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胡适像根极敏感的体温计,插在当时正生着大病的中国的腋窝下。任何一点社会精神温度的变化,都像一道强力刺激的电流穿过胡适的神经,让他不可遏制地大声报道痛苦的结果。
1922年5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写道:"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
不久,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举国狂喜,人们自信满满地认为已经将封建压迫势力像耗子一样地拎在了手上。而胡适却蹦出来大声斥责冯玉祥是"东方的野蛮"。胡适看透溥仪虽被叫做"皇上",但他连一个普通人应有的"人权"都没有,"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
胡适这个与封建顽固势力水火不能相容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用他一个文人的良知和勇气,同情溥仪这个时代难产生下的苦难儿。
在那次会见溥仪的事件中,鲁迅对胡适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攻击性,可是胡适却并没有用激烈的言辞和行动反攻,永远是一副和气伙计的好脾气。当鲁迅过世后,许广平为出版《鲁迅全集》而四处奔走无门时,是胡适帮了她的忙,对鲁迅过去的责难,胡适的脑子里早已没地方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