天定期到罗迪公园里散步。司机开着奔驰车将他送到公园南门那儿，他进入公园，绕着那些纪念碑漫步，身后跟着一个仆人，仆人推着一把轮椅。接下来，他会来到面朝大圆顶的长凳子那儿，在凳子上就座。即使已年过八旬，贝格仍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不用老花镜，不戴助听器，也没安假牙，只是偶尔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第三位成员是萨达尔?布塔?辛格。他是锡克教徒，身体矮壮结实，挺着个大肚子，从未剪过的头发已是雪白颜色。他头上没有围上那种六英尺长的头巾，而是总喜欢戴一顶棉帽或羊毛帽。他已经有八十六岁，但因为络腮胡子是染黑了的，所以看起来年纪没那么大。他饱受多种疾病的折磨：长期便秘，早期糖尿病，血压不稳，前列腺肥大，周期性发作的痛风。他从学生时代到现在，一直都戴着眼镜；下牙都已掉光，现在下颚上全是假牙；助听器也用了好些年。布塔是个耽于奢侈逸乐之徒，自称信奉不可知论，可他每天在凌晨四点起床之际，都会为自己的健康祈祷，无数次诵念神灵的名字，还祈求印度教智慧之母保佑，最后还会唱一段锡克语圣歌，其主旨是祈祷远离不幸：
愿疾病之风不要吹到我，主是我的保护神。
罗摩画了一面墙，就在四周保护我；
兄弟，我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真正的古鲁，把宇宙融合，
他告诉我牢记罗摩的姓名，这是对付一切疾病的灵药；
冥想他，只冥想他。
他拯救那些值得拯救的人；消除一切疑虑。
那纳克说，主慈悲为怀，是我的救星。
布塔是享乐主义者，同时也是不可知论者，但他还是会祈祷各方神灵保佑他。针对自身这种矛盾行为，他解释说：“谁知道呢！他们说祈祷可以创造奇迹，试一试总没什么害处。”
祈祷基本没有帮到他什么，于是祈祷之外，从黎明到黄昏，他继续吃各种各样的药片进行补救。
布塔在英国接受的高等教育，曾在伦敦和巴黎为印度政府服务。后来回到德里，开始为报纸撰文。他住在一套公寓里，离沙玛的住处不远。布塔家客厅里，几面墙边都安放着书架，上面摆放的书籍有小说、诗集、传记，也有被列为禁书的色情作品。他最喜欢的图书是文摘和诗选，乌尔都语和英语的都喜欢。他熟读大量诗歌并储存在脑海里，一有机会就脱口而出。人们都认为他很有学问，但他知道自己有点儿欺世盗名。
布塔是个鳏夫，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子已经移民去了加拿大；女儿的丈夫已去世，现在和她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离布塔家很近。布塔虽然鳏居，但从未感到过孤单。在晚上只要他打开门，就有女士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他极其健谈，是个话痨。布塔善讲荤故事，征服了这些听众，让她们很是着迷。他说起脏话来极为自然，好像说脏话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等到他感到厌倦，不想有人做伴了，就简单来一句：“现在都给我滚吧。”如果他不喜欢哪个人，就用旁遮普语骂其为狗杂种。其实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是男女欢好后的产物。每天傍晚他都开车到印度国际中心，在那里待上个把小时，品一品咖啡，然后从东门进入罗迪公园。他也是先在公园里走上几圈，然后再来与另外二人汇合，坐在面朝大圆顶的长凳上。
要说这三个人是如何组成“日落俱乐部”的，那就话长了。沙玛和布塔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待过，那时他俩就认识了。碰巧二人又同时派驻伦敦，然后是巴黎。回到德里后，每天晚上他俩都在罗迪公园碰上。沙玛很喜欢与重要人物交往，布塔则醉心于树木和飞鸟。贝格最初既不认识沙玛，也不认识布塔。有很多年，他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也只是把他们当成陌生人看待。过了一段时期，他们遇到时开始举手示意，表示认出了对方。再后来，他们发现不知不觉中大家坐在了同一条凳子上，于是便各自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三人便成了朋友，于是，“日落俱乐部”就此诞生。
2009年1月26日下午，罗迪公园里熙熙攘攘，人流远胜其他日子。公园里那些大片的草坪上，都四仰八叉地躺着一众男女。每一群人周围都是一堆废纸盘和废纸杯，还有一些流浪狗摇着尾巴，乞求能吃上点儿残羹剩炙。
“日落俱乐部”三位成员一个接一个来到了，先后在老人凳上就座。每个人都轮流伸出双手，掌心摊开，好像在推什么东西似的。这是所有印度人都会做的动作，意在询问是不是一切都没问题。在他们用各自的语言说了问候语以后，沙玛先用锡克语又用英语答道：“上帝慈悲为怀。”贝格则先用乌尔都语再用英语说：“真主应该受到称赞。”布塔先用旁遮普语又用英语说：“生命不息。”然后贝格用旁遮普语开启了话头：“庆祝独立日！”沙玛则用乌尔都语再说了一遍：“庆祝独立日！”布塔用尖酸的口吻打击他们：“有什么好庆祝的？我们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谋杀，屠杀，强奸，贪污，还有抢劫，前所未见。我们真是丢脸。”
贝格转移了话题：“你们看了电视上播放的庆祝游行没有？我每年都不会错过。”
“我也是，”沙玛说道，“场面真是盛大，让人觉得做一个印度人真自豪。”
“每年都是一模一样，把多少千万的卢比都倒进了亚穆纳河。”布塔怒骂道。
“并不是每年都一模一样，”贝格抗议道，“今年我们的总理第一次没能出席这种场面，因为他做了心脏手术，还待在医院里。今年哈萨克斯坦总统成为我们的贵宾，这可也是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