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37年，南京政府出于多方考虑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之后，郭沫若的名字才重新在"抗日救亡"的历史名册上鲜活起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郭沫若同夏衍、阿英以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了《救亡日报》，并使其迅速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团结抗战的宣传工具。郭沫若出入前线，像在春天的细雨中漫步，全国各地马不停蹄地奔走，也只能使他的生命力更加膨胀。被国民党压迫得越紧，他的反抗情绪就越激亢，《屈原》、《橘颂》等话剧的诞生，使郭沫若的文学生命比光更炽热。困厄的环境反倒是郭沫若的助燃剂，就连抗战时期的这段腥风血雨，也能像玫瑰的香艳一般催生出他同于立群的婚姻。
郭沫若离开日本的时候，因为是机密行为，连告别的一吻都不曾赠予他的圣母。而今日，他又将迎娶另一个美丽的女人。"可是我自己的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Goldsmith（哥德斯密）还堕落，比Heine（海涅）还懊恼，比Baudelaire（波德莱尔）还颓废。""你说要人格公开，我几几乎莫有可以公开的人格。你说你是不良少年，我简直是个罪恶的精髓。""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这些都是郭沫若早年在致友人的信中所写到的陈白，朦胧中，他对自己的脾性并不是无知的。
当初，郭沫若和安娜的故事像孩子们的睡前故事中所一定会讲到的那样，他们经过各种考验达到了他们的目标，但是故事的美好氛围也在貌似结局实则开场的地方草草收尾，原来令人无比亢奋的灿烂目标，已经开始表现出沮丧失望的征兆。居住在左心房的欢乐的喊叫声太过刺耳，吵醒了正在右心房酣眠的痛苦，痛苦转而开始嚎啕大哭，且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抵制家庭的包办婚姻，安娜被家族除籍。由于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日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安娜作为中国左翼文化界名人的妻子遭到日本人的歧视和特务机关的长期"关照"，而当新家庭建立起来之后，安娜彻底成为郭沫若生活的局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