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对优越的生活环境并不留恋，全国文代会开过后，她想立即回东北，下到工厂写工人。在此之前，毛泽东问丁玲想不想做官，丁玲明确告诉主席，她的理想是创作。但就在会议期间，曾经在上海左联、陕北共过事的周扬找到她，诚恳挽留丁玲留下来一起工作。经过周扬反复做工作，以及胡乔木的劝说，丁玲决定留在北京，尽管到这时，她仍然不喜欢做行政工作，脑子里还想着她的创作。
1951年春天，丁玲一家从东总布胡同搬至多福巷16号。
这是一处古香古色的四合院，在这座文联宿舍的小院里，曾先后住过马烽、康濯、邢野、陈淼等。丁玲的书房在北屋靠西的一间房子里，另两间是她的会客厅。西厢房是丁玲和丈夫陈明的卧室，其它房子住着她的孩子和服务人员。
丁玲在建国伊始，受到了国家的格外器重。
1949年7月，丁玲当选全国文联常委，中国文联第一副主席。
1950年后，任全国文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1951年春，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1953年，当选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会第二副主席。她还兼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
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政治、文化舞台上，丁玲艳丽得像一抹鹤顶红。
就在丁玲在中国的文化事业上开放的花期将近饱和之时，满眼万山红遍的她怎么也看不到，一张黑网已经埋伏在她的头顶，自己命运里的好牌将被抽光用尽。
1955年12月15日，在继文艺界打倒胡风后，中央批发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告。
让丁玲想不到的是，给她这个小女子扣上大帽子的是她的战友加老乡--周扬。
建国初期，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胡风反革命案"外，丁玲是最早受到冲击的人。作为女性来讲，她恐怕是建国以来最早被打倒的人。
丁玲在1955年蒙冤后，不断的向党申诉，她的《辨正书》印发后，许多文艺界的人认为"丁玲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宣部在这时成立了以张际春为组长的调查小组，重新调查丁玲的问题。
